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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点健闻，作者｜毛晓琼

“中国的法律在西安失灵了。”

7月初，在得知败诉的消息后，黑龙江黑河市嫩江县中医院院长董学斌在脑海里蹦出了这句话，“设备没到货，却要我们来还钱，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吗？”

这是2018年破灭的“远程视界医疗设备租赁事件”的余波。事件的三方，一方是号称引领了“中国医疗创新模式”的北京远程视界集团，它在事件中的角色一度光鲜亮丽，实则是融资租赁的撮合方和担保方；一方是一批融资租赁公司，它们是医疗设备的出资人、所有者和租赁方；一是作为医疗设备承租方的全国上千家县级公立医院。

2017年年末起，远程视界资金链断裂，引发连带效应，一度被视为三方共赢的创新医疗模式，宛如被戳穿的美丽泡沫，诉讼随之而来。涉及金额最大的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其中上百家县级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后者偿付设备租赁款。

今年7月，西安中院就其中一批诉讼案件下达判决书：判令嫩江县中医院等一批医院，向宝信租赁缴交租金。

判决结果公布后，100多家涉事医院中的60多个院长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到西安。很多人都是老相识，这次相见，更有种患难之交的感受。过去两年，面对事件的压力，他们无一不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有的人因此瘦了30多斤。而此刻，他们正聚在董学斌的房间里商议对策。

“有人说上诉，有人说要找媒体，还有人说要求助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法庭。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但同一个声音是，我们要维权！”董学斌突然提高了调门。

诉讼案的原委，说简单也并不简单。一切还得从2017年说起。

从天而降的“大好事”

2017年5月，位于东北边陲的嫩江县中医院，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自称是远程视界的工作人员，公司年收入60亿元，是业内公认的行业独角兽。随后，这两人向院长董学斌介绍了一种全新的“医疗合作模式”：

远程视界愿意帮助医院建立先进的医疗项目，并提供相应的医疗设备。医院只需提供场地，勾选需要开设的医疗项目，远程视界就能把涉及这些医疗项目的、价值成百上千万元的医疗设备免费送到医院来。非但如此，远程视界还能安排北京、上海等地著名医院的专家、医生亲自到医院出诊、教学、手术。

作为交换，医院只需每月从新设医疗项目的收入中拿出25%用来偿还设备款，25%支付专家费，25%支付运营费用，总计75%。三到五年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就能归医院所有。

将信将疑之下，董学斌派出了医院副院长、工会主席、科室主任一行到远程视界的样板医院——广东徐闻县第二人民医院实地考察。一周后，部下们带回的反馈结果是：对方所言非虚，新模式值得一试。

于是，在医院多次开会商议后，根据当地患者的切实需要，董学斌定下了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脑卒中项目，一个是耳鼻喉科项目。其中脑卒中项目所需的核磁共振设备，价值3000万元；耳鼻喉科项目涉及的设备费用也达800多万元。

2017年6月，项目正式签约。签约过程中，出现了两张陌生面孔。经远程视界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宝信租赁的人，也是这两套设备真正的所有人和租赁方；而远程视界的角色是担保人，也就是当医院的收入分成不足以覆盖每月的设备还款时，将由远程视界来补足。

三方签约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插曲。首先是整份合同有100多页，在对方的催促下，医院方根本没有时间细看。其次是在这100多页的合同中，董学斌发现了一份“设备收货确认单”，而当时，医院连设备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

“远程视野的人就反复跟我强调，这个是租赁公司的规矩，如果不签这个确认单，合作就继续不下去。另外他还让我不要担心，在设备进场产生收益前，都由他们来还款，和医院没有关系。”董学斌回忆说。

被远程视界巨大的光环所惑，董学斌接连签下了上述两套设备的租赁合同。起初，情况也确实和想象中一样。因为设备未到，远程视界按照约定，每个月给医院账户打来152万元，医院再付给宝信租赁。与此同时，因为设备没到货，承诺中的北京、上海的专家自然也不曾出现过。

