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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人民不需要张浩

1992年，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同年，刚写完《荒原》、身处英国的好友艾略特发来评价说：

“那是对于当代历史里没有秩序、没有意义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全景的扫描及把握。”

一战过后，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爱尔兰，都在作为战胜国，享受着五光十色的大都会，与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但在两位文学家眼中，却都是一片“荒原”。

历史总是押韵，但从不重复。

我认为，艾略特对于《尤利西斯》的这个判断，同样可以放在今天炒鞋者的身上。亦即今天的炒鞋，也是当代历史中没有秩序、没有意义的一个缩影。

这半个月来，我翻阅了中国近30年的重大炒卖事件，发现每一个炒卖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或改革开放或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诱因。

不过仅有一点不同，原来的炒家都是中老年人，今天变成了年轻人。而今天年轻人的“担当”，可能会让结果甚至不只于此。

1、开放与疯狂的君子兰

1982年，改革开放虽还没有到来，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却早已在内部展开了讨论。这年1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了3条建议：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

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美国与日本的企业，纷纷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与之对应，这一年人们消费的商品，也迎来了一批形态上变化。

此前，传统的中国新婚“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1982年过后，则变成了“新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不过在这一年，中国最紧俏的商品，还不是松下的电视机，或是东芝的电冰箱，而是吉林长春的君子兰。

很难考证，这种造型高挑、气味淡雅的观赏植物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身价百倍。而这股疯狂的“君子兰风”，又为什么会发生在向来商品意识淡薄的东三省。

此前的长春，虽然向来有栽种君子兰的习惯，但从未有人视它有多珍贵。

据《激荡三十年》中的记载，疯狂是从街头巷尾里的小道消息开始的：

“据说，一个商贩养的君子兰被一个外商看中，出价一万美元买走；据说，一位港商要用一辆‘世界上公认的超豪华高级皇冠轿车’，来换一盆名叫‘凤冠’的君子兰，结果被主人郭凤仪——一家花卉公司的经理给当场拒绝了；据说，一个老头养了几株珍贵的君子兰品种，死活不让人看，但是某夜被人偷走，结果气得立马断气...”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制造、在更新、在发酵，甚至每一个都有名有姓，每一个有鼻子有眼，似乎都是真的。

与此同时，好逐热点的媒体也在推波助澜。连篇累牍的报道了君子兰好，品格高雅，花中君子，放在家里能清新空气，放在身边能有益健康。

如此下来，原本几块钱一盆的君子兰，一日一日的扶摇直上，到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

要知道在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四十元左右，如果养出一盆君子兰，倒手卖出成百上千元，无疑是发了大财。

在这样预期的推动下，君子兰疯了。

这一年，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物，成为了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

1982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了。到9月份，在长春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这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数字。

就这样，一种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地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直到1年后，长春市政府出台了《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试图为其降温。而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的名义做出规定，这是举国第一例。

《规定》中要求：

“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不得超过500元，小苗不得超过5元。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

但让长春政府想不到的是，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让君子兰的价格进一步上涨。

最甚之时，出现在了1984年10月。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并号召全体市民：

“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种君子兰，愧为长春人！”

至此，疯狂达到顶峰，却也迅速峰回路转。

由于投机过于剧烈，引发了种种社会动荡。最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单位，甚至动用了公款投资君子兰，成为疯狂最强劲的动力。

最终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长春市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

此规定一出，君子兰风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再无波澜。留下的，只是一地的花盆，与捧着花盆而又欲哭无泪的市民。

长春君子兰事件，在中国并非孤例。

1982年前后，江浙一带也曾爆发过五针松的炒卖事件；1990年，始于上海太原路邮票市场的邮票炒卖，亦持续了上十年的热度；2005年，中国田径队的前主教练马俊仁养藏獒参加世界比赛，一句“出口藏獒，我要为国家赚外汇”，又带来了近八年的藏獒热炒。

此后数十年的中国，种种炒卖事件的疯魔程度，都丝毫不逊色于君子兰，甚至还都远超于君子兰的持续年限。而这些现象，又都无一例外的颇似于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事件。

客观来说，自1982年所开始的开放思潮，并没有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回流。而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粗暴，是一个习惯于用跟风思维和投机思维解决生存问题与财富问题的人们，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对财富渴求的一次又一次妖魔式释放。

