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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当我在代工厂流水线工作时，我在想什么）

OEM代工处于制造业微笑曲线最底端，近10年以来，国内土地、资源、环境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锐减，更让不少代工厂本已不妙的境况雪上加霜，“往哪里走，怎么走”慢慢成为摆在他们面前严峻的问题。在深圳，这座制造业发达的城市，不断有工厂内迁或倒闭的消息传出，但也不乏传统工厂通过各种方式转型获得新生的案例。

钛媒体影像《在线》探访深圳一家OEM代工厂，试图在这些宏大的背景下，认识工厂流水线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与工厂的关系是如何改变的，他们仍然只是这个制造大国中的一颗颗螺丝吗？

2017年10月23日，深圳中运泰科技工业园，创美佳智能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这是一家有13年历史的OEM代工厂，目前有200多名员工，专门代工各类智能硬件和电子产品。

流水线上200多名工人以90后为主，也有16、17岁的几名00后。工厂采取22天8小时制，底薪2130元每月，加班费另算（周一到周五18.36元每小时，周末24.48元每小时），技术工种如焊锡员、QC测试、全能员等可以领到200元左右岗位津贴，按照订单量不同，工人每月拿到的工资在3000元到6000元不等。

10月23日早上07:35，工人张文根大步跑向车间，他的嘴里还包着没下咽的早餐。从宿舍到工厂车间3分钟路程， 张文根想赶在工友们在考勤机前排起长队前到达，他是自己那条线上的第一个工位，为了尽量不影响后面工友的操作，他每次都会比别人早一点就位。

张文根打卡进入车间后，门口还有一些工友在排队打卡，有人手里还提着没来得及吃的早餐。流水线上每天都有早会，考勤机每天早上7点51分断电，迟到的人要签卡，每人每个月有3次签卡机会，如果超过3次，每次迟到扣十块钱。

张文根今年19岁，来自河南，他到这间工厂半年时间。张文根13岁出门打工，这是他干过的第6份工作。张文根所在的生产线负责组装一款非常畅销的蓝牙收音机，几十个零部件从深圳各个加工厂送到这个车间，经过张文根和工友们组装完成，再发送到客户手里。

这款产品从散装部件到组装完成，要经过80多名工人的手，他们每个人工序都不一样，这要求每名工人步调协同，在同一个生产节拍内工作。通过这样人力密集的紧密配合，每天有2000多台产品在这条线上组装完成。

张文根的职责是为这款产品的外壳贴片。每天重复动作做多了，他偶尔会觉得的脑子空白，“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他会有意识地哼哼歌或者跟旁边工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来“提神”。手脑两用的时候，张文根说自己会想些“关于未来的事情”：将来媳妇儿是什么样的人，孩子叫什么，孙子叫什么，自己回老家创业做什么，过年回去能带点什么东西，能跟家里分享点什么事情……

张文根说，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是因为父亲去世，家里断了收入来源，他不想靠母亲打零工养活。“我一心想着，出来做事就不用花家里的钱，就出来了。”老师到他家劝他回去上学，他很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甩开了老师的手，独自走开了”。没有继续读书，张文根并不后悔：“因为打工的原因，我才改变的当初的生活。”

车间物料员钟鑫和张文根同样生于1998年，他来自湖北，2年前从职高汽修专业毕业，在一家汽修厂实习了一年，之后到深圳进入创美佳。“实习的时候是做焊锡，扛着40多斤的焊枪，一做就是12个小时，特别累。”钟鑫瘦小的个子承受不了那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怀着去外面闯荡的心情，他离开了汽修厂。他在这个车间负责配送生产线的物料，往来于车间和仓库之间，闲的时候他就在流水线上帮手组装产品。

22岁的焊锡工陈泽鑫来自广西，他15岁来到深圳打工，一直在流水线做事。“家里条件不好，还有弟弟妹妹要供，我也不太爱读书，就干脆出来打工挣钱了。”陈泽鑫的岗位属于技术工种，有两百块岗位补贴，焊锡这项技术他是自学的。陈泽鑫做过的产品从音箱、VR盒子、充电宝、手环、手表到机器人，涵盖了智能硬件的众多品类。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虽然天天做，但他说自己从没关心过手里的产品多少钱、在哪里卖、卖给谁，因为这些事情“离自己太遥远了”。

生产线上，工人在组装一款儿童教育用的平板电脑。“代工厂最忌讳的是依靠单一客户和单一产品订单。”一名负责人回忆，自己一位朋友曾经有一家规模更大的工厂，专为一家大客户做模拟机顶盒，做了几年，利润很可观，工厂没有觉察到风险，后来市场风向突变，网络机顶盒取代模拟机顶盒，工厂的客户一时没跟上市场，导致工厂也跟着倒闭了。但对流水线的工人来说，做不同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可以拿不一样的工价，因为他们的收入是按工时计算，而不是按产品价格或件数等。

