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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无忌

复星的老总郭广昌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八七年的时候，还在复旦读哲学系的他曾经抱着社会研究的热情，从上海骑自行车一路北上调研，回来的路上第一次经过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那时候，闻名世界的青岛啤酒受制于产量，还是奇缺的紧俏产品，当地人都还需要凭票供应。算了算手头的钱，在吃饭和喝酒中，郭广昌犹豫了很久，最终饿了两顿，美美地喝了一回啤酒。

这顿酒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两年前，50多岁的郭老板还专门赶赴青岛，买下了朝日集团手里所有的啤酒股份，自那以后，复星集团成为了青岛啤酒的第二大股东。

相比于那个年代的其他人来说，郭广昌算得上是幸运的。统计报告显示，80年代中国啤酒年产量才刚过40万吨，不到今天的1/70。

在那场举办于1978年夏天的阿根廷世界杯上，遥远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是在中国队和冰啤酒的缺席下收看完的全程，在阿根廷队3：1击败荷兰夺冠的那一刻，人们对于啤酒的渴望也在悄然涌动于喉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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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啤酒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舶来品。

尽管世界公认的啤酒发明者是定居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但早在4000—5000年前，滔滔黄河的岸边，也曾短暂兴起过啤酒的热潮。

在中国的历史上，酒这个字眼，一般所代指的都是黄酒和白酒，而属于啤酒的称呼，则是“醴（lǐ）”。

《吕氏春秋》中曾经记载过这一品类发酵饮料：“醴（lǐ）者以蘖（niè）与黍（shǔ）相醴，不也麴（qū）也，浊而甜耳”，这里说的醴就是啤酒的雏形，而“蘖”则是麦芽的古称。

而关于啤酒这一饮料为何没能在中国兴盛，《天工开物》中也写的很透彻，“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蘖法亦亡”。

自元代蒸馏技术愈发纯熟以来，黄酒和白酒的纯度愈发成熟，饮用醇香的美酒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啤酒则因为寡淡清甜的口感，被人们转变的口味逐渐淘汰。

步入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殖民，啤酒作为先进西方的一种生活方式，又开始重新得到了流行。在此基础上，据说最先喝到啤酒的，还是在英国大使馆门口草坪上除草的工人，而第一次吃螃蟹的后果也不怎么理想，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讲述，大使夫人出于客气招待他们的这种饮料“色似马尿，味同汤药”。

后来，伴随着东北和胶州湾先后被列强侵占，俄国人的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和德国人的青岛啤酒厂随之得到了兴建，伴随着大量啤酒涌入内地，国内的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士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一古怪的西方味道。

民国著名文学家胡朴安在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就曾记载了这段“食必洋器，餐必西餐”的变迁：“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回顾遥远的过去，一部近代啤酒的历史所折射出的，是经济落后下文化的惨败，而对于当时国内的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食西餐、喝啤酒”等一系列西化行为的背后，并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衰落民族对于洋文化的谄媚，而是对于腐旧社会的痛心和摒弃，对于师夷长技救亡图存的信念。

02

作为农业大国，数千年来，酒的命运一直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酿酒需要粮食，需要贮酒的地窖，酒业兴盛的年代，往往意味着粮食丰产，百姓安居乐业。

这之中，啤酒因为饮用量庞大，对于粮食的耗费更是天文数字。普遍供应的啤酒背后所象征的，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轻工业水平和农业生产力。

这一点，从下面的一组数字中也可以窥见端倪。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的强盛，啤酒的生产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回顾历史，中国的啤酒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初期，1949-1966年，啤酒产量由1万吨逐步回升至12万吨；

第二阶段，稳步增长期，1970-1978年，啤酒产量由12万吨稳步上升至41万吨；

第三阶段，高速发展期，1979-1988年，啤酒产量由41万吨高速上升至652万吨；

第四阶段，稳定发展期，1989-2018年，啤酒产量由652万吨拔升至3831万吨；

四个阶段之中，郭广昌喝青岛啤酒的那段故事，就发生在第三阶段的高速发展期，伴随着1985年「啤酒专项工程」实施，中国建设银行出资8亿，地方自筹26亿，加上国家用以购买先进流水线的2000万美金，中国正式拉开了“本地自创”啤酒的阀门。

