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之外中药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汉方药市场规模约133亿人民币，在日本药品市场中大概占2%。

销售到日本和欧洲的中药材是品质最高的，通常有200多个农药指标的检测，而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大部分不检查农药指标。

日本津村挑选药材按照1‰的杂质控制率，但国内按药典规定是3%，几十倍的差距。

2003年非典后，药材价格上涨，药材产业发展了，药农日子红火了，但药效却大不如前。

为了让根看起来更粗，当地人会给党参打壮根灵。

2020版《中国药典》即将推出之际，15份国家标准草案提出了对植物类药材全面检查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禁用33种农药等。

药材行业高度分散，2000多家企业瓜分2000多亿的饮片市场，起点比较低，提高标准也会面临全行业阵痛。 

整个8月份，药材出口商李贵都闷闷不乐。

出口的一批枸杞，在欧洲因为农药残留不合格而被扣留。对于李贵这种小型的药材出口公司而言，“自动扣留”无疑杀伤力巨大。

“2015年版《中国药典》只对甘草、黄芪、人参、西洋参4种药材限定了农药残留量。对枸杞没有做硬性要求。”李贵觉得有苦难言，欧洲的饮片标准非常高，一旦出口到那边，会面临200多个农药指标的检测。

事实上，质量标准差异一定程度阻碍中药饮片走向世界（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饮片是中药材切片炮制初步加工而成，中药房中那种一味一味的药，就是饮片）。

2017年，中药材因质量问题被日本、韩国、美国、欧盟扣留和退回44次。世界贸易组织在今年7月发布通报称，欧盟将针对我国枸杞及茶叶相关产品的农药残留实施官方监控，主要关注双甲脒及尼古丁的残留。

完善药品标准，提升饮片品质，国家层面已逐步达成共识。《中国药典》自2010版起，标准的制定就走向了快车道。按照五年一改版，十年一换代的模式，药典委在2020版《中国药典》即将推出的近一年来更是大动作频频。

今年1月，国家药典委发布202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大纲，提出“全面制定中药材、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近日，国家药典委发布《0212 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等15份国家标准草案。对于植物类药材，要全面进行检查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铅、镉、砷、汞、铜）限度。除此之外，还禁用33种农药。

一个小县城的药材交易

白露刚过，距离甘肃兰州近200公里的陇西县，天气依旧干燥。中午时分，顶头的太阳烤得人有点发晕。

进入当地，哪怕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引以为豪地讲述，“陇西气候湿度小、光照足、通风好,药材不容易生虫和发霉，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药仓’。”官方资料显示，陇西素有“千年药乡”之称，盛产当归、红芪、黄芪、党参等中药材238种。

几乎每一个镇上都有个药材交易市场。规模大一点的，比如文峰镇的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占地足足有1000亩。据当地人介绍，每逢赶集日，交易大厅近百米长的走廊两侧人声鼎沸，堆满各式各样的药材样品。

药材收购商陈富对各个镇赶集的日子，了如指掌。一逢开市，他会开着一辆白色的小型装货车，把从山上收集下来的党参、黄芪拉到市场去卖。“就普通的党参来说，20元一公斤收上来，50元一公斤卖掉。”

也碰到过外国人来收党参。“他们会指明要品质好的，那种大的粗的，价格是110元一公斤。”这个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十几二十元，陈富的原则向来是，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从国内发货，涉及装船、收集多个环节，到了欧洲几乎是2个月后了。他们更需要质量好的药材。” 李贵经手的国外客户，也都更注意品质。

遇到药材掉价的时候，就囤着。陈富说，囤到第二年，品质的确不太好，但也要等价格涨了，再卖出去。不管质量好坏，市场都会有人买单。

而在8月24日，当地药材交易气氛达到顶点。

首阳镇上举行了第二届中国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俄罗斯、日本等1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能绘声绘色描述当天的场景，“滨河路被封了，周围县城酒店全部满房，挤满了外国人。”

官方数据显示，陇西首阳、岷县、渭源会川等6个大规模交易市场，年交易量120多万吨，交易额230亿元。这些药材被装箱、装车，一辆辆运往新疆、内蒙古、安徽、云南等地，甚至远销国外。

