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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在国内正迎来黄金时代。

近两年，小成本电影《看不见的客人》《调音师》《何以为家》等开始靠评分在国内完成票房逆袭，而剧情不足的好莱坞影片、大制作烂片在市场上屡遭遇滑铁卢，中国电影受众已逐渐走向成熟——重视口碑、审美多元化，这也为独立电影生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第十三届First电影展已闭幕一周有余，钛媒体与两位参加训练营的初出茅庐的导演，和一位入围影展竞赛单元最佳长篇的导演进行了深度交流。

在聊到独立电影面对市场该如何保持自觉意识时，他们表现得不卑不亢；这群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导演们，在对比国内外独立电影的发展现状时，一致认为国内的独立电影，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学会尊重市场

上世纪末，第六代导演开始崭露头角，以娄烨、王小帅为代表的青年电影人，从宏大和集体叙事的风格中走出，开始聚焦于小人物和乡野边陲，关注当代人的精神求索，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刻画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与人生百态。

自此，在传统的商业公司投资的大制作电影之外，兴起了一批不可忽视的小众电影人，他们的电影或常年巡回于电影资料馆、独立电影展，抑或从海外电影节的奖项开始为人所熟知。很多时候，他们也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代“独立电影人”。

资本的介入程度和导演个人表达的话语权，一直被认为是衡量电影“独立性”的尺度；而是否要在受众的观影品位、审美能力面前委曲求全，也是内容相对晦涩的独立电影绕不开的市场议题。

在第一代独立电影人的观点中，资本与自由表达之间，似乎有着水火不容的关系。

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评委之一、著名导演刁亦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许多年前，他认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之后再无理想，因为他眼中的“理想”，是排斥商业的；而如今，他也不再认为两者不能并存。

现在的年轻导演们，从离开象牙塔不过一年光景的训练营导演张志威和源根，到涉足电影市场已有几个年头的年轻导演汪崎，钛媒体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共同的特质：依然在创作时以坚持自己的意图为航行之舵，但在理想与现实面前，他们更懂得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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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个人化表达何者先行”，是年轻导演们首先需面对的议题。

不过，在年轻一代的独立导演身上，钛媒体发现，独立不再被假以“神圣不可侵”之名。在“纯净”的电影和商业气质浓厚的电影之间，导演们不再对后者嗤之以鼻。“超级英雄电影也越来越走心了，我主要想做独立电影，但是我不排斥商业，而且我其实很希望这一生能够去做一个漫威那样的超级英雄电影。”源根这样谈自己的电影理想。

独立和超英，可以不再是两条平行线。

当超级英雄注重叙事，不但可以为独立电影带来资金上的反哺，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打动人心，还可以进一步为导演打造品牌。李安为了给自己的独立电影事业开辟康庄大道，也接拍了《绿巨人浩克》，通过收获高票房，获得了和投资人去谈下一部文艺片的更高筹码。

训练营师生结业典礼现场

生于日本、留英学电影的海归派导演汪崎，他的作品《离秋》已经拿到了龙标。作品《离秋》讲述的是华裔日籍小男孩一家三口、和小男孩的爷爷四个人之间发生的关于华侨生存状态、家庭矛盾等相关内容。这些电影中的角色之下蕴藏的也是导演的表达，也符合商业性与导演想传递的社会镜像一致性的特质。

汪崎的电影原本更尖锐地突显了一些社会变革下华侨归国与否的抉择问题，在制片人与投资方的建议下，汪崎选择了更冷峻的呈现方式：“如果不做出改变，我想要表达的内容，首先都无法传递给大众。”

当投资方已经与导演达成协议、电影的团队不断壮大时，导演不可能再100%拥有影片的驾驭权。导演致力于呈现社会现实，投资人致力于降低投资风险，在不同的目标面前，势必会遇到分歧。

