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非洲时，我们会谈些什么？

我们当然会先谈到非洲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我们也会谈到非洲壮美的山川、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更常谈到的应该是非洲的贫穷落后、瘟疫疾病和冲突战争。凯文·卡特（Kevin Carter）的那张让人难以释怀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Sudan）只是这块大陆苦难深重的一个剪影；而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

我们是带着一种优越感与侥幸感来审视非洲的。当我们谈论起非洲时，我们经常会忘了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未来。似乎非洲一直躺在冷清荒凉的世界边缘，似乎这片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大陆注定与前卫的科技新潮流无缘。

然而，改变已悄然到来：开始崛起的非洲科技新生代正在源源不断地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两个创业者的故事

（1）卡利乌基（Peter Kariuki）和 SafeMotos

2010年，刚满18岁的“极客”卡利乌基从肯尼亚来到了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Kigali），他在这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城市公交系统设计一套自动售票系统。大屠杀后涅槃重生的基加利虽是非洲最整洁漂亮、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但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和非洲其他城市一样糟糕：上班族们宁愿去搭乘私人“摩的”（Motorcycle-taxi），也不愿选择狭小、拥挤且缓慢的公交车通勤。

事实上，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仅次于艾滋病和疟疾；而据卡利乌基从当地警局看到的统计数据，基加利80%左右的交通事故都与摩托车有关。

眼光敏锐的他很快就从中发现了商机，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才能为基加利提供安全、高效且廉价的、类似于 Uber 一样的“摩的”服务呢？后来，他借助风投资金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于2015年创立了 SafeMotos 公司，专注于提供优质的共享“摩的”服务。

到今天，SafeMotos是非洲第一家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家共享“摩的”公司，旗下现有400余位经过严格培训的“摩的”司机，一年大概可接80万单，根据公司提供的财报，其2017年的总收入有望达到110万美元。这个从肯尼亚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儿最近在接受《国际地理》杂志专访时表示：“我希望将基加利作为大本营，接下来再将SafeMotos 至少推广到十个周边城市去。”

（2）柏赛儿（Peris Bosire）和FarmDrive

FarmDrive 是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专门为非洲农民建立信用记录，以助其从银行申请小额贷款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立者柏赛儿和卡利乌基有着相似的背景，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偏远农村，同样相信技术可以改善现状、改变未来。

与卡利乌基不同，今年刚满25岁的柏赛儿创业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她的个人经验：自己的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民，却从未从银行贷过一分钱，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

在肯尼亚，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在从事着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活动，但每年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银行贷款流入到农民的手中。2015年5月份上线的 FarmDrive 现如今已基于其庞大的用户群，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数据库，现在肯尼亚的银行为了精准地定位潜在的客户群体，反过来需要向 FarmDrive 支付一定的信息使用费用。FarmDrive的目标受众远不止是肯尼亚农民，在其长期的愿景里，它试图为非洲乃至亚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提供贷款解决方案。

（二）知识经济和“草原硅谷”（Silicon Savanah）

在今天的非洲，以卡利乌基和柏赛儿为代表的科技新生代已然锋芒出露，他们正在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植根于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致力于用科技创新来改善他们的非洲同胞们的生活。

这一代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的快速成长受惠于非洲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和廉价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诸国不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为现在正在发生的变革、以及未来可能到来的变革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与环境。

卡利乌基的 SafeMotos 所在的卢旺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九四年的种族大屠杀过后，整个国家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2000年，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1957-）当选为卢旺达总统，在当选之初的施政纲领中，他提出要用20年的时间在卢旺达发展出知识型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如此眼光在当时不可不谓超前。500元卢郎（RWF）的背面，就印着四位非洲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图案，显示了卢旺达以知识立国的坚定决心。

在卡加梅的带领下，到了2010年，通信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主要的无线通信运营商有MTN,TIGO和AIRTEL三家，在他们良性的竞争与互动下，目前卢旺达的手机普及率已达42%，卢旺达还是非洲第一个用上4G网络的国家。除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外，卢旺达还大力发展教育。

2005年底起，卢旺达政府开始实行小学和初中免费教育，教育经费占政府总支出的16%左右；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卢旺达200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尚不足四千，而现在已达到九万人左右。近五年来，卢旺达的年均GDP增长达到了7%，曾多次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列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改革步伐最快的国家”。

卡利乌基和柏赛儿的祖国肯尼亚也同样雄心勃勃。受到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集群化效应的启发，肯尼亚政府于2008年批准立项、2013年开始动工在首都内罗毕附近建设“孔扎科技城”（Konza Technopolis），希图将这座城市打造成非洲第一座集科技企业、投资公司、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智慧之城”（Smart City），期待它能成为非洲的“草原硅谷”，预计整个工程的造价将达145亿美元左右。

“孔扎科技城”是肯尼亚国家长期发展规划“肯尼亚：2030年愿景”（Kenya Vision 2030）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一计划里，肯尼亚希望在2030年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繁荣而有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国家”。凭借着国内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肯尼亚近年来成为了东非最大的经济体，科技巨头们，如谷歌、微软、英特尔和 IBM 等，纷纷在内罗毕设立了办公室和研究所，科技发展大步前进，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肯尼亚2007年推出的名为“M-Pesa”的移动支付业务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应用。

