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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D：HealthInsight），作者为毛晓琼，责编为子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仅仅相隔3天，上海两位医生先后在疲劳中离开了人世。

12月16日，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医生杨立峰因过度劳累引发室性逸搏猝死，年仅39岁。

12月12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医师陈培因“爆发性心肌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9岁。

再加上1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江金健突发心脏骤停，不幸离世，终年30岁。短短两个月，上海就有3位年轻的医生在岗位上猝死。

刚刚去世的杨立峰，肤色白净，长得胖胖的，性格又很温和，平时大家都爱叫他“大白羊”，他从来不恼，（碰到事）总是一笑而过，杨立峰的同事和同届校友、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另一位医生告诉健闻君。

“我们医院的几个兄弟一直在全力抢救他，但很多时候是真的没办法，还是替他感到可惜吧。”这位医生说，接连两位校友猝死，在复旦校友群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聊到后来，大家的观点都很一致，在现有的体制下，想要减轻医生的负担，尤其是三甲医院医生的负担，并不现实。

杨立峰、陈培、江金健，是2019年那些逝去的医生中的代表。盘点这一年来的中国医疗圈，还有很多位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离开了人世。他们或因带病工作，或因值班时间过长，或因暴力伤医事件，或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最终遗憾地倒下。他们将一生奉献给了医疗事业，留给我们的，除了深切的怀念，还有无尽的沉思。

从疲劳到猝死或许只有短短的几步

陈培医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熬夜的危害，文中说“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最重要，年轻时或者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日积月累对身体造成实质性损害时，悔之晚矣。”

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在劳累中离去。

据他的家属回忆，去世前三天，陈培就出现腹泻等身体不适的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出诊，直到去世前一天的下午，才被劝回宿舍休息。他每天都有给爱人打多个电话问候的习惯，可那天，爱人打给他三十多个电话均未接通。等找到同事报警破门而入，人已经不行了。

近年来，医生猝死事件高发，是不争的事实，但医疗圈对此向来避讳，高层更是甚少发声。一个多月前，这张窗户纸险被捅破。

11月1日，江金健医生去世。据知情人士透露，10月31日晚，江金健在医院值班，因为工作得太晚，所以没有回家直接睡在了苏醒室。11月1日早上，早起打扫卫生的师傅发现他倒在地上，四肢已经僵硬。尽管医院迅速组织了抢救，还是回天乏术。

11月7日，正值江金健的头七。某自媒体刊发了一篇《致瑞金医院的一封公开信》，文中，江金健医生的遗孀认为是医院过于繁重的工作安排，导致了其丈夫的猝死。她还透露了以下两个关键事实：一是江金健医生死亡的前一天，医院因其迟到，对其处以加班惩罚；二是江金健医生平时工作强度极大，即便在做了胃息肉手术后，也没有得到哪怕一天的休息时间。

家属的血泪控诉引发群体共鸣，文章的点击量在短时间内超过百万。有人评价说，一个医生的猝死能够引发如此关注，只能说明“天下苦秦久矣”，许多医生都在“过劳死”的边缘徘徊。这个说法也在更多网友留言中得到了共鸣。

网友“青芝”说，临床一线医生，周末没有，长期没有；公休没有，什么都没有；收入低，招不到新人，领导只能继续“榨我们”。这条留言获得了2.6万次点赞。

网友“别闹”是一名医学博士，打开文章三次却不敢转发。她说，365天只有过年休息，几次累到高烧不退。但看到导师、同学都是如此，只能继续坚持。

网友“易帆枫顺”是一名医生家属，他的爱人工作10多年没有一个完整的假期，忙起来的时候，常常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他坦言，看到这条猝死新闻，想想都会后怕。

正如这些留言所说，中国一线医生的超负荷工作问题一直存在。根据《2017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77%的医生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其中，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医生一周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近6成门诊医生每半天要看30个以上的病人；超过4成的外科医生日均手术时间超过8小时；在白天正常工作的情况下，36%的医生遇到过一周值两次夜班的情况，近八成医生有睡眠困扰，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工作强度大，作息不规律，缺乏休息和锻炼，这一切都直接指向了猝死的根源。光是今年6月和7月，见诸媒体的医生猝死就有8例，遍及浙江、河南、北京、湖南、辽宁、上海等地，他们大多是所在医院的精英，猝死前无一例外地从事过高强度劳动。其中，从6月28日到7月4日，短短8天时间，就有3位医生猝死，且都为中青年，年龄最小的31岁。

再往前追溯，发布于2017年的中国首份医生猝死报告，详细记录了2008年到2015年间的医生猝死案例。报告指出，这8年间，共有29位医生先后猝死，90%为男性，平均年龄仅为40岁，其中有25人在三甲医院工作。麻醉科和外科是医生猝死率最高的科室，其中麻醉科猝死医生14人，外科10人，两者合计占比超过八成。