OEM工厂所赚取的，就是工人代工费的差价。工厂向钛媒体《在线》展示的“组装工艺流程”显示，流水线上工人每道工序的每个动作，都被精确地卡到秒。在一条生产线上，产能的关键在于耗时多的瓶颈工位，“只有两个办法提高产能，要么在瓶颈工位增加工人，要么采用一些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时的机械工具。”一名负责人介绍，比如一个音箱的组装，后盖板紧螺丝的环节耗时较多，这个环节就影响到整体节拍，所以要么增加岗位人手，要么采用半自动化的螺丝机等工具，就能提高整条线的产能。

车间墙上张贴着“确保供货”的标语。处于制造业“微笑曲线”利润最低廉的位置上，这家工厂也想过做自主品牌研发来转型，但这对他们来说太难。“研发太烧钱，周期太长，工厂这么多员工要吃饭，耗不起。”一名负责人介绍，一般来说，一家代工厂如果设有研发部门，客户就不会轻易给订单，因为客户怕被Copy，“术业有专攻，制造业两端的利润高但我们拿不到，我们就一心做高质量代工，靠口碑累积优质客户。”这家工厂的客户不乏科大讯飞、猫王收音机等的明星企业。

除了午休，每天上下午工人还有10分钟中场休息时间。面对90后为主的工人群体，工厂的管理也更加柔化。“80后员工，组长急了骂他几句把他骂哭了，他也会含着眼泪继续做事，因为那时候工作不好找，大家的观念也不一样。现在90后00后的孩子，钱可能已经不是他最看重的了，他父母都还能打工挣钱，甚至有的人在工厂拿工资，每个月还要父母补贴，所以如果他觉得不爽了，可能就直接辞工，甚至工钱都不要就走人了。”一名从业20多年的管理人员对人的变化有深刻感受，现在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要在深圳的流水线找份工作并不难，“工厂都在往内地迁，深圳的工厂越来越不好招人了”。

中午下班，工人们排队接受安检走出车间。在这些代工厂，工人流动性非常大，年初员工花名册上有200号人，到年底看花名册，那200号人可能全部更新了，做几个月就走这种现象很普遍，哪个工厂订单多加班多，工人就去哪里，因为他们主要靠加班挣钱。遇到淡季，工厂会接一些利润偏低的订单，以确保工人每天有活干：有活干，工人才不会那么快流走，只要工人在，工厂才能在优质订单到来时确保产能。这里找工作，以朋友老乡介绍居多，在这间工厂，老员工如果介绍新人进厂做满3个月以上，会得到一笔介绍费（男孩300元，女孩500元）。

中午张文根在园区一家快餐店匆匆吃了个午餐，这里吃一顿快餐大约10元到15元。张文根说，自己最多的开销就是每个月1000多的伙食费。9月份他加班多，基本没休息，可以拿到六千块钱工资，这个数字让他很兴奋，这是他到深圳几个月拿得最多的一次，“每次工钱打到账上那一刻最刺激，让我有一种选择权，我可以支配这笔钱。”除了留点生活费，张文根会把其余的都打回家给妈妈。

吃完饭，午休还剩半个多小时，张文根回到宿舍，抓紧时间躺下小睡了一会儿。工人住在园区宿舍，除了水电费，不需要交其他费用。这间工厂里选择住在免费宿舍的人不到一半，其他人都在工业园附近的镇上租房，他们多为夫妻、情侣或结伴的老乡，租房是希望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物料员钟鑫（右）住在张文根隔壁宿舍。他有个小目标：闯荡三年，存5万块钱，然后回老家去搞养殖。“我家以前就是养羊的，我回去创业就不用父母拿启动资金，我老爸在工地修桥，年纪大了，我回去养羊他也可以回家，不用在外面打工了。”钟鑫距离自己的小目标还“有点距离”，所以自己除了吃饭，会尽量避免其他开销，“放假也不出去玩，就是在宿舍看看手机玩玩游戏，因为出去就要花钱，我得存钱。”

下午班10分钟中场休息，张文根趴在工作台眯了一会。打工6年，张文根在餐馆、工地都干过，也被黑中介坑过，他认为目前在工厂是最好的一份工作，因为这间工厂订单多，环境还不错，关键是发工资很准时，“工地上做事工资最高，但按年给，风险挺大”，张文根有过工地蹲守半个月找工头讨薪的经历。

下班铃声响起，生产线停止运转，200名工人走向车间出口。这一天，北京雾霾加重，智能口罩和空气净化器订单加量，这些工人里，有些人过1个小时后又要返回这里加班。

张文根、陈泽鑫、钟鑫三人走在工业园区。不管是“盖媳妇儿”还是创业搞养殖，他们各有各的目标。工厂的订单排到了年末，接下来他们会“一直很忙”，这是他们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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