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肯尼亚政府为世人描绘的宏伟蓝图，定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和本国创业者来到这里；而这里，也极有可能成为不断壮大着的非洲科技新生代的梦想绽放之地。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骨感。

非洲的科技发展确实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较高的人口增速和较大的人口数量，可以为壮大企业、发展科技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近乎完全没有开发的庞大市场。

又如，非洲总体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世界各洲中最年轻，这样就意味着非洲诸国吸收、学习新技术潮流的能力非常强，技术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负担和风险都相对较小。

实际上，非洲有志于发展的各国结合自身特点，效仿的对象正是中国和印度。肯尼亚前信息通信部常务秘书、现内罗毕大学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孔扎科技城”促成者之一的比特安格·恩德莫（Bitange Ndemo）的话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看看中国和印度是如何在电子市场上与人竞争的吧。

印度现在正在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的中心，它是如何做到的？就是靠众多的年轻劳动力做到的。还有那个大陆能做到这一点？非洲！”

我们在谈及新兴国家的技术发展时，常常会提到“后发优势”这个词，意即这些新兴国家能够充分吸收先进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最终实现迎头赶上、弯道超车。然而，这样的“后发优势”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没有“前提条件”的“后天优势”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这些前提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稳定的社会局势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等等。

目前的非洲对这些“前提条件”的占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到目前为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有六成人口仍未通电；即使是在通电地区，用电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非洲地区2014年人均用电量只有483度，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则是13000度。

用电情况尚且如此，更遑论电脑、手机这类产品的使用、乃至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种种科技创新了。倘若 SafeMotos 或 FarmDrive出现于一个仍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里的话，无论卡利乌基和柏赛儿有多好、多强烈的回馈社群、族群的意愿，恐怕也都无能无力了吧。

其次，整体教育水平的低下。其他方面的教育先姑且不谈，我们只看与电脑技术相关的教育部分。据 Webometrics （这个网站按照使用的数据流量来决定世界大学的排名）的统计，全球使用数据流量排名前一千名的大学中，非洲只占了8所，除了其中的一所在埃及外，剩下的七所全在南非。如此贫乏的教育资源，使得非洲的科技发展困难重重。

例如，卡利乌基曾谈及，SafeMotos创业初期在相对发展程度较好的卢旺达竟然招聘不到一个靠谱的程序员，不得不将业务外包给一个波兰团队。在如此的教育“鸿沟”下，即使非洲有意奋起直追，也只能因缺乏核心竞争力而在科技发展中处于技术和利润的下游——这就是非洲略显苦涩的现实。

再次，政治的独裁腐败，局势的动荡混乱以及政策的难以持续。姑且不论非洲大陆上众所周知的种族流血冲突、军事政变以及独裁者的作威作福，我们单从扶植科技发展的政策的持续性来说明非洲的困境。

还是以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为例，这个项目被认为是实现“肯尼亚2030愿景”最关键的一环，但是因新旧政府的轮换、土地产权纠纷、时不时爆出的政治受贿丑闻以及繁复的行政手续，“孔扎科技城”的建设现在进展十分迟缓。

连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上文提及的恩德莫（Bitange Ndemo）都摇头叹气道：“速度？那儿没有。”与孔扎的生气沉沉相比，倒是位于内罗毕的恩贡路（Ngong Rd.）倒更像是肯尼亚版本的“硅谷”。恩贡路汇聚着一大批科技行业的草根创业者，依托着当地著名的“iHub”社区，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本土科技企业，包括我们上文提及的由柏赛儿创立的 FarmDrive。

另外，非洲高速增长的人口也是一柄“双刃剑”。抛开那些天朝人民熟悉的“人多压力大”的论调，我们从一个更小的、却也与每一个非洲创业者息息相关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相信球迷们一定知道很多关于非洲球员的段子，最常见的莫过于所谓“一个球员养活全家几十口”云云。

玩笑归玩笑，现实确是如此。如前阿森纳球员、非洲前锋阿德巴约就对此苦不堪言，在接受法国So Foot 杂志采访时曾说：“我很多次想自杀，多年来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事情发展到这样让我觉得恶心。……你拼了命让家人脱离贫困，但他们依然和你作对。

他们打电话来，不是问你过得怎么样，而是伸手要钱。”又如，前阿森纳球员（怎么又是阿森纳）亚历山大·宋据说有27个兄弟姐妹需要他养活，拿着高薪的他却不得不靠队友的接济才能度日。类似的苦恼也同样地出现在非洲科技新生代的身上。

例如，FarmDrive 的柏赛儿在一次采访中伤心叹道：“家人现在和我分歧很大，他们都不理解我，一直追着问我，‘为什么不寄更多的钱回家？为什么不给兄弟姊妹们找份工作？’”在极重家庭观念的非洲，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本就在“先天条件不足”与外国商业资本的夹缝中挣扎着生存的非洲本土创业者们，所面临的压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卡利乌基在其 Linkedin的个人简介里，称自己是名黑客的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他说：“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应该只是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而应该创造出基于发展中国家本土经验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体系。

全世界都期待着非洲能更好，作为年轻的新一代，我愿扎根本土，成为改变这片土地未来的一员。”虽然仍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利条件，但也许，这样的全球视野和骨气，将帮助这批负重前行、挣扎着也勇敢逐梦的非洲科技新生代们穿过荆棘，最终抵达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