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脑极体

经过一周的博弈，“封杀华为事件”终于以IEEE（美国电气工程学会）的最新声明告一段落，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被允许参加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

对于这样的结局，中国学者和学术组织表示“见好就收”，纷纷与IEEE握手言和，表示“只要你改我们还是好朋友”。

故事至此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休止符了。但如此多的国际技术协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密集违背学术共识，难免让人心底泛起忧虑。

是时候来回答一个问题了，我们真的了解当今科学和学术研究界的局势吗？在未来可预期的博弈中，国际性技术协会想要“独善其身”又有哪些前提条件？

IEEE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全球百年共识的消解

有人说，特朗普的一纸禁令，与IEEE放弃中立封禁华为，彻底改变了历史。某种程度上看，并不夸张,因为IEEE挑战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底线——学术自由。

想搞明白全球科学家支持和声援华为背后的意义，恐怕我们需要把时间的钟摆推到80年前，看看IEEE究竟打破了什么？

1936年，英国学者Michael Polanyi（波兰尼）和 从Bukharin（布哈林）创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组织——科学自由协会，该协议认为科学应该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存在，其中，自由探究对于科学进步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同行评审和科学方法是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

在《The Contempt of Freedom》（自由的蔑视）一书中，波兰尼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学术自由的看法：

1. 只有当科学家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时，科学才能蓬勃发展；
2. 学术组织是独立学者自我协调并联合的结果，其中的任何个人都是没有预谋的；
3. 单一权力组织集团的任何企图都会消除学术组织的独立性，使学者们的合作陷入瘫痪。

Michael Polanyi（波兰尼）

这一理念很快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支持。1940年一份《学术自由与任期声明》，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和美国美院协会（AAC）等组织内获得了广泛认可。

该声明中，学者应该保有自由教授、交流思想的权利，而免于成为政治团体镇压、监禁、失业的目标。美国最高法院此后也不断强调，学术机构可以“根据学术理由”自行任命学者和制定标准。

随后数十年间，学术自由与自治，逐步成为全球主流国家的科研理念。

1988年英国的《教育改革法》，确立了学者们可以自由探讨学术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1987年菲律宾的宪法规定，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和同行审查的自主权；1997年，南非高等教育委员会更是直接发布报告，谴责国内政治压力和商业企业赞助的过度影响，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

可以说，人类社会历经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让学术自由、自治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才能建立起跨国学术组织，收获全球科研生态，前所未有地蓬勃起来。

以IEEE为例，据官网的最新数据显示，1963 年成立以来，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已经在全球160多个国家拥有43万多名会员，在15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其中会员数量最多的国家TOP5分别是美国、印度、中国、加拿大和日本。

也正是在众多国际顶级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加持下，IEEE才能斩获全球电子电气及计算机科学领域 30% 的文献份额。

从这个逻辑上看，无论是出于对学术普适价值观的维护，还是吸纳更多国际科研有生力量的潜在需求，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才应该是IEEE的首选。

事实上，包括IEEE在内的技术协会也都是这么做的，在获得明确的信息之后很快就解除禁令，恢复了大家以往熟悉的开放中立“人设”上。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IEEE事件释放出的那只名为“学术政治化”的怪兽，却正在为全球学术蒙上一层阴影。

英雄理想与残酷现实：学术自由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如果说“IEEE华为事件”只是偶然为之，抑或真如协会所说“出于法律隐患和保护会员”的目的，也不至于让学术圈数十年搭建起来的学术无国界“信用值”破产。

问题在于，当今学术交流与政治博弈，从来没有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划分出清晰的“楚河汉界”。

复盘“IEEE华为事件”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不难发现IEEE的禁令与解禁，都与政治因素有着莫大的关联：

1. 在第一份IEEE官方选择性发给部分刊物主编的邮件中明确提到了，“由于美国政府将华为加入了BIS清单”，未经政府批准，华为不能购买和获取美国的原产技术，因此做出了禁止华为员工参与审稿的决定；
2. 面对来自全球学术界的质疑声，IEEE主席的选择是与美国商务部展开对话，争取学术活动不受影响，在收到美国政府的最终答复前，IEEE会保持现状。
3. 直到收到美国商务部针对IEEE出版活动适用性的说明之后，IEEE才根据最新的消息真正放开了禁令。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15年前，IEEE也曾在美国财政部的禁运压力下，停止接收古巴、利比亚、苏丹等被禁国家研究人员的投稿。而当时的IEEE全球主席Michael Lightner，面对大众谴责时甩锅的姿势和现任主席乔斯·穆拉(José M. F. Moura)毫无区别——需要“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范围内运营”。

换注册地是不可能的，别问，问就是要“遵纪守法”。

公众期待的真正捍卫“学术自由”的协会形象幻灭了。很显然，将“学术自由”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准则与共识，虽然是无数学者的英雄梦想，但想要在残酷现实中坚持下去，却并不那么容易。

一方面，学术机构和组织很难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目前来看，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纷争的从属部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美国对伊朗发起的贸易制裁中，就包含了科研设备与技术交流的禁令。更甚者还会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转变成直接的掠夺和压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制定了《战时敌对国财产使用法案》，允许美国企业在战时采用敌对国的专利生产药物，这被看做是仿制药合法身份的雏形。