此外，报告还揭示了一条线性规律——中国医生的猝死率正在逐年上升。从2008年时的1人，到 2012年和2013年的3人，再到2014年的15人。过去这3年，根据健闻君的搜集整理，每年医生猝死案例都不低于20人。

中国医生猝死率高的背后，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分级转诊不够完善，不管大病小病全都挤在三甲医院的尴尬现实。 

八点健闻曾经推送过一篇题为《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就医记》的报道，讲述了一名美籍肿瘤患者在中国就医的全过程。从发现肿瘤到做完手术，不超过半个月时间，花费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她也由此对中国的医疗环境彻底改观，大加赞赏。报道刊发后，同样引发了国内医生圈内的强烈共鸣。点赞数最高的一条留言说道，“中国医疗的优越性是以牺牲医生的劳动价值、正常休息为前提的。”

作为医疗行业的记录者，我们寄望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但也绝不赞同以医生的健康为代价。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相关部门能够大力推动医疗体制改革。除了破解“看病难，看病贵”，还要同样重视“医生累”的问题。毕竟，只有医生健康了，老百姓才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2019，面对猝死的医生：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加班，没有劳累！

暴力伤医的背后，是医患关系的极度紧张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医生群体的不易，才会令我们对暴力伤医事件更为愤慨和心寒。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调查，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逐年增加，绝大多数人曾遭到过谩骂、威胁。在个别极端的暴力事件中，伤医甚至会升级为杀医。

2019年10月22日上午，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三楼的7号诊室里，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冯丽莉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检查。突然，一名男子闯入诊室，朝着冯丽莉连砍数刀，导致其胸腹部多处严重致命伤，最终不幸身亡，年仅42岁。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因患直肠癌，曾在医院就诊手术，冯丽莉是他的主治医师。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根据其他媒体披露的细节，杨某某3年前被确诊为直肠癌，冯丽莉主刀为他进行了改道造瘘手术。这种手术需要把肛门切掉，对于患者来说，命是暂时保住了，但必须终生携带粪袋生活。这给杨某某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让他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和扭曲，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冯丽莉医生造成的，便由此起了杀心。

一位和冯丽莉相熟多年的医生表示，以冯的经验和资历来看，手术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至少在整个甘肃来看绝对是最高水平。如果患者觉得手术效果不够理想，那有可能是目前的技术手段确实还达不到患者期望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应该由医生来买单。

这样的场景何其相似。2013年，浙江温岭的空鼻症患者连恩青也是因为手术后的后遗症，举起一把榔头，朝医生王云杰的头上猛砸了三下。榔头断了以后，他又掏出藏在左边衣袖中的尖刀，往王云杰的背上捅了几刀，导致其当场毙命。

在后来的审讯中，连恩青坦言，自己花了5000元做了鼻中隔矫正手术后，反而感觉病情加深，呼吸困难，鼻塞头痛。痛苦到极致时，他会殴打母亲和妹妹发泄情绪。后来，他又多次找医生求助，结论都是鼻腔畅通，不影响通气功能。于是，他忍无可忍。

更令人唏嘘的是，王云杰甚至不是连恩青的主治医生，只是参与了他的投诉调解。温岭杀医案后，王云杰所在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自发集中在门诊楼前的广场上，高举着“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的牌子。一位接受采访的医生对着镜头哭诉，“我只想每天能够活着回家”。

温岭杀医案也由此成为中国医患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和转折点。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已经呈现了连续五年双下降的势头，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医疗职业环境和患者就诊秩序得到了持续改善。

但医生群体的感受并不明显。在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仍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个数字和五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与此同时，一桩桩鲜血淋漓的伤医事件也在时刻放大着医务工作者的恐慌情绪。仅以2019年上半年为例，被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有34起。

1月21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位产妇家属因对医务人员在分娩中的服务有意见，连续5天对产科医生进行侮辱谩骂，并打伤参与交涉的产科主任。

2月23日，河南商丘某县级医院，收治了一名服毒自杀的病人，因为没能抢救成功，患者家属围殴医生，甚至当众逼其喝尿。

3月9日，浙江三门县人民医院，值班医生因为拒绝为已经死亡的患者注射强心针，遭到患者家属毒打。

4月30日，深圳南山医院，一名孕妇家属因为觉得护士打针手法不专业，对其进行掌掴和殴打。

5月29日，浙江金华横店集团医院，一名护士因为没能给病人提供纸巾被掐脖至半死，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