在分歧面前，年轻导演们选择的是保留自己的核心意图，但会愿意根据市场对影片内容作出调整。

获得最佳演员奖的作品——《离秋》海报

在寻求商业化变现的路径时，为了不使自己的观点有失偏颇，以懂行的制片人弥补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不失为一种选择。比如，找女性制片人为妇女题材担纲，可以在遵从内心想法的同时，更好地去尊重题材所面对的人群。

“文艺片想打动人，没有商业策略也不行。”本届电影展“三高”电影养成记论坛（三高指的是高口碑、高荣誉、高收益率）上，淘票票总裁李捷也以此前远超阿里票房预期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为例，介绍了它商业成功背后的一些基因密码：

该片故事的内容发人深省，但主题很压抑，试映后观众反映其结尾过于悲伤。于是，影片就在正式上映前通过剪辑淡化了结尾的悲伤基调，国内版的海报也改成了孩子的笑脸，将影片融入了更多希望的元素。

当主旨不变、导演的主要意图大抵可以在电影中实现，很多时候，在影片的基调与内容细节呈现方式等方面，为市场做出些许改变，不失为个人化与商业化表达之间明智的处理方式。

国内独立电影比欧美有更多机会

除了市场与个人意图实现之间的抉择和博弈，导演们还不自主地和钛媒体谈起了国内外独立电影的培育体系与生存发展现状对比。

从教育领域学院对各个电影工种培养的专业人才缺失，到“导演中心制”而不是“制片人中心制”的创作模式，年轻导演们在评价中国电影的体系化程度时，都一致认为与欧美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受众和资金支持方面，有着海外留学背景、旅居国外多年的年轻导演们，都认为国内有着更多的机会。

电影《何以为家》海报

近两年来，小语种电影《何以为家》在国内一揽数亿票房，类型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反响，这在高中开始就在美国留学的源根看来，是美国独立电影难以企及的市场状态。

豆瓣评分9.1、成本只有400万美金、没有任何商业片基因的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在国内的票房达到了3.7亿人民币，而美国却只以165万美金（约合1155万人民币）收官；豆瓣8.3分的《调音师》，在中国晚于印度半年上映、网络资源已流出数月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3.2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与美国119万美金（约合830万人民币）的票房全然不在一个数量级。

这显示出了在美育教育提升的80后、90后和Z世代消费者成为文化消费中坚力量后，网络社交平台在口碑宣传方面起到了更广的媒介作用之后，国内市场对高口碑电影的高度认可。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从2017年至2019年，国内电影的口碑对票房的影响产生了巨大变化。

2017年上半年，我国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评分在8-8.4之间；2018年票房较高的电影则在8-8.4分和9-9.4分两个分数段；而2019年，国产电影的票房与口碑之间呈现显著线性关系，9-9.4分的电影中的最高票房在所有电影中夺魁，并且随着电影口碑的下降，票房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而美国院线市场，却鲜有小语种、文艺片和独立影片的立足之地。

在源根眼中，好莱坞占据了美国电影的过大市场，“尤其是我现在在的城市洛杉矶好莱坞那边，基本上我们学校就在好莱坞正中心，你去拦一辆出租车，那个人都可能正在写剧本、都想做导演，整个洛杉矶的人都是做电影的，竞争压力非常大。”

汪崎也和钛媒体聊到了一个细节：与他参加柏林电影节训练营的两三百位导演中，有一百多位，近半数都是美国导演。“他们告诉我，在美国，小导演的生存空间非常小，筹资、拍片，成本和市场，都缺乏机会。”

与此相似的还有英国。汪崎高中开始就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在他看来英国的长片独立电影至少100万英镑（约合900万人民币）才能成片，普通中产想要自己投资拍摄根本承担不起，融资的话机会也比较少。而国内的低成本长片电影，可以将成本控制到50、60万，房地产公司、快递公司的老板朋友，不图回报都可以把钱“捐”给他。

“我的英国同学有一次在facebook上跟我说，‘汪崎你最起码你还在拍，因为你在中国’。”