另一方面，形塑当下全球学术研究格局的技术协会体系，从一开始就很难保证技术交流的“绝对公平”。

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在内的新兴地区，本身就存在在学术协会和同行评议中相对弱势的问题。《全球同行评议现状报告》（Global State of Peer Review）调查发现，新兴地区的研究人员接收到的审稿邀请本来就相对成熟地区（美德意法等国）更少，就使得他们在了解最新研究趋势、洞悉期刊内容需求、与期刊编辑建立联系等学术交流的机会都随之减少。在一些行业学会探讨技术标准的场合，也更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领先的学术同行评议平台Publons联合创始人Andrew Preston就曾经公开表示过：同行审议的地区差异妨碍了非西方研究人员的发展，新兴地区研究人员代表性严重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IEEE赤裸裸地因政治问题干涉学术的情况下，不少中国科学家依然号召不要轻言退出，正如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所说，“（一旦退出）华人学者有话语权的地方不是多了而是变少了，不宜轻易把阵地拱手相让”。

经此一役，未来的学术科研到底会走向何方呢？

重建信任：国际学术研究将走向何方？

“学术政治化”的“靴子”轰然落地，直接导致不少人开始担忧全球学术交流与科技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前不久就有不少学者建议其他国家早点思考退路，以免在矛盾升级时更加被动。比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助理研究员刘知远就认为，以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因此未雨绸缪，出现双备份的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技术标准等等。

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陈怡然也建议，欧亚两洲完全可以发起一个自己的IEEE/ACM玩玩。

对此，我们的看法比较乐观，学术交流超越民族、国家和宗教的界限，走向自由、自治，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不会因任何政治矛盾而改变。

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

1.技术创新的全球化已成定局。

从技术发展的形式来看，不仅国家科研院所之间在技术创新上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日益加深，类似硅谷这样的全球研发中心地位日益突出，许多跨国公司也认识到技术对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战略联盟也日益繁荣。

以中国为例，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独立研发机构就有100多个，集中在信息通信、生物制药、精细化工等多个重要领域。

高校与科研机构联合研究也不胜枚举，比如惠普与北大合办的数字信号处理研究中心，华为与爱丁堡大学联合成立的数据实验室等。中国企业加入的国际性技术联盟也越来越多，华为就一直是IEEE的重要支持力量。而累计到2019年，中国大陆学者入选IEEE Fellow（该协会突出贡献者）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61人。

在这种背景下，隔绝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往来，等于主动放弃了技术盟友，恐怕只有政客们的脑回路能够想得出来。

2.智能技术的变革价值。

当然，对于一些自身较为强势的技术领域，选择政治制衡也许无可厚非。在人工智能这个撬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胜负手”，却没有人能够忽略中国这一关键角色。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云端大数据处理、智能传感器等等，正在深刻驱动着通讯电子产业向智能化迭代。

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领头雁”，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都排在世界第一，目前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40%以上均以中文发表。

同时，华人学者的AI学术影响力也迅速崛起，同行评议的审稿量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成熟地区，日渐成为行业顶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就发生过人工智能协会(AAAI)年度会议因为与春节时间冲突，而选择推迟一周举行的事情。

换句话说，今天人工智能技术世界里的很大一部分成果，都是中国学者与企业贡献的。拒绝与中国保持频繁的技术交流与沟通， 想要在这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持续保持竞争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特朗普禁令的高压之下，谷歌也选择了“反悔”，重新将华为手机列入了最新版本安卓系统的支持名单之中。

3.商业市场的全球化战略。

过去数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或企必须以全球统一市场为背景来配置生产资源，并完成销售与发展。这就使得当代科技企业的产业化分工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

因此，为了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各个国家也都纷纷放松了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来增强跨地区、跨国界的技术联盟。因为现实已经证明，如果不能有效地跟踪和把握相关领域的科学动态，很可能被排挤出世界市场。

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例，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大部分来自华为）是高通公司总收入的69%，英伟达的56%，美国思佳讯的85%。 而这种全球配置的知识产权采购模式，并不是因为华为没有关键技术（备胎计划了解一下），而是如任正非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搞自主创新，与其他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

全球半导体企业的大中华区收入占比

显然，对于大多数海外科技企业，以及华尔街、硅谷的投资人来说，都不会愿意让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司失去来自中国市场的信任，更不想遭受庞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全球产业链利益紧密融合的基础条件下，阻断企业参与技术联盟事务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三大因素叠加，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目前为止，尽管美国政客各种作妖，技术协会与相关企业还是最终用行动对华为等被禁企业表现出足够高的接纳与诚意。

IEEE封杀华为这场闹剧，与其说是学术文化的坍塌，不如说二者都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而这，也正是当下全球学术秩序重新梳理自身的内在动力。

过去，学术与政治、经济往往处于“相对”分离之中。伴随着中国科研力量在同级评审中的决定权越来越大，技术权势的转移、机构规则的重塑与角色的转变，都在让科技企业与学术界走得越来越近，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技术联盟实现输出，决定将何种创新标准传递给世界。某种程度上，科技企业决定了技术联盟与新兴产业的未来。

如何在学术政治化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重建新的学术秩序与信任，不但是IEEE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不同技术部落共同的难题。

而在协调与磋商的过程中，学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