在那之前，如果说中国最具地方经济特色的货品是烟草，那么在此之后，这一头衔的所有者随即变成了啤酒。

烟草的扩散程度以省直辖市为级别，而星火燎原的啤酒厂家，则一直渗透到县城和村镇，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地方啤酒品牌的数量就达到了813家。

往后日子里主宰市场沉浮的乌苏啤酒和燕京啤酒，也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而伴随着地方啤酒的兴起，高税率加之对就业体系的拉动很快让其成为了地方政府依仗的财税大头，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本地啤酒保卫战。

为了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从90年代初期开始，大批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于外地啤酒的清场，繁多的“送酒证”、“啤酒售卖许可证”让不少外地“强龙”直捏冷汗，而在民间，对于外地啤酒经销商的威胁和暴力攻击也开始甚嚣尘上，一时之间，各地啤酒划地自治，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这一段历史所带来的后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得到了保障，但中国的啤酒品牌却因力量的分散而遭受了重创，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少外国名牌啤酒的入场，乌云开始在笼罩在中国啤酒业的头顶挥之不去。

眼看国产啤酒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一切都变成了虚惊一场。这些包括贝克、蓝带、喜力在内的多家啤酒品牌，都因为坚持欧洲正宗的啤酒工艺，不愿迎合国人的清淡口味而惨遭淘汰，本土啤酒随之幸运的存活了下来。

03

对躲过一劫的“土创”啤酒们来说，庆祝还显得太过遥远，面对未来，要想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国外品牌的平视，靠着各自为战的地域经济，无疑是行不通的。

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经历残酷淘汰和洗牌之后的“战国时代”。

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啤酒，华中地区的燕京啤酒，西南边陲的山城啤酒，西北地区的夺命乌苏，东南沿海的青岛啤酒，以及华润旗下的雪花啤酒，这些啤酒构成了新时代啤酒市场上的主旋律。

表面上看，啤酒品牌依然琳琅满目，然而背后，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收购、重组，牌桌上留下来的，都已经不是当初的孤军奋战。

以乌苏啤酒为例，这家啤酒厂借着2006年新疆国营啤酒厂经营不善之际，一举将其收购，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接连吞并了昌吉啤酒、喀什啤酒、霍城啤酒、天山啤酒、托峰啤酒等知名新疆本地品牌，俨然成为了雄踞西北的一方霸主。

其他啤酒巨擘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燕京啤酒吃下了千岛湖、珠江、金星等一众地方大牌，雪花拿下了安徽一省的啤酒品牌，还横扫南北，拿下了大连啤酒、蓝剑啤酒等一系列地头蛇，最终以猛龙过江之势，成为了牌桌上的一员。

无论如何，对于各方豪强来说，过往那个裂土称王的浪漫时代都已经结束了，然而纵观国内市场，啤酒品牌之间的竞争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愈发激烈。

各中原因，在于一大批局外势力的入场。

作为白酒行业的龙头兄弟，茅台和五粮液一向以营销活泛、善于跨界而著称，这一次，他们瞄准的就是霸业未成的中国啤酒市场。

伴随着茅台王子啤酒和五粮液啤酒的入场，各方势力也不甘寂寞，纷纷推出了自己品牌的啤酒，甚至于“狗不理”啤酒都开始日渐兴盛。

与此同时，国外品牌们在经历了第一轮的挫败之后，也开始积极调整战略，借助收购本土啤酒品牌，预备着反攻市场。

时至今日，中国啤酒的这一张牌桌虽然已经日趋平静，然而平静之下，暗潮依然在悄无声息的流动着，“战国时代”究竟是否会迎来统一局面，依然难以预测。

只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个物资紧缺、上街排队购买啤酒的时代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庞大的生产力之下，国内每年酿造的啤酒足以装满两个西湖。

另一方面，伴随着产能的逐步扩大，啤酒的价格也开始逐渐变得低廉，两顿饭换一顿酒也已经成为了过往的笑谈。

刚刚过去的那一个世界杯里，虽然小龙虾的价格居高不下，但国人依旧美美的享受了一回啤酒，而在那之外，属于1978年的诸多遗憾之中，或许只剩下这最后一个了：

什么时候，世界杯上才能再次见到中国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