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喜

不久前，根据CBInsights的统计2019年全球共有390家独角兽公司，其中美国公司191家，中国公司96家。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AI初创企业Preferred Networks、新闻聚合应用SmartNews和金融科技公司Liquid，比印度（19家）和韩国（9家）都要少，甚至比不上印度尼西亚（4家）。

此外，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新兴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此前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共22家，其中，蚂蚁金服估值15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

但数量上看，美国12家，中国7家，新加坡和英国也各有一家。到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以增加到了10家，而日本“超级独角兽”挂零。

对于当前独角兽稀缺的现状，日本也急了，安倍政府也在力推新政策，计划2023孵化10家独角兽。

此外据日经中文网消息，日本在今年4月，也在计划学习中国的中关村与美国硅谷，培育创业“基地城市”，将多个市区町村认定为“基地城市”，计划放宽限制等举措吸引创业者和投资者。

独角兽96比3：中日创业活力差距背后是资本的差异

当下日本显然也看到了其本土老龄化趋势，7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从14.2%增长至25.5%，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28.1%，无需多少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或将占日本总人口三分之一。

日本当下也急需创业人才为其经济输送新鲜血液，最近几年为拉动创业文化，日本也放低了对人才雇佣、赴日创业的要求。并鼓励留学生在日创业，在日留学生在毕业前可以申请“经营管理”签证，不过获得“经营管理”签证需准备500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的资本金+雇用2名全职员工。这对于毕业生来说，依然是高成本创业。

可以看出，中日独家兽对比是96:3，在这背后，根源于日本创业环境与资本的差距。

从国内的资本市场的规模来看，在不断增长，据相关媒体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规模已经位列世界第二，资本市场助力的对象也由主板的大规模企业扩展至中小企业，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

资本愿意在有增长潜力的新兴项目上砸钱，国内创业者不缺融资渠道，尤其是2014年~2015年的互联网创业潮，国内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创业项目正在大波进入投资界，使得2015年中国创投市场互联网项目尤为瞩目，当时国内创投市场所发生的420起投资分布于20个一级行业中，互联网行业以148起交易位列第一。

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巨头AT的对抗赛，让众多互联网各垂直赛道的创业公司迎来了站队拿融资的机会。

但日本创业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与环境了，在日本，VC投资人则相对保守。日本的风险投资人不会轻易将资本撒向创业者，在他们看来，一家公司的信誉与品牌、创始人的资历更重要，而产品是否足够创新有前景则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创业者从0到1的跨越相对更为艰难。中国资本则更看重成长速度与回报率，而不是信誉与品牌。

在中国互联网创业最火爆的2014年~2015年，日本VC融资环境则相对艰难，日本风险企业中心和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日本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总额在2014年仅为11亿美元左右，美国风险投资总额则差不多是接近500亿美元，是日本的45倍。

而近几年也没有改善。有数据显示，在截止2018年3月底的12个月中，日本初创公司从风投机构融得的资金仅为13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美国和中国初创公司分别融得的7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本质上，日本本土的VC也并不发达，投融资渠道欠缺，大企业大财团垄断了太多资源，虽然日本有众多手握大量资金的大公司，但投资意愿寥寥。比如软银集团孙正义创建了1000亿美元项目——“软银愿景基金”，在2018年投了美国wework、Uber、view、中国的字节跳动、平安医保科技以及阿里本地生活服务以及印度OYO等全球众多独角兽公司，但这个基金几乎就没投日本的创业公司。

对于孙正义为何不投日本的公司，孙正义曾经表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在日本，根本没有多少创业公司可以投。

虽然说，日本政府也设立了东京MOTHERS市场（日本创业板），极大降低了企业上市标准，目的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它的门槛有多低呢？

比如说去纽约的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门槛是：上市之后至少要有125万股流通股，股票市值不低于7500万美元。纽交所则要求社会公众持有的股票数目不少于250万股，在全球拥有5亿美元资产，过去12个月营业收入至少1亿美元；

而东京Mothers市场上市条件，只要2000股流通股，上市后市值10亿日元（920万美元）即可，需在上市后五年获得利润，但对上市之前的表现则没有要求。

这意味着东京MOTHERS市场极大的放低了上市门槛，小公司也有机会绕过VC融资，直接通过上市融资，这是一种鼓励创业公司上市融资的好办法。

但由于上市标准过于宽松，使在该市场上市公司的信用被拖累，市场买卖换手过于频繁波动太大。此外，一些企业还没有成为独家兽就已经上市，这导致一些小公司无法像中国这样在资本压力与扶持下快速成长为独家兽，上市之后规模太小，也难以获得资本关注去推动成长。这也是日本独角兽稀缺的重要原因，很显然，还没学会走，就开始跑，肯定会营养不良。