药效大不如前

陈富的仓库在一个大山的镇子里，距离县城有近40分钟车程。仓库不远的山地里，遍布了党参、黄芪。集中连片的党参绿意葱茏、长势旺盛。这些山地少部分被药企承包，做成种植基地，大多数仍旧是药农自种自卖。

“之前大家都是种土豆，非典后，药材价格上涨，几乎全村都在种药材。”当地药农说，一亩地的药材营收大概是6500元，而一亩地的庄稼营收不过2000元。凭借药材的收入，这些药农们纷纷在县城盖起了房。

药材产业发展了，药农日子红火了，但药效却大不如前。“我们小时候，山上野生药材很多，现在快被采没了。野生的党参一般要长个5～10年，那个根壮得都跟人参差不多。但种植的话，2月份种下去，9月份就可以收。” 一位药农说，为了让根看起来更粗，当地人会打壮根灵。

壮根灵是一种生长调节剂。国家药监局在2018年曾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规范》(征求意见稿)，规定“禁止使用壮根灵、膨大素等生长调节剂调节中药材收获器官生长”。

然而，兰州距离北京，1400多公里，最快的动车7个小时，最慢的列车26个小时；陇西距离兰州，200多公里，只有列车，需要2个小时；位于大山里的小镇距离陇西30多公里，山路蜿蜒。

这里很多药农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去过兰州。他们尴尬地站在田地旁，抽着烟，用极其晦涩的“普通话”说，我们不识字，也不会讲。

当有农残的药材一捆捆、一箱箱地被装车，经过“陈富们”发往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再经过一道道“不是特别规范”的加工、炮制，再到达出口商的手上时，就有了开头李贵的烦恼。

一根一根的党参到了药厂后，会被浸润。一位中医指出，药材浸润后，会流失大量的有效成分。“在当地采摘后，就应该加工好，烘干后再发往使用地。二次的炮制，会令中药饮片含量流失百分之三四十。”

加工和炮制过程的不规范，更不是秘密。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刘敏说，“比如白术炮制，北方用麸子，南方用稻壳，但炒的时候，为了省功，上色块，可能里头就掺糖，外面很快是焦黄的，但里头却是白心。” 刘敏作为药房主任，有着20年的药材经验。平心堂的饮片质量圈内口碑甚高，非典时期李嘉诚曾专程派人从香港来医馆取药。

“炮制用的材料，是用醋精，还是用好醋？用黄酒的话，是一年的，还是五年的，这些都会影响药效。” 到了市场上，药材还会被掺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刘敏发现当地有一种植物叫大黑头，长得跟柴胡差不多，但价格低上好几倍。大黑头切了段，掺在柴胡里，完全看不太出来，但它是没有疗效的。

“如果说医生是战士的话，药就是武器。如果炮弹里都是沙子，必然就是失败的。”刘敏说道。

日本的质量标准

王奇不愿去做散户的生意，品质很难把控。

他所在的盛实百草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及饮片出口公司。“日本津村是全球最大的汉方药（即中药）制药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药材量，有一半是我们在做供应。”据参考消息网指出，在津村每年采购的数千吨规模的中药材中，中国产占八成，日本产仅占15％。

常年和国外客户打交道，王奇有了不少感触。国外对于中药材有两个核心要求，一个是安全性指标，另一个是要求溯源。特别是安全性指标这一块，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视，但国内重视度低一点。

所谓安全性指标就是指农药、重金属、黄曲霉毒素，包括有害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控制指标。“稍微严格一点的日本客户，要求检测200多种农药指标，有的欧洲客户要求检测400多种。”李贵提到，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数中药材，是可以不检查农药指标的。

“比如，甘草分乌拉尔甘草、光果甘草、胀果甘草，很多地里边都是混着生长的，但它们成分含量不一样，临床用药上是也有较大差异。”王奇说，像这种问题，日本人就会特别重视，他就指定用一种甘草，在种子、种苗上下功夫。

