随着附近一个个小广场被跳舞的大妈占领，并且从自娱自乐，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规模、有力量的团体行为时，一种地球就要被接管的感觉油然而生。还有，最大的恐惧在于，那会是20年后的自己吗？于是我像疯了一样发邮件和短信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问，你们那里的大妈在做什么？

东京的朋友回答：“这里的老太太不太锻炼身体，她们做家务，插花、喝茶。”

首尔的朋友回答：“首尔的老太太每周都会去爬山，三两朋友一起。”

赫尔辛基的朋友说：“夏天慢跑、游泳或者去森林摘莓果，冬天滑雪。不过，赫尔辛基是特例，这里走几步就到森林了。”

旧金山的朋友说：“我妈妈隔天去俱乐部做瑜伽，在路上我经常看见老太太们慢跑、遛狗。不过，我在唐人街有一次也看到过广场舞。你知道的，这里是旧金山……”

为什么要跳广场舞？

广场舞威力无边这事儿我领教过。去年陪妈妈回老家小县城祭祖，住在县城最中心的宾馆，楼下就是县城最大的广场。到晚上7点，高音喇叭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大妈们悉数登场。在双层玻璃隔着的房间里坐着的我，终究还是坐不住了，刺耳的音乐声逼得人无处可逃。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理解那些在噪音维权事件中“鸣枪”、“放藏獒”、“泼粪”、“买大音箱对轰”人的心情，忍无可忍啊！

豆瓣上有个神贴，如果你问1万个大妈“为什么要跳广场舞”，她们会有1万种回答。其中最传神的一句是“只要我的广场舞步足够快，我就可以把寂寞甩在身后，孤独永远追不上我。”

跳广场舞既锻炼了身体，还顺带社交，大妈们一天辛苦家务之后，就靠这个时间一起蹦跶蹦跶，缓解心中的孤独了。跳完之后再聊聊自己家媳妇、别人家孙子、外地房价，不亦乐乎。中国没有咖啡馆文化，那还远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茶馆的高额费用又是给谈生意避耳目的人准备的，显然也不适合大妈们。

跳广场舞的老人家通常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生人。这代人，经历了建国初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60多年的日子，她们经历了太多社会的变迁，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不相信什么，最相信的是大家在一起。她们肯定没看过《乌合之众》，但是却深刻贯彻其精髓。她们已经退休，退休工资无法负担高额的健身费用，这样的广场舞正好符合了她们需要运动，强身健体，还不用花钱的诉求。

老年是这个时代最弱势的群体。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电影、电视、音乐、小说等，都是针对年轻受众的。在网络的帮助下，青年人的文化空间得以扩展，虚拟空间带来的极大丰富让青年人无暇顾及公共文化空间的匮乏，她们随手可得日本少女偶像组合AKB48，韩国的综艺节目Running Man，美国的最新剧集《暴君》。

她们边看视频边聊天，在娱乐中就完成了社交活动。资本逐利，谁没事会把目标群对准没有消费力，买个白菜都砍半天价的老年人呢？没有针对她们的其他文化产品，她们只能靠这些朗朗上口的广场舞曲来缓解对于文化娱乐的渴望了。

瑜伽、游泳都要花钱，慢跑、爬山又解决不了寂寞问题，家务咱一辈子做得够够的了，除了广场舞，全世界老太太的锻炼方法都不适合中国大妈。可话说回来了，她们就真的不担心扰民吗？

自古以来不重“私”的“公”“私”交锋

大妈们都是辛苦了一辈子的好人，我相信，没有一个是想故意伤害他人的。她们之所以不担心扰民，是因为她们并不认为噪音会侵犯他人的私人权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私”一向是得不到充分尊重的。

公私之辩，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的公私观成形于春秋战国时期，“崇公抑私”是先秦诸子普遍的价值追求。与“公”相比，“私”从来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把它的出现，视为政治的威胁，万恶之源。

儒家经典在谈到“公”与“私”时，孔子把“礼”作为社会价值观，主张“克己复礼”，以道德完善和自律来去“私”。孟子主张以义制利，二者不可兼得时“舍利而取义”。本来只是在道德领域提倡“礼”和“义”，被广泛推及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一来二去，就变成了纯靠自觉，没有规则。

道家对“私”的否定最为彻底，完全否定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正如老子所说：“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基本上则是完全抹杀个人权利，绝对服从统治者。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 “克己为公”，“崇公抑私”的主流观念，重义务，轻权利；重德治，轻法治；公私领域截然不分，公私两无的社会特征。在这样的观念下，任何对于自己合理权益的要求，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高尚和合理了。

当广场上响起熟悉的音乐，全社区80%的大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正确的事情。梁启超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中国人不缺私德，缺的是公德，特别表现在群居时对他人和个体的不尊重。当广场上的大妈们是我们的妈妈、婆婆这些个体的时候，她们和蔼可亲，勤劳善良，当她们聚集在一起，就忘记了他人的存在，满腔誓死捍卫广场舞权益的决心。

西方经典理论把“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当做一个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观点提出来，国家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机构，社会是民间和私人空间，而公共领域是介于两者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广场、沙龙、咖啡馆，以至于后来的报刊，都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存在的重要意义是自由参与，但是我们总是记住了这一点，忘记了前提，那就是不能侵犯私人领域。广场是公共文化空间，大妈们有使用和参与的权利，但是噪音过大，就是对他人私人领域的侵犯了。

想要改变现状，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政府和开发商实现更多的公共空间和锻炼设施的承诺，但是也许更寄希望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能够引领更多文明锻炼和交往方式，毕竟，相比起我们40年代生的父母，这一代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条件更好，视野更开阔，更有对“私”的理解和尊重。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首尔到釜山的KTX高铁上，同行的旅伴恰好手机响起，当她接听起来正准备讲话的时候，旁边立马过来一位工作人员，示意让她出门到两节车厢中间去接听。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几乎是所有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我们之所以热爱文明社会，是因为身处其中，个体是舒适的，而这种稳定的舒适，带给人的就是所谓的安全感。

把我们这个社会最著名的文明使者——岳父韩寒那句话，送给看起来将要统治世界的广场舞者，也送给终将变成大妈们的你我她，为了让我们统治世界的样子少点儿蓬勃，多点儿优雅，请跟我一起默念——“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

【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来自《商业价值》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