不过，改革依然是主流力量，一些重大的变革正在继续推进中。而伴随重大变革而来的，一些新的更疯狂的炒卖方式也在继续推进中。

2、通胀与黄金梦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调稳定的时期，莫过于1989年。这一年邓小平提出：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随后，“稳定”逐渐成为了一个日后频繁出现的名词。到下一年初，《人民日报》还在其新年社论中写道：

“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的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而这种稳定的由来，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动荡，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整顿，让全世界对中国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映像。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中国经济自1986年开始的通胀，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据《纽约时报》报道：

“物价疯涨几乎可以跟1949年共产党接管这个国家时相提并论。”

好在有赖“稳定”的功劳，这一年过后，过热的通胀终于冷却下来。到1990年6月，物价指数就已经降到远低于危险界限的3.2%。

不过与“通胀”有着同样命运的，因“稳定”而利好的，还有中国的资本市场。

虽然在1988年，已有部分经济界专家向中南海汇报过筹办证券交易所的计划，但也由于这一年下半年的动荡，而被打断。

直到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筹划开发浦东，时任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明确要求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当场，有些干部对此有迟疑，担心证券买卖像赌博，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些政策人士忧心，国营企业向个人发行股票，会不会搞成变相私有化？还有干部则担心，开交易所，会不会在上海滩又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

直到朱镕基的明确表态，才使得这些干部的思想稳定下来。

虽然在后来，中国第一家“开市”的证券交易所，被深圳抢了先。但伴随证券交易所而来的期货交易所，也在这样的探路灯下孕育而生。1990年10月12日，郑州期货交易所成立；1990年11月26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成立；1993年2月28日，大连期货交易所成立。

此后，期货与现货，以及与股票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一方面让原来不知道要生产多少的农户与贵金属开发者们掌握了生产信息，从而得以避免因不知道生产信息而造成的生产资料的浪费。

而在另一方面，也给渴求财富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更加疯狂的炒卖思路。

2010年，中国又一次迎来了通胀。但与1989年那次不同的是，得益于上一次通胀后萌生的资本市场，这一次的中国民众，多了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投资，去保值自己的财富。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大小小的贵金属期货交易所突然疯长。

但按照相关规定，只有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公司，才能参与到中国的黄金期货交易，这是唯一的合法途径。而上期所会员并无二级代理，因此，除了上期所的期货经纪会员，任何单位和个人另立门户代理黄金期货，均属非法。

也就是说，虽然是个新的投资手段，但名额有限。渴求财富的欲壑，也自然难填。

直到一些聪明的中国民众发现，除去上期所的经纪会员，还有些代理外盘，可炒国际期货，一般业界统称为“地下炒金”。

由于是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所以在明面上，期货交易所在疯长。而在暗地里，代理外盘也在同步疯长。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80后湖南男子楚威，在注意到这两个新趋势后，立马考察了诞生较早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和浙江汇联交易所，楚威发现：

“开办和运营一家交易所，其实并不难。”

他兴奋地想出了一种比代理外盘更冒险、也更暴利的游戏：

“不再需要帮客户去国际资本市场上去玩，自己开设一家交易所，设立电子盘。”

来年2月，楚威在长沙注册了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没过几个月，位于长沙市繁华地带的芙蓉中路新闻大厦楼下，就悄然挂出了一块横幅：

“投资黄金，开启财富之门，5月18日盛大开业”

在宣传中，维财交易所自称“湖南省政府批准、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及中国工商银行第三方监管”，误导投资者认为是合法的黄金期货电子交易平台。

但按国务院相关规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了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之外，还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而湖南维财没有经过任何批准程序。

但已被楚威所描述的钱景而迷倒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其真假，只知其投资的“便利”与“暴利”：

“投入1800元保证金，就可以购买1盎司黄金期货，并实行5倍的杠杆；如果客户投资100盎司黄金，则可以在5倍的基础上配20倍的资，即放大100倍。”