比起中国一年城市院线观影人次超过17亿（国家电影局2018年数据）的庞大市场，英国、日本等电影市场相对要小很多，高昂的“小成本影片”制作费用和有限的市场规模，都是制约本地独立电影发展的羁绊。

当然，国外也有不少利于独立电影发展的优势。

在电影节的奖项、基金之外的政策方面，源根提到了美国更多元化的鼓励方式：“像我们那边会有一些免税政策，如果苹果的员工给导演捐1000美元，他就可以把相应的赋税免掉。”

但是在理性的美国市场，刚入行的导演想要筹集资金，愿给钱的人并不多，存在僧多粥少的局面。“如果是众筹，多半拿到的都是一两百美金的数额；而中国人在众筹时却比较慷慨，有时会遇到愿意给上万元资金的老板。”

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好面子”，是汪崎与源根对于中国商人愿意小额施以援手的大体猜测。这种或许多少带有一点虚荣心的面子工程，却真正可解年轻导演的燃眉之急。在欧美与发达电影工业化体系下相对冷峻的投资关系面前，这一点“人情味”在独立电影导演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倒是有裨益的。

生存与等待

虽然国内的独立导演们相对国外有着很多优势，但生存永远是导演们需要自力更生的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著名电影人张献民曾在接受书评人、独立电影研究者许金晶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只拍非常“纯净”的独立电影，任何人都看不到影片中的商业价值，并且打算一直在独立电影之路上走下去；

第二种是选择独立电影为捷径的年轻人，在资源和作品尚未成熟前，通过独立电影获得关注，从而转向商业电影发展；

第三种是中产阶级的休闲，一年当中工作十一个月，用剩下的一个月来拍独立电影。

而钛媒体在源根、张志威和汪崎身上，更多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以独立电影为自己长期热爱的事业，或者说是生活方式，但在这之外，又赖以多种谋生方式生存，从而更好的反哺他们的独立电影理想。

“电影是我热爱的事业，但可以和其他事情并行不悖。”对汪崎来说，信仰显然不能没有经济为基石。

作为精通中、日、英三国语言的汪崎，每年在拍摄小成本电影之外，还先后做过中日展览交流的翻译、接拍广告、做景区导游，并且至今一直经营着一家日本电影设备租赁公司，少不了中日两边跑。按照他的话来说，除了需要坐办公室的、占据长期时间的，其他的都做过。

源根和张志威也在毕业后做剪辑、做副导演、接拍MV，在筹备长片的同时，手头还会并行3-4个短片项目，以此来对冲长周期影片的收益风险，同时为导演带来充足的现金流。

用一些相对不那么自主的任务性工作，来换取主航道——独立电影一定程度的财富自由，从而为自己拍摄的电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是当下独立电影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同时，这也是一种漫长的、考验耐力的生活常态，五年、十年的等待在他们前辈的身上司空见惯。

曾于2013年获得过First青年展短片评委会特别奖的文牧野，从拍摄第一部短片到《我不是药神》成为现象级高口碑高票房国产类型片，历经了八年。

忻钰坤在《心迷宫》斩获First电影展奖项并在国内上映前，与妻子北漂、当家庭煮夫、遭遇资金断裂，账户上一度不足万元。

《哪吒》的导演、80后的饺子，耗时3年拍摄制作影片，为达到预期的视觉效果，用国内60个动画团队、共1600余人参与制作。期间因资金不足，饺子独自承包了从剧本、人物设计、场景设计、三维设计等工作。在沉潜数年后，《哪吒》以破26亿元票房、豆瓣8.6分的口碑佳绩，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这也不算什么，我常常会说，李安也等了6年嘛。”张志威在采访的最后给钛媒体留下了这句话。

李安6年闲赋在家的经历是无数新人导演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就像黑夜中的一座遥远灯塔，给了无数人等下去的希望。

“我还年轻，我能等，毕竟李安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36了。”（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 | 陶淘，编辑 | 李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