关于杂质的控制，国内外差距也比较大。“像日本津村挑选药材的时候，最高级别是按照1‰的杂质控制率，就是1千个大枣里边最多有一个，可能有脏东西，或有一点发霉腐烂，特别严重的问题是零容忍。但国内杂质控制率，药典规定是3%。”

3%和1‰，杂质率差了几十倍。这个差距带来的就是人工和加工成本的提高。“我们出口一公斤药材，比在国内卖要高几十块钱，就来自于两部分的成本，一个是挑杂质，另一个是检验。”

溯源管理则是要求，“发到日本的每一个批号的药材和饮片，都能查到是哪个地块，什么农民种的，什么时间种的，用了什么农药，是怎么生产加工的，所有过程都能查得到。”王奇说。

出口的药材，王奇都是和种植公司合作。“我们发放种子种苗、农药肥料，指导药农种植。药材还长在地里的时候，会抽一些样品检测；从地里挖出来，到工厂之前，要再检测一下。发到工厂加工之后，还要再检测一下。一旦违规使用了化肥农药，第一次会警告，如果有了第二次，就不再和他做生意。”

“这一点，大多数国内企业是做不到的。”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很多企业做溯源系统，只是做了一个信息化的展示页面，没有把全过程的溯源信息管起来。

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吃上好药

药材标准该提高，产业该升级了。

前两天，王奇和几家中医馆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我们想针对几十个重点品种，讨论一个共同的行业标准，这个标准是高于药典的，甚至高于出口标准的。”

刘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希望这个标准是双重的，既符合国家标准，又要符合中医标准。“目前的饮片标准是按西医标准制定，强调的是含量。古代验药，看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闻味道、看成色，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有区别，这个地方产的跟那个地方产的有区别，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药的标准。”

正如开头所言，国家药典委也在紧锣密鼓地修订更严格的标准。

除了农残、重金属各个指标制定之外，部分行业人士认为，要把传统中医的标准也加进来，特别是生长年限。“以前说人参必须五年以上，最好六年，否则就不能入药。现在有的长了四年，个头也挺大，也就入药了。”

“打个比方，指甲和山甲的含量是一样的，犀牛角和水牛角含量也是一样，但它们在中药的用途上又不是一样的。”一位中医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四川某一家企业会拿苹果皮替代板蓝根，其中一个成分是一样的，把苹果皮的成分扔进去，按照药典检测就是合格的。

但也有行业人士认为，标准的提高，还得看产业基础。“如果产业基础根本就不行，标准修订了也白费力气，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比如说枸杞，全中国的枸杞都按460种农药——出口欧洲的最严格的标准去查，可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枸杞不合格，种枸杞的人怎么办？”

而饮片标准化，最终是一个需求问题。中药饮片的需求市场有两大块，一是中成药药厂，二是医院、医馆用的中药饮片。

市场暂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一个土壤。一位主做高端饮片的人士指出，“高质量饮片就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市场是没有的，并不是老百姓不需要，而是买单的人实际上是靠政府医保的钱，或者靠药厂去采购原料，这导致质量标准就很难一下子提起来。”

目前能用上高质量饮片的以自费的中医馆为主，这一消费人群自愿为高标准的药材买单。对于中医院里的饮片而言，在控费的大背景下，医保能否承受因饮片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此外，药材原料因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也将令中成药面临成本挑战。

这必然有一个过程。王奇说，“中国现在做电子产品，做5G，一点都不必国外差，很多领域超过国外了，但中药行业还处于阵痛期。”

药材行业是高度分散的行业，2000多家企业，瓜分2000多个亿的饮片市场。相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起点比较低。但整体在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日本从源头在药材标准上的投入，已证明了回报巨大。根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的统计数据，日本汉方药（即中药）市场规模约为2000亿日元（约133亿人民币），在日本的药品市场中大概占2%，日本已成为目前除中国外最大的中药生产国与消费国。

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也会去买汉方药。王奇说，“去日本买汉方药的人很多，未来慢慢的，中国有比日本还要好的汉方药，自然我们就不出去买了。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要靠一群企业，一点点把它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