直到2017年10月，医院没有等到远程视界的打款，却等来了宝信租赁的催款通知。医院立马找到了远程视界，对方回复正准备上市，资金被冻结，让医院自己想办法。2018年初，远程视界正式对外宣告，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再帮助医院兜底。

在这个过程中，医院从来没收到过任何医疗设备，却收到了宝信租赁的一纸起诉书。

游戏如此开场

嫩江县中医院的遭遇不是孤例。2017年底，在远程视界资金链接连断裂后，同类事件在全国上千家县级公立医院轮番上演。单从宝信租赁这一家公司来说，与其签署合同的医院至少有85家，仅1家设备到齐，8家收到部分设备，其余医院从未见过设备的踪影。

为什么一家创业公司能够“玩得转”上千家医院的院长？

北京远程视界集团成立于2013年，创始人韩春善医药销售出身，担任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特邀理事、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副会长等职务。设立后，远程视界先后两轮融资：2015年1月获2亿元的A轮融资；2016年6月获8.8亿元的B轮融资。

远程视界的商业模式，一度被视为医疗模式创新的典范：它既不生产设备，也不投入资金，而是作为中间商，撮合基层医院和融资租赁公司签订三方合同。

在这种模式下，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出资方，委托远程视界采购医疗设备，后者再发货给医院；医院按照医疗项目产生的收益，分成给远程视界和融资租赁公司。如果项目经营所得不足以支付设备租金，则远程视界予以担保垫付。

三方协议中，约定的医疗设备价格，往往大幅高于市场价格。“一套核磁共振设备，市场价1500万元左右，协议中的价格则是3000万元。”董学斌告诉八点健闻。

个中缘由并不难理解：租赁公司委托远程视界大批采购设备，实际成交价显然还要低于市场价。而三方租赁协议中的明显虚高的设备标价，是承租方医院未来分期付款价的基础。协议价和市场价之间的约一倍的价差，正是租赁公司、远程视界的收益和利润的来源。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协议。医院无需付一分钱就拿到设备，开设以往无力开设的医疗收费项目，代价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以两倍的价格，分期偿付设备价款。有些医院被两倍的设备价差吓退，退出“游戏”，但很多医院却被初期“零成本”的条件诱惑，走上了签约台。

这个游戏能够玩得转的前提，是承租了设备的医院，能够从相应开设的医疗项目中挣钱。项目挣钱，每月才能有现金收入，才能向租赁公司按月支付租金。如果项目不挣钱，或者挣的钱不够付租金，怎么办？远程视界反复向院长们承诺，他们会兜底——毕竟远程视界是三方协议中的担保方嘛！

正是在这一承诺下，董学斌签署了三方协议。据董学斌说，黑龙江总共有7家医院和远程视界签了合同，集中在2017年下半年。事实上，那个时候，远程视界的资金链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几家医院签的合同数额都很大。董学斌曾经委托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做过一个调查，数据显示远程视界在2017年下半年的融资率突然升高，“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恶意地进行资本圈钱”。

“跑不快会被落下，跑得快会有风险”

当初，大批院长们为什么会选择相信远程视界？

这家公司的光环实在绚丽。

公司的宣传资料显示，仅仅在创立一年后，远程视界就实现了盈利。创立三年后，也即2016年，公司号称年收入达到60亿元，净利润6亿元。2017年4月，远程视界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信用管理中心等机构评为“行业十大信用品牌”。同年5月，创始人韩春善被中国商业创新大会授予“中国品牌建设优秀人物”。同年6月，公司在中国医生集团大会上荣获“2017中国医疗创新团队奖”。

也是在业务狂飙突进的2017年前后，市场相继传来两家上司意欲资产收购远程视界的消息。上市光环罩身，舆论宣传鲜花着锦，远程视界加速了圈地，把大批医院拉进三方租赁协议之中。

即便是在资金停转的2017年9月，有中央级媒体还对远程视界做了整版报道，认为其“科学地运用了医联体的优势，为我国逐渐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看病难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案”。

2017年底，韩春善曾向媒体透露，集团的钱已经全部用在了替医院垫资上，租金垫了38亿元，保证金垫了10亿元。这也成了后来远程视界向外界解释“资金链断裂”的主要说辞。