换句话说，1万元最大可以当成100万来用。金价只要上涨1%，即可获得百分之百的收入。

但楚威和他的团队并未告知客户，还有另一重风险：金价只要下跌1%，即有可能血本无归。

而此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的保证金比例为7%，杠杆率仅为14倍。

既无人提出质疑，那楚威的扩张之旅也就开始了

创业之初，楚威和他的团队一个月要跑近20个城市。他借鉴了传销的扩张模式，本身并不发展客户，只在各地发展代理商，分省级、市级和县级代理，客户交易所产生的佣金，楚威按70%、60%和50%的比例，高额返回给代理商。

而各级代理商也是广招经纪人，并从代理商的分成中拿出30%分给他们。若是客户介绍朋友，还可提成40%。

如此下来，一个类似于传销的金字塔结构形成：交易所总部、省级代理商、市级代理商、县级代理商、经纪人、个人投资者，交易所和省市县级代理商结成利益共同体。

而由于代理门槛低、分成比例高，短短8个月时间，楚威发展了省级代理商26家，而这些省级代理商，又帮楚威发展了七百多家市县级代理商，几乎遍布全国。代理商们再通过电话和网络营销，吸引许多不明真相的客户投入黄金游戏。

据后来警方统计，湖南维财八个多月时间里，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近4万名客户，接受客户保证金23亿元，共产生单边交易额6000亿元。

但实际上，这些交易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黄金市场，而是流入了维财自设的电子盘。维财公司自己作为“交易的另一方”，与投资者们进行交易。

亦即，无论是手续费，还是客户保证金，全都进入了楚威的囊中。

直到2011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被称为38号文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其中规定：

“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在38号文公布的第二天，湖南维财收到资金托管行工商银行的一纸通知，要求停止合作。长沙市工商部门也通知湖南维财，要求其变更经营范围，剔除“黄金”这一项。维财交易所不得不于2011年11月29日发出公告，定于12月24日暂停黄金业务。

据南方周末报道，当时楚威已决定于12月底停盘，但部分代理商为减少损失，拼命诱导客户交易。

而更致命的是，由于有些代理商才刚刚开张，连成本都未收回，于是多家代理商及其经纪人甚至诓骗客户代其交易，直接在客户的账户中疯狂刷单、赚取手续费。

这样的疯狂举动下，大批的投诉也雪片般涌向了监管部门。2011年的最后一天，长沙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正式立案侦查，楚威以及多名公司高管相继被刑拘。

据警方介绍：公安部于2012年5月4日，发起了以湖南长沙为主战场的26省区市集群战役，对维财案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收网。收网行动中，共立案、破案上百起，对一百多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由此，一个以黄金为号召的“维财神话”，就此灰飞烟灭。

黄金期货的骗局，在此后数十年的中国，也绝非孤例。2015年，爆发于南京文交所的邮币卡电子盘，还有东南亚博彩杀猪盘、原油期货电子盘、茶叶电子盘、沉香电子盘等种种难以考证其源起的炒卖事件，今天还都无一例外的在持续着。

客观来说，虽然高杠杆、T+0的期货式炒卖，风险远高于像原来君子兰那样的现货炒卖，但人们对于财富的欲壑，却从未把这件事放在过心上。

这也使得，诞生于通货膨胀的期货交易，丝毫没有发挥出期货市场在生产劳动中发现价格、抵御风险、保值资产的作用，而是为渴求财富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又一次妖魔式的情绪释放。

而在今天，这里没有了“改革”的主流力量，也没有了“稳定”的主流力量，但有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变化是，这样的情绪传导至了年轻人的身上。

3、今天的环境与年轻人炒鞋

今年6月15日，中国新说唱破天荒的允许了观众进入现场。唯一的要求是，入场前必须存手机。

这天下午4点，当吴亦凡从后台走上评委席的路上，这些没了手机的年轻男女们一反常态，没有去看他的脸，而是盯上了他的脚：

“什么鞋什么鞋？看清楚了没？”

“看到 AJ 的 logo了，不确定几代，好像有气垫。”

“AJ4! AJ4!”