日本年轻人没有创业意愿，创业环境与土壤缺失

据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进行的劳动者意识最新调查中，日本人的创业意愿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中垫底，近七成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日本的创业群体以中老年居多，而中国新兴独角兽企业的掌门人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40岁，80后超过32%。

从创业环境氛围与文化政策上来看，在中国，由于经济转型与就业严峻形势的逼迫，国家从政策层面鼓励创业。

2015年前后可以说是我国创业的爆发之年，这源于国内对商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国内政策层面简化创业企业工商注册手续，为创业者提供优惠的服务和财政补贴以及要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包括发展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完善创业孵化服务。

这些政策客观上推动创业者热情高涨。根据网易云联合IT桔子发布2018年全国创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范围内已有创业公司超过10万家。

在日本，创业要面对的第一项风险就是成本太高。此前有数据显示，在“创业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这一项中，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1%、0.1%和1.9%，而日本高达7.5%，是英国的75倍！此外，日本人在创业时须面对繁杂的申报和审批手续及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

此外是日本创业者要面对与挑战的都是巨头型公司，在制造业领域，丰田、索尼、夏普、松下等大企业垄断了太多资源，创业者没有切入的空间，在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日本几乎被苹果、雅虎、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硅谷大厂垄断，日本更没有本土的创业者敢于与之叫板。

在日本，我们看到优衣库、乐天、亚马逊日本都发展的还不错，但总体而言，相比较国内阿里京东拼多多以及各种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繁荣程度，日本逊色太多。事实上，这源于两国在国情上的巨大差异，国内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线下商铺与购物体验的不完善，给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相对优质的客观环境。

而在日本，除了肯德基、麦当劳等跨国巨头在日本有自身的线上外卖系统(包括网站和手机APP应用)之外，没有出现一家公司可以整合日本的便利店或小商铺来提供线上服务。而追根朔源，我们发现是日本的线下实体店体系过于发达。

比如日本东京是线下实体店最为密集的城市，大街小巷遍布着各种连锁便利店。

据资料显示，日本7-11、全家、罗森便利店，总数超过5万间，随处可见的药妆店，如松本清、杉药局等，总数超过2万间，以及遍布各地的大型百货与特色卖场以及自动售货机，让日本人在自己的生活圈与视野可及处，几乎可以买到他的生活所需的物品，而在这种相对庞大的线下优质的体验与服务的围绕下，线上体验很难超越线下实体。

电子商务领域折射出来的，也是日本线下实体业与互联网博弈的一个侧面，即过于发达的线下服务体系反而让互联网创业的空间被压缩。

东京武藏大学研究创业学的Noriyuki Takahashi对于日本的反思中指出：创业者在日本人眼里过于贪婪，过于张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他认为要要使得硅谷式冒险资本主义真正活跃起来，日本必须得消除社会对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

事实上，这种对于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则或多或少与日本的90年代与2000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群体性失业的历史记忆相关，为避免重蹈覆辙，日本更加注重维持自身的传统企业管理文化——终身雇佣制。

中日创业背后的利益驱动力不同

在中国，企业注重盈利与员工价值，而不是员工忠诚度，也不认为公司有责任要特别培养员工技能，员工的技能应该由大学与教育机构所赋予，而不是企业的责任。

在日本不一样，日本企业界奉行的是终身雇佣制，这套制度体系下的企业都非常注重员工忠诚度，企业认为要对员工有终身承诺以及技能培养的责任，并为之提供公司自行发展出的管理技术训练，让员工由基层逐级往上晋升。这种良好的上升机制与人性关怀导致日本年轻人认为呆在大公司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数据显示，日本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意味着生活无忧与安稳的职场生涯。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由1982年的松下公司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

而这种终身雇佣制后来在日本被普及开来达成了一种传统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模式，这为工业时代的日本为减少员工离职率、稳定熟练工人队伍、推动技术与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集中方面起到了大的作用，但也导致员工被体制化，许多员工不敢踏出稳定的体制而去干风险系数很高的创业活动。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以年资而非以绩效作升迁标准，在日本人看来，以年资来作为升迁标准，这样就不会为了破格提升表现极优的员工而因此得罪大多数员工。这种重视资历与人情的企业文化有它好的一面，即它让大多数员工保持了对公司的感恩与忠诚度。