……

暴力伤医，乃至暴力杀医的背后，是医患关系的极度紧张。这种紧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患者对医学的误解。即便到今天，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但事实上，现代医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包治百病的地步，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能做的是缓解，而不是治愈。

另一方面，则和医生无法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有关。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在于医疗资源匹配的严重失衡。尤其是在大三甲医院，一个医生一天看50个甚至100个病人，做8小时以上的手术是常事。除此之外，他还要应对科研任务，撰写学术论文，很难有时间可以坐下来，深入细致地和患者沟通病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间的信任缺失。

曾经有人说过，伤害了一个医生，就会有一百个医生转行，一千个医学生选择非对口专业，一万个想学医的高考生被父母亲人劝阻。最终，十万个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因果循环，到头来害的人是自己。

近年来，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医闹者最高可能面临7年有期徒刑。上个月，国家发改委等28部门又联合发布文件，将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定义为“失信行为责任人”，并与诚信挂钩。

但谁都明白，只要医患矛盾的根子不除，暴力伤医就不会有停止的那天。

伤医事件加上猝死事件频发，让原本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白衣天使，已经成为不少人避之不及的高危职业，这是医生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为公益事业逝去的医生让我们格外敬重

2019年，还有两位医生的离世，让我们在痛惜之余，凭添了一份敬重。

一名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赵坚。7月30日，作为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医疗队的成员，赵坚在西藏日喀则因公殉职，年仅38岁。

赵坚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上海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家里还有一对龙凤胎。但他却一心热衷公益，把大量业余时间花在了医疗援助行动中。2018年，他曾两次参与所在医院的对口帮扶活动，一次是3月份去了云南省镇雄县人民医院，一次是8月份去了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2019年5月，他主动报名参加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医疗队。7月入藏后，又第一时间带着其它援藏干部一起深入当地给贫困家庭“建档立卡”，为3岁的先心病儿童诊治。最终，因为过度劳累，叠加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幸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为赵坚同志默哀

今年10月，健闻君曾经采访了一位刚刚结束三年援藏任务的上海医生龙子雯（详见：一个援藏医生的高海拔修行），他对赵坚的离世深感痛心。他告诉健闻君，援藏工作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低氧地区，一个小小的感冒，都会发展成致命的肺水肿。因此，西藏每年都会做一个在藏干部死亡率的统计，据说数字还不低。其中，高原反应和车祸这两个因素占的比重最大。“这就是一个概率，总有人要碰上的”。

龙子雯和赵坚参加的都是中组部、卫健委等多部委在2015年启动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截至今年9月，全国共有842名优秀医务人员进藏支援，赵坚是第二位因此殉职的医生。2016年，来自安徽的援藏医生赵炬也是因为高原反应，夹层动脉瘤破裂，牺牲在西藏山南市。他死后捐出的身体器官，至少救助了5名当地患者。

“但凡参与援藏医疗的兄弟，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即便是平安回来，身体脏器也会受到损害。”龙子雯告诉健闻君，以他们这一批援藏医生为例，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病症，有40%的人出现了心脏反流，10%的人血管改变，出现腔隙性脑梗。“但没有一个人说后悔，因为我们确实到了医疗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帮助了最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赵坚兄弟在天有灵，也是这么想的。”

或许是天意弄人，就在赵坚讣告发出的当天，8月2日，另一名扎根藏区长达10年的80后女医生周南，也在赶赴一场公益救援的途中突发车祸离世，享年37岁。

和赵坚不同，周南并不是援藏医生。2009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的周南，不顾父母和导师的反对，放弃了留在国内最强三甲医院工作的机会，主动向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投递了简历，真正把根扎在了雪域高原。

“北京有50多家三甲医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如果在西藏的话，可能很多生命，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得到挽救。”这是周南生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而萌生这个念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她曾在西藏旅游的途中，意外救治了一名身患肺炎生命垂危的老人。

△周南生前工作照 （来自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公众号）

坚守藏区的10年里，周南克服了喘不上气、记忆力减退、缺氧失眠等高原反应，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了西藏第一个风湿免疫科。在此之前，数以万计的藏区患者，因为无力承担往返大城市的医疗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折磨。

2018年，周南被中央电视台授予年度十大“最美医生”称号，被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评为“中国好医生”。同年，她在回到母校的演讲中说道，“当医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医生可以在患者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他们最直接的帮助。”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赵坚和周南担得起这句先人的劝诫，只是生命的代价毕竟过于沉重。

我们相信，还有更多投身于医疗公益一线的医护人员，正在用他们的专业、热忱、爱心和坚守，努力弥合着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才会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明天更有信心。

逝去的医生已经离去，工作着的医生依然艰难行走在漫漫医路上。

但愿来年，我们可以不用再面对新增的逝者名单缅怀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