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在这个公认的媒体裂变的时代，钛媒体尝试把视角投向个人的命运。【大裂变时代的媒体人群像】系列，推出的大背景是在数字经济的不断冲击下，传统媒体的日益困顿。我们通过一对一走访那些依然坚守在传统媒体领域的、或是离开传统媒体尝试变革的人士，以记录这个时代中的最典型的故事和经历，记录这个媒介转型时代最微观、也最真实的声音。

本系列的第三篇，中途因各种原因在发表前“遇难”，为纪念那暂时遇难的系列之三，钛媒体今天直接推荐系列之四，这位媒体人是曾任《新京报》总编辑的杨斌。杨斌曾先后供职于国内两家优异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并于2003年参与后者的创办。他的名字和从业经历，同SARS病人后遗症的报道、推进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废止的“孙志刚案”报道联系在一起，他亲身参与到上一个激荡十年的前半段，见证了媒体发声如何深度影响社会。

在跟钛媒体编辑聊天时，杨斌多次感叹：媒体，我再也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媒体也回不去了。

《新京报》诞生的时候，杨斌亦风华正茂；遗憾的是，2005年的一次危机最终导致了杨斌被免职，从此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职业生涯跨界。在杨斌看来，看似无奈的被动离开，实则是内心的去意已决。在风暴来临前全身而退的杨斌，如今的身份，已经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人、联合创业者。

著名报人程益中曾说过，“报人最大的困境不在于奴役而在于自我奴役”，杨斌则恰恰是一个主动逃脱“奴役”的典型。这篇访谈中，我们希望真实的呈现报人杨斌从媒体跨界到互联网公司，再到一名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大裂变时代的媒体人群像】系列文章的前两篇可点击阅读：

大裂变时代的媒体人群像（一）：“创业家”牛文文

大裂变时代的媒体人群像（二）：高海浩用资本撬动党报改革

访谈对象：杨斌

职务：现于互联网公司纷享科技创业；前《新京报》总编辑

访谈者：钛媒体编辑 范俊杰

时间地点：2013年7月，北京

访谈时长：2个半小时

2013年1月8日晚到次日凌晨，北京《新京报》编辑部灯火通明，报社成员几乎悉数到场。社长戴自更和执行总编辑王跃春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官员的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据在场记者向外披露的细节，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新京报》是否要转载《环球时报》关于《南方周末》新年致辞事件的评论。《新京报》编辑部力挺《南方周末》而拒绝转载文章，形势一度剑拔弩张。

现场的细节通过在场人员的微博而广为传播，受到各界的关注。《南方周末》事件被推向一个高潮。

而《新京报》前总编辑杨斌却用一种“冷静的旁观者心态”看着这一切——如今，身为互联网创业公司总裁的他，毕竟已经是一位圈外人。

坐在钛媒体编辑面前的杨斌眯起眼睛：“啊……关注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是你再怎么样去关注，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指《新京报》编辑部的反抗）并没有让人出乎意料，也没有大过2005年底的那个震荡。经历了那么大的震荡，再看这个，心态是比较平稳的。”

杨斌口中的“大震荡”指的正是自己被免职的事件。

2005年底，杨斌被免去《新京报》的职务。有媒体报道指出，这是由于其“敢言”风格（如“SARS”病人后遗症、河北省定州因土地遭征收爆发抗争事件和松花江苯污染事件等报道）而导致的。当时，这引起了报社编辑部三分之二员工、200多人以不到班工作的方式表达抗议。

杨斌对这家报社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他对《新京报》的抗议毫不惊讶——《新京报》在2003年创刊时就被种下了这种基因。他1996年底加入《南方都市报》，2003年参予创办《新京报》，两家报社先后做了多篇重量级报导，旗帜鲜明地针砭时弊。

这些都已经成为往事。如今，杨斌更愿意跟记者谈他当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过去。现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互联网创业者，2012年9月，杨斌结束了大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加入了前同事罗旭的创业公司——纷享科技。

纷享科技的产品，是一个叫做纷享销客的中小企业移动办公和客户关系管理平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杨斌是天使投资人之一。目前，已经有超过2万家企业使用纷享销客，公司也获得了来自IDG的A轮融资。杨斌的职务是纷享科技总裁，负责市场和运营。

从1995年进入媒体行业，到2005年被体制“踢出局”；再后来，他去大公司做了职业经理人，如今又变成了一名创业者。从职业经理人到互联网创业者、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杨斌拥有了老媒体人和创业新兵的双重身份。

告别了媒体人时代的他心态趋于平和，他评价自己过去也谨慎而敏感：

“很多时候，你能受到一些关注，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你被推到那个口上了，命运选择了你，跟你个人的德才甚至努力都关系不大。”