本质上这是一种“公司是我家”的文化，进入大公司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它让许多日本人可以在一家公司轻松待上5~10年甚至是一辈子，但这种管理模式也缺乏冲突性的竞争，一个职场员工在日本只要不犯大错，可以舒服的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没必要干冒风险去创业。

再看中国。中国互联网企业搬来的是源自美国的企业管理体系，奉行的是以绩效为核心的企业考核与升迁标准，在互联网公司，末位淘汰制普遍盛行，员工即便在大企业也普遍处于一种焦灼与不安定的状态，而在大企业，外面与内部的失业风险同时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创业者多以及创业意愿强，重要原因也在于不稳定的职场环境与生存压力、焦虑的逼迫。

但在日本，创业其实是拿舒坦的人生前途去赌博，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成本投入。很显然，日本许多年轻人心里清楚的很：创业是不可能创业的，这辈子是不可能创业的。

要知道，日本也是一个注重个人的信誉的国家，频繁跳槽与离职的员工不受社会与企业待见，而不进入大公司，传统的社会偏见与父母的责难，让年轻人未来面临的结婚、养老、贷款买房等各种问题，这使得年轻人思考模式倾向于回避危险。

另外再看收入对比，在日本企业内部相对强调平等，CEO的薪酬也就是一般员工的几倍，不会超过10倍或者几十倍，这事实上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注重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但也看的出，日本创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在中国，互联网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都是源自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也算正常。正是这种创业成功之后与之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性，导致国内创业者对于创业的成功的渴望空前，希望通过创业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在中国，创业失败大不了回到从前，而在日本，创业成功之后的财富与创业之前其差异性不是非常明显，况且在日本，进入大企业工作，其高收入与稳定性与创业者的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曾有业界人士指出，中日两国的创业者对比，中国创业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在日本，日本年轻人进入大企业工作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穿上光鲜靓丽的水晶鞋，他们不愿再脱下鞋子去光脚走路。创业成本与失败的代价不一样也导致两国的创业氛围与创业者数量都不在一个层级。

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互联网上的成功

日本的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一书中提到，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没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谓第三次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

日本二战后集中国家和民间的财力促制造业发展，导致日本具有很强大的制造业基因，日本的电子产品给人一种从细节打磨出来的精良与品质感，这种制造业的优势也造就了日本企业界一种相对严谨与按部就班的工业化的品控管理模式，但对应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行业需要快速试错与产品迭代，并需要在制度与文化呈现一种的创新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模式与氛围，这与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冲突，导致日本互联网运营缺乏一种开放性与灵动性。

雅虎、Google、Facebook、亚马逊、MSN、Twitter、微软等公司对日本互联网形成铁板一块的垄断局面，日本也习惯于此，并不寄望改变，正因为如此，喜欢追随榜样的日本人更失去了互联网创业的精神源动力。正如日本一位业界人士所指出：“现实中没有具体例子，我们没有Facebook、Google和Twitter，年轻人不相信日本互联网初创公司会成功。”

在中国，人们见证了太多的互联网产品爆发与崛起的案例，国内互联网市场几乎已经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被硅谷大厂覆盖的市场，在BAT之外，在互联网各个细分领域，成功活下来的都是国内公司。这使得人们相信创业这事儿能成，但在日本，没有见过，没有榜样的力量，人们自然不相信。

不过，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在互联网上的成功，或许是创业文化低迷，导致大量人才与资金囤积流向在大企业或者说小而美的老店，日本大企业的综合实力依然在强化，从富士通、佳能等厂商来看，要么转向物联网、要么转向新医疗，转型也颇为成功。

不同于中国的应用层面的创业成功，日本大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基础研究、精密制造、机器人、AI、物联网、生物医疗等领域扎根颇深。某种程度上，尽管中国应用层面突飞猛进，但日本在基础研究与稳打稳扎的科研投入上，一直谋求掌控链条上游的核心环节，这依然是中国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过，日本创业活力的缺失往往导致其在未来新兴市场与趋势面前丧失敏感度。比如说当年日本最大运营商主导NTT DoCoMo的i-Mode更是引领了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先潮，但日本NTT DoCoMo模式却在一种本土封闭与后知后觉的状态下被苹果iPhone的触屏技术瞬间击溃。

从目前来看，日本也急于改善这种状况，安倍计划在2023年前培育20家独角兽企业，但这可能需要在创业文化与土壤、政策上以及整个资本环境、社会对创业的偏见上做出改变，但短时间来看，这种改变，对日本来说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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