一位在远程视界工作多年的员工回忆说，公司最初靠做眼科示范项目起家，这也是公司取名“远程视界”的由来。早期模式正是三方协议式的融资租赁：一方面，公司向一批医院推销眼科项目，提供诊疗设备，并承诺为其提供租金垫付和租赁担保；另一方面，公司再找一批融资租赁公司，向它们展示已有大批医院愿意设立眼科项目，因而有巨大的设备租赁需求，以此说服融资租赁公司投资，并委托其采购眼科设备。

当初，远程视界的运营项目集中在眼科，规模扩张也不大，各方面都还兜得住。据说，2015年上半年公司收入才10亿元，但各项财务数据都很健康。

“一个眼科项目，设备总费用不过三五百万，签个三五年的租赁合同，一个月不到10万的租金，医院不存在还不上钱的问题。后来大家看到这个项目好，三方都放松了警惕。2015年下半年开始，项目种类迅速扩大，采购的设备动辄上千万，几十家几十家医院的签约，资金链的问题就爆发出来了。”上述员工说。

2018年，在远程视界覆灭以后，韩春善曾在一次专访中表露过类似的心迹。他的原话这么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跑快可能就被落下；要跑快，就有风险，所以这个分寸确实不好把握。”

融资租赁模式仍有广大市场

如今，远程视界的个案失败早已盖棺定论，但其背后的融资租赁模式是否有其合理性？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中国数量众多的县级医院普遍面临发展瓶颈，对医疗设备融资租赁的需求巨大，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有序地满足市场需求。

涉事其中的董学斌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多年来，因为地方财政偏弱，仅能供养退休人员，嫩江县中医院向来自负盈亏。上世纪80年代，医院因为入不敷出，曾濒临倒闭，后经两代人的努力得以起死回生。截至今日，全院425名员工，年均接诊人次12万，年收入刚够1亿元。

作为院长，如何让医院发展壮大是摆在董学斌案头的首要课题。理论上，对于一家医院来说，有足够多的病人，足够好的医生，和足够先进的设备，想不发展都难。但事实上，董学斌面临的，却是比这复杂一百倍的局面。

首先，在国家三级分诊的体系里，县二甲医院的地位非常尴尬。上面有省市级三甲医院做流量中枢，下面沉到社区和乡镇医院。对于中间的二甲医院来说，随着改革越深入，患者反而越少，很多地方的二甲医院已经变成一片荒漠，破产或事实破产的也不在少数。一位业内学者更是犀利点评，“二级医院的问题在于高不成低不就，业务量萎缩，技术能力也跟着萎缩。”

而当这些二甲医院意识到问题所在，急于提升医疗能力时，它们又会发现自己早就被戴上了政策的紧箍咒——尽管这看起来更像是针对三甲医院。根据2015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32号文），公立医院禁止举债新建医院或举债新购置大型医用设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程视界向它们抛出了橄榄枝。

“如果他们真的能按照说好的模式去做，当然是好的。”董学斌复盘道，“但一定不能一下子签1000多家医院，不然它哪来那么多的资金、那么多的专家医生铺到那么多地方去。如果说一个省搞一家做试点，那完全可以，专家也够。”

一位长期从事医疗卫生政策研究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他更愿意把“远程模式”看作是个体失败，“这个商业模式并不是完全走不通，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医院机构参与进去了。医院的有些专科，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引进设备，并吸引外部的专家名医帮助指导。这既能够促使患者留在基层看病，也能帮助医院提升能力，增加收入。”

“但不是所有的专科都可以套用这个玩法，特别是像心血管、肿瘤、脑血管这些专科，需要医院全方位能力的提升。这是医学规律，不会被商业模式左右。”上述专家强调。

然而无论如何，董学斌和大批院长们当前仍面临棘手的困局：案子败诉得实在冤枉，项目没设立，设备没看到，却因为当初轻信了远程视界的承诺，就不明不白地在协议上签了字。

他们还要继续艰难地为自己寻求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