这听起来像是杨斌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总结陈辞。然而，你还是能从他身上看到超过10年的传统媒体从业经历留下的深刻烙印。杨斌在访谈时对问题条分缕析，透着一股老媒体人的干练和精明。

在跟钛媒体编辑聊天时，杨斌多次感叹：媒体，我再也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媒体也回不去了。

抹不掉的媒体烙印

互联网公司之于媒体，最大的改变是环境。“尽管互联网公司远远不限于媒体属性，但人还是这个人”，杨斌说，“在媒体行业中受到的专业训练、培养的理想情怀，以及为人处事的氛围和习惯，多多少少都会带到新的公司。”

跟最近几年来我们所见的众多“媒体逃兵”不同，杨斌属于“被抛弃”的一个。在《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和《新京报》的经历有如一列过山车，让他尝到了作为一个媒体人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荣耀，而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斌最终被体制抛弃。

那还是在十年前。

2003年，杨斌是南都主管时事新闻的副总编辑，南都时期的三件大事构成了《新京报》诞生的背景：一是连续报道《深圳，你是否被抛弃了》，促成了网友“我为伊狂”和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的对话；二是对SARS事件的持续跟踪和“违规”报道；三是孙志刚收容之死事件。

与南都在摸索中成长所不同的是，《新京报》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办。程益中在创刊演讲中的一句“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让该报一出生就定下了成熟的调子：新型主流时政大报，“负责报道一切”的宣言足够振奋人心。

杨斌有幸参与其中，并于2004年由常务副总编辑正式任总编辑，直到2005年12月28日离开。

这一时期对杨斌的人生具有重大意义。他完成了自己从“自发”到“自觉”做新闻的转变，做《新京报》时候的心态已经成熟得多了。南都时期的杨斌更多地靠直觉、靠热情去做事，“为什么要这么做？怎样做才是符合要求的？” 这些问题并没有完整成熟的梳理。

2003年上半年，他在南都直接指挥的三大事件报道让他突然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在创办《新京报》时期，他的这些“不知道”已经变成了“知道”，“不系统”变成了“系统”。

《新京报》诞生的时候，杨斌意气风发，而背后却是四伏的危机。2004年初，震动媒体界的“南都案”爆发，杨斌感受到了空前紧张的新闻环境，最坏的结局在前方若隐若现。

在受命担任《新京报》总编辑时，杨斌曾在相当于就职演说的发言辞里说： 中国正在巨变的当口，需要有担当有作为的媒体，我们恰逢其时，也许会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也许会成为牺牲者，不仅可能会牺牲掉我个人，也可能会牺牲掉一代媒体人。我有付出代价的准备。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杨斌回忆说。风暴即将来临，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原则，“我不愿意变得像某些媒体和某些媒体人一样，把总编辑当作一种官位来做。”

颇有些飞蛾扑火的意思。2005年底，他“终于”被免职，成为国内外舆论广受关注的事件，“杨斌 新京报”一度成为敏感词。

离开《新京报》后，杨斌在南方报业集团北京办事处挂职赋闲一年；2006年底加入和讯网任副总经理兼总编辑。2009年3月，继老同事、南都案当事人喻华峰之后，杨斌又加入网易负责市场，任职副总裁。

杨斌对媒体怀有一种复杂情绪：“我看媒体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就像我看童年的伙伴、我的老家一样。感情还在，但是共同语言没那么多了。” 尽管这么说，他依然对媒体抱有一种“乡愿”般的情怀。最近，他又一次重温了村上春树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关于“鸡蛋和墙”的演讲。对体制保持警惕和批评——这或许就是杨斌媒体人性格的写照。

转型代价

跨界让杨斌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体制内，垄断性的资源和地位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别人来找你，求你的时候更多”，杨斌坦言。体制内的坏处杨斌也再清楚不过：进取难、创新难，缺乏突破的空间，常常要受制于某种惯性，做事难免有所顾忌。杨斌清楚地感受到体制的边界，但以个人的力量去跟体制抗衡，太难。

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脱离体制的杨斌就像是逃离了牢狱的肖申克。“体制外，其实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是有自由的感觉的，”杨斌说，“尽管随之而来的是不安定感和另一种辛苦。”

如今国内的媒体环境，无论政治上的空间还是商业前景都不容乐观，新闻业在夹缝中发展艰难。大环境是一方面，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杨斌也越来越感受到个人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他的媒体从业经历并不复杂，但毕竟贴上了南都、新京报这样的标签，这对个体来讲毕竟是一个事业的高点。杨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对职业的思考：“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我还可能争取再往上走；但当自己已经到了一定的位置，大环境又无法改变，突破个人的高点就变得很难。”