当晚录制到10点，年轻人凭借好体力，冲在了离场队伍的最前，一把拿出手机，在各个鞋群里迫不及待的写着第一手新闻：

“今天新说唱录战队赛，xxx 穿 xxx了！”

不到一个小时，球鞋交易平台nice里，AJ4的条目下，多了几条留言：

“新说唱吴亦凡上脚，立此贴为证”

“xsc 吴亦凡上脚了，我先冲了”

两个月后，有机构统计，在成交量前100的球鞋中，26个热门款的成交金额已达到4.5亿元，超过同日新三板9431家公司的成交量。

而其参与者中，即有人喊出“炒币不如炒鞋”的口号，试图嘲笑90年代生的炒币者。也有人如昨天，在一张币圈公开课的活动海报上，一名受邀年轻人的title上写着：

“左手炒币，右手炒鞋，95后资深韭菜”

坦白说，作为我个人而言，很难理解其中的逻辑与意义所在。若按照上文中两代炒家的历史，或可归纳为底层民众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渴求财富与保值财富，那今天这批年轻的炒家，他们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们又在渴求着什么呢？

前两天，我的朋友和我说，与期货一样的高杠杆与T+0交易，如果放在年轻人身上，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原因是，相对那些炒君子兰的长春人民，与炒黄金期货电子盘的成年人，收入还不稳定、认知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将背上更加不可承受之重。

但无论是哪一代炒家，他们都是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他们的表象都是追求财富。而之所追求财富，是因为有财富的分化，有财富对比，是因为看到了有人一夜暴富。

所以他们的本质，或许是信息的“错配”所导致。

只不过这种“错配”的信息，由最早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变成了后来的代理商传销金字塔，最后，出现在了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大众电视节目上。其模式与载体也由现货变成了期货，变成了互联网。

这几年来做裸泳，我碰到些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差异：所有香港、台湾的媒体总编、总经理，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但在中国大陆，很多负责人都是30来岁，甚至20多岁，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当然，这是由于环境在变化，市场在扩大，新的媒介方式在不断的更新。过去的媒体就是那么几家，现在突然多了这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年轻人的机会与担当，也就在扩大。

换句话来说，对香港与台湾而言，无论是环境还是市场，无论是媒体还是互联网，恐怕都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中国大陆的日新月异，恐怕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中国大陆的信息渗透。他们都已经走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中国大陆还在往前，这种往前的信息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和对未来的看法。

大概5年前的时候，梁文道曾做过一场剧场实验。他与朋友在香港街头访问了100个年轻人，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最后的结果让梁文道哭笑不得，90%以上的人都说：

“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

而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大多年轻人都说：

“我自己会越来越好，社会也会越来越好。”

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答案，放在一起会很有意思。因为你能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大陆的年轻人会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社会也会越来越好。

虽然听上去是好事，但我有时候想，这会不会是一种错误，一种来自于我们日新月异的媒介发达所导致的错误。

因为在这些年里，我们这些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三四线城市报道，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一种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他一个梦想，让他们来北上广，让他们来闯。

可是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媒体依旧发出的是同样的报道：

“今天河南95后炒鞋小伙赴北京融资千万，明天李现来武汉千元门票一票难求。今年流行米兰春装，明天AJ4价格涨到了十万元。我，25岁，炒鞋月入百万.....”

你跟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的家庭的年轻人说融资千万，你跟一个还没有工作还没有收入只能靠父母每月给3000元伙食费的年轻人说炒鞋月入百万，他们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

他们也难怪要出来，也难怪要一遇到赚钱的机会就奋不顾身的扑上去。

如果说前几十年的炒家的出现，是来自于贫穷与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财富分化。那今天年轻的炒家，不但不只是来自于财富分化了，更是来自于信息极度发达后，一种经显微镜放大后的财富无差别分化。

这也使得，今天的财富分化，不仅在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城市，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贯穿了这原本一切的阻碍。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更易获取更新的信息，也将会更快速、更不受自主的去察觉到这一切。

也就是说，以前我觉得大城市比我的家乡好，现在我能够感无比清晰的感受到，我身边的人比我好，全世界的人都比我好。

正由于是年轻人，他们的触觉会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代炒家都更加敏感。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我不想指责今天炒鞋的年轻人，因为这不单只是他们的问题，它还关乎于今天的经济背景与今天的社会环境。所以我更想反省的是我们这些媒体，我们这些大众化的语言，那么均匀不漏的泼洒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又会对他们形成什么？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不敢试想的问题。

【钛媒体作者介绍：人民不需要张浩（公众号ID：Great-visio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