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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锦鲤财经

2017年孙正义转向诺伊曼，问“在一场战斗中，谁会获胜？是聪明人还是疯子？”

诺伊曼回答说：“疯子。”

孙正义继续看着诺伊曼说：“你是正确的，但是你和Miguel还不够疯狂。”

时隔两年，诺伊曼成了孙正义口中的“疯子”，可却也被赶下台。9月底，WeWork倒在上市关口前，舆论将矛头对准这个曾经被硅谷认为是天才的创始人，关于他更多的不堪细节被挖了出来。他曾挥霍公司6000万美元资金购入私人飞机G650，还喜欢在飞行时吸食大麻。

同样地，指引诺伊曼走向“疯癫”的孙正义也陷入舆论漩涡。现在市场分析师们开始计算，他的软银集团第三季度可能损失超过50亿美元。但令他糟心的不单单是亏损，而是硅谷对于愿景基金及软银投资模式的质疑。

业内有人将软银的激进策略称为“软银综合症”，称该公司让“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成为他们金钱的人质”。

孙正义的“三宗罪”

WeWork上市中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其过高的上市估值不买单，为此WeWork一再调低IPO的目标估值；二是，诺伊曼发布了一则致命的上市招股书，在这份招股书中，处处透露着“WeWork就是我，我就是WeWork”的意味。

更可笑的是，他还在其中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安排，“如果诺伊曼意外身亡，那么他的妻子将指定下一任CEO”。

这两项缘由莫不与孙正义和软银有关。

诺伊曼一直是“那种在拥有三座大楼时就考虑拥有100座建筑的企业家”，孙正义的支持则驱使其更加疯狂。在孙正义看来，诺伊曼像是一个渴望自我、愿意以最快速度前进的年轻自己，他愿意给予帮助。然而伴随着WeWork的大肆扩张，诺伊曼变得疯狂而自大，这才有了那份极端个人主义的招股书。

至于WeWork的过高估值，这几乎可以算是软银愿景基金投资的惯用手法。

凡获得“孙正义轮”的科技公司，他们的估值都比原先增长数倍。比如印度OYO Hotels的估值被推升到50亿美元左右，比2015年软银最初投资时暴增了13倍，而WeWork在2018年的估值是200亿美元，到2019年高达470亿美元。

如今二级市场不买账，上市中止的WeWork恰恰证实了外界对孙正义的质疑，他们认为孙正义的过激投资战略批量催育年轻的创业公司，给这些公司远大于他们应得的投资或者远大于他们需要的金额，由此拉升公司估值、导致科技泡沫。此乃“一宗罪”。

而在此基础上，“孙正义轮”的强势间接造成了创业公司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竞争。没拿到孙正义的投资之前，创始人不得不担心他会把大量金额投给竞争对手，所以以相应的代价向其低头。

更进一步，一旦个别公司拿到愿景基金的投资，他们的高速扩张和估值，将给同一行业未拿到孙正义投资的创业公司带来极大的生存压力，从而可能激发恶性竞争。

这是“二宗罪”。

同时，这种强势也波及风险投资市场。孙正义的投资战略一向是领投甚至独投，他一旦看准的项目会给出对方要价的三四倍甚至更高的价格，直接阻止了其它机构的进入。

这也激怒了长期浸淫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没有人喜欢与一个似乎拥有无限资金的庞然大物竞争。而且受软银刺激，这些风投加速跟进其它头部创企，很可能进一步增加了科技泡沫，此乃“三宗罪”。

如今Uber、WeWork受挫，硅谷即刻掀起了对孙正义的批评之风，可见积怨已久。

硅谷赶不上孙正义的步伐？

孙正义的投资风格，简单来讲就一个字：快。

当他和创业者们聊天时，他最想知道的是公司能发展多快。汽车共享平台Getaround的首席执行官萨姆·扎伊德记得孙正义曾问他:“我们怎样才能帮你把公司扩大100倍”？最终，2018年8月孙正义向其投资了3亿美元。同样地，自软银首次投资以来的15个月里，WeWork的门店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这种投资策略正中创始人下怀，为此他们对孙正义及软银皆赞不绝口，Uber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希说，“正是像孙正义这样的人，才能加速我们世界的发展”。