环境再加上个人因素，让杨斌萌生了迟早要转型的想法。看起来是被动离开，他却认为焉知非福。

最终全身跨界到互联网公司也并不突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杨斌在加入和讯网时依然是老本行——负责内容；而在网易时期的他，已经从内容中脱离出来，开始介入经营。在这两个公司，杨斌转型为纯粹的互联网职业经理人。

2012年9月，杨斌正式加入纷享科技，完成了从大公司职业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二度转型。不可避免地同样付出代价：工作时间和强度上的增加、待遇和福利的下降还是其次，从甲方到乙方的落差才是最需要接纳的。从前，无论是在报社还是在大公司，杨斌已经做了多年的“甲方”。

“以前10个电话有8个是别人打进来的，现在呢，10个电话有8个电话是我打出去的。这就是差别。” 杨斌说。身在互联网公司，杨斌完全是从零做起的。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很多艰难，这种艰难包括接受别人对你的轻视和拒绝。

再也不能也不愿像过去一样，出席各种场合侃侃而谈了。杨斌开始挽起裤腿下田插秧。杨斌在《新京报》的老同事、纷享科技CEO罗旭如此评价他的转型：杨斌非常坦然地经历了从五星级酒店和头等舱到如家和经济舱的变化。

罗旭曾对记者如此评价杨斌的转型，他说“杨斌加入纷享科技是一种从头开始的归零状态”。按照罗旭的回忆，在决定一起做事之前二人曾有很多沟通，但到了实操的时候，杨斌基本上是从零学起的。“他先管的是华北的销售，管市场，后来快速地进入到市场一线，接触基层细节，这个我觉得非常职业”，罗旭说。

杨斌则这样总结自己的，“正确的路不止一条。我一路走来，感觉还是一直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在杨斌看来，一个人自我转型的过程是渐变的、积累的，每一步之间都有关联。“猛然回头再看，以前的媒体人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

殊途同归

杨斌深有体会，媒体和实业是两种不同的生态，无论参与到哪一边，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进程施加影响。媒体的作用直接而立竿见影，而商业则更缓慢但更加深远。

“孙志刚案”直接推动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废止，对此案的关注和报道也让《南方都市报》的声誉和公信力达到了巅峰。这一报道，正是在杨斌的直接分管之下完成的。

提到这段往事的杨斌颇有感概，媒体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真的能感觉到，在历史的进程中媒体的“不可或缺”。

彼时的杨斌，曾因为持续的精彩报道而难掩“狂妄”之情。他似乎有点自嘲地讲起当时的自己，“常有一种感觉，有种非我莫属的使命感，觉得这个事情必须介入，我不介入谁介入啊！” 在身为媒体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之下，有一种气氛在他和他的团队的内心冲撞：我们要做一份牛逼的媒体！我们要影响社会！面对同样一个新闻，先冒出来的是“只有我们才能做得出来做得好”的心态。

这就是当时的杨斌，一个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人定胜天的人，“说好听点儿叫自信，说不好听点儿其实是蛮狂妄的。” 杨斌嘿嘿一笑。

33岁的杨斌，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日报总编辑——而且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可谓年少得志；而现在的杨斌，对媒体和商业在社会中的价值认识更深刻，不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还因为他已经投身商业洪流之中。

“没有亲自做过公司，对商业的理解就永远停留在理论层面。如果经历了更多的事情，真正地在商业公司里面呆过，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他，坚信另一种方式同样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我选择商业性的公司，也希望这个公司本身有比较大的前景——不仅是市场前景，而且确实能影响社会，甚至改变一个领域。比如纷享销客跟移动办公、CRM相关，我希望以新的互联网产品形态和新的营销方式，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希望去做有创新性的东西，有价值的事情。”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十分直接，这种直接会让外界形成一种误会：好像只有媒体更值得去追随。杨斌反思媒体的影响力时说，这其实是对商业的低估。

“做媒体的人，容易对自己的评估比较高。这个对，也不对。对是因为，媒体的某一篇报道，你能立即看到结果；不对的是，商业对世界发生了巨大作用，在中国它还刚刚开始，势必会对中国格局产生无可限量的更基础性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也包括政治。媒体和商业，也算是殊途同归吧。”

年轻时候的杨斌曾经蓄着长发，现在的杨斌，已经把头发剪得极短，蓄起来胡子。

后记：杨斌面对钛媒体编辑坦诚而直接。作为个人，他并不愿意面对媒体，“你现在才刚刚开始做，还没有做成，你也不好意思到处说怎么怎么样。过去也许牛逼过，但现在换了一个领域，你有多么牛逼，还谈不上。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是希望把自己做成一个引子，让大家关注我们公司的产品，算是公司行为吧。”

辉煌过的人，往往容易沉迷于过去的成就而裹足不前，老是往回看。从过去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反省和慰籍，但也会让人变得保守。

老媒体人、创业新兵杨斌站起来，说：“过去是回不去的，我更愿意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