但硅谷经历高速扩张的阶段，正迎来新的转变，投资者们对互联网创业所流行的先烧钱铺市场，再寻找盈利模式的做法产生质疑，并担心押注过去10年引领牛市的成长型公司是否真的是最好的主意，尤其是面对经济低迷的时候。

这一反思潮的兴起与孙正义的投资策略恰恰相反，如今WeWork上市中止、Uber市值下滑等案例更是集中显示了其中的矛盾冲突，而且也将波及软银投资的其它创业公司。

孙正义与整个硅谷的“不和”还表现在创始人身上。

前几年，随着初创企业估值的水涨船高，硅谷对创始人的崇拜也在增长。然而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抨击创始人崇拜，他们认为创业神话和创始人崇拜的出现，似乎不是为了解释繁荣的发展，而是为了掩盖行业的下滑。Uber、WeWork接连出现创始人下台事件，更是印证了这种说法。

硅谷投资者对创始人友好的时代正在改变，他们似乎开始厌倦夸夸其谈、自大傲慢的创始人，而这与孙正义的投资理念俨然有些冲突。

孙正义一直将“改变世界”作为愿景基金投资的核心，这种精神看似也影响了被选中的创始人们。据其最信任的顾问之一费舍尔说，“我见过许多来见孙正义的年轻创始人，他们很多时候都感到非常不安。但到了最后，他们会和他谈论自己的梦想”。

可能是基于梦想的共识，孙正义对特立独行的创始人一般都较为包容，诺伊曼就是最直接的例子。他的野心吸引了孙正义的目光，后者为其提供了大量现金，并助他推动WeWork成长到“比最初计划大十倍的规模”。在孙正义看来，WeWork是他的下一个阿里巴巴。

但是，如今他不得不亲自驱逐诺伊曼。

硅谷离不开孙正义和软银

尽管孙正义和软银的投资模式正在遭受硅谷其它投资者的质疑，可这似乎并不妨碍创始人对“孙正义轮”的趋之若鹜。

布拉德利·图斯克是Uber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他目睹了卡兰尼克被赶出自己公司的经过。他说：有足够多的问题行为例子，可以证明罢免诺伊曼是合理的。我认为，如果条件合适、估值正确，大多数创始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软银的资金。

这源于软银在硅谷投资市场中强势的地位。

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整个美国的风投行业总共投资了840亿美元的资金，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投资额最高的一年。同一年，软银则投出超过360亿美元。就基金实力来讲，排在愿景基金后面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前三位基金加起来不过120亿美元，而愿景基金现已筹集到1000 亿美元资金。

当然，硅谷离不开孙正义不单单是因为其雄厚的资金，当其它风投机构或私募股权基金越来越偏向后期融资轮，孙正义和软银依旧对前期创业公司青睐有加，担当着挖掘新独角兽的关键角色。

据硅谷投资权威机构Pitchbook资料显示，硅谷2019年第一季度成为近10年来风险投资第二活跃的季度，这主要归功于中晚期投资的给力。而此消彼长的则是早期投资的谨慎，与2015年第一季度的1483个投资项目比，2019年第一季度仅有828项目的投资。

相反，今年3月软银推出一只5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投资拉丁美洲的科技初创公司。如向哥伦比亚快递初创公司Rappi投资10亿美元，向应用程序初创公司Loggi投资1.5亿美元，向租赁平台Quinto Andar投资2.5亿美元。另外还有云存储解决方案领域的创新公司Pliops、墨西哥支付初创公司Clip等，这多数都是集中在发展前期的初创企业。

由此可见，孙正义依然是整个硅谷最强悍的资本力量之一，硅谷也不得不背负软银投资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好在孙正义也开始学会妥协，随着美国投资机构和公开市场投资人更加看重盈利能力和盈利时间表，他表示将更加注重初创企业的盈利状况，而不单单追求速度和商业故事。这种转变或许也会终止创始人从自我膨胀到自我毁灭的“命运”。

但届时恐怕是对孙正义现有投资模式的颠覆，所以，转变不会在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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