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苹果：WAPI的教训

不小心啃到酸苹果，大概难得不抓狂吧。2009年11月，我拿到了期盼已久的iPhone 3GS，就是满嘴酸苹果的感觉。

当时我所在的报社以“移动数字化办公”名义，为一线采编人员配备了大批联通版iPhone 3GS手机。 “福利”虽好，也令人消难于消受——因为无线安全接入标准WAPI长期作为“国标”，替代性的Wi-fi组件，在国行版iPhone被阉割了。联通话费套餐每月250M数据流量，而且3G网络不稳定，显然不指望iPhone能看视频打网络电话等更多应用。

还有很多同事惊讶地发现，即便登录自己报社的官网，未经手机优化的两三小时网页浏览也迅速耗尽可怜的数据量套餐，并产生了上百元的数据费用。iPhone变成烫手的“爱疯”，一些同事将最时髦的“爱疯”手机置之高阁，或完全关闭网络功能，只是成为高档通话器。

强行推行国标WAPI，应该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监管层与Intel等国际主流厂商在国际标准上的一次重要冲突。虽然政府以“安全”理由强力推行，但 WAPI标准饱受诟病——WAPI技术内容和论证并未公开，也无法说明它的成本效益，甚至沦为企业专利的牟利工具的嫌疑。结果WAPI标准也成了中美两国贸易谈判的砝码，最终迫于压力宣布“无限期推迟”强制执行WAPI标准，但工信部也不愿意放行WIFI技术推广，这对移动通讯终端的影响尤甚。在国行版iPhone上市前，诺基亚E71等行货同样遭此厄运。

抱怨归抱怨，事情在悄然起变化。2009年8月份新浪微博内测版推出不久，新浪延续其名人博客战略极力推广明星、商界名人及媒体人等意见领袖，为中国社交媒体发展初试啼声。同一时期，新浪微博与iPhone革新的触屏操作与丰富的APP应用有了完美邂逅，迅速带动了中国市场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升级。细析中国3G通讯发展的产业链，我们不能忽略手机终端的明星产品iPhone，以及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应用，唤醒了用户无时无地接收信息和沟通的需求，从而真正带动了电信行业从数字语音2G到网络多媒体3G时代的飞跃式发展。

2010年，国行版iPhone4开始兼容WIFI组件了。这也是一件标志性的转折点。也许是联通等运营商压力山大，倘若明星产品“爱疯”继续封杀国际通用的标准WIFI，不仅用户会以水货iPhone作为抵制，联通自身的3G网络也不堪用户流量的剧增；也可能，在全民以移动终端织“围脖”的社交媒体时代，工信部等政府部门终于意识到WIFI通路也终于成为一项普适的基础设施。

“中国芯”：残缺的TD产业链

确实，执行WAPI或WIFI标准，不仅仅关系到无线通讯一项产业的兴衰成败；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服务早成为了油水电一样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设施。作为公共设施服务提供商，无线移动公司不但要充分考虑所提供服务的经济效益和通用性，还得确保客户享有开放的连接和自由的选择，才能成为公众信赖的企业。

相比WAPI的完全失败，中国移动凭一己之力撑起TD-SCDMA制式，而且与WCDMA及CDMA1X EVDO正式并列全球三大3G标准。然而，TD-SCDMA仍然是一个残缺的产业链。付亮先生撰文《开放共赢推动TD-LTE在全球规模商用》反思：“我们过于重视自主产权宣传及国有厂商的份额，外资企业必须与中国企业合作才可能参与到TD-SCDMA的招标中，大大限制了海外设备商的积极性，这导致TD-SCDMA从未真正打开国际市场，全球厂商参与TD-SCDMA产业链的意愿明显不足，产业链企业少、规模小，这明显限制了TD-SCDMA的竞争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一个观察，来自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 近期著作《中国正在买下全世界吗？》(Is China Buying the World?)，他将全球经济的核心归功于 “系统集成商”（ systems integrator firms）——那些拥有主流品牌及卓越技术的企业，这些企业高居价值链顶端，通过巨额的采购、支出，向供应链的合作伙伴施加巨大压力，让他们降低成本，同时又刺激他们的技术进步，促使产业集约度迅速提高。在彼得•诺兰看来，“100家巨型企业的研发开支占了全球1400家最大企业总研发开支的五分之三强。他们无一例外都来自高收入国家。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他们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基础。

”而且，即便中国的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2009年市值名列前茅，但是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银行界的并购浪潮中却没有出现，中国公司在高收入国家资产并购和股权投资方面受到当地舆论监督和政治审查。他的结论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企业现在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如中国的银行业服务器几乎完全被IBM和惠普两家瓜分，但是中国的大企业却在高收入国家基本上看上去是无足轻重的企业。

当然，中国企业以开放透明的方式寻求国际合作，从TD-SCDMA成为正式的国际标准，到中国移动与9家国际运营商签署了TD-LTE发展倡议 (Global TD-LTE Initiative,简称GTI)，证明倡议和推动一种国际标准并非不可能之事。困难在于，中国企业如何引领整个产业链，确保TD-LTE如何在未来4G基础网络、终端、应用、服务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中国企业中，我们找不到主导WIFI协议的Intel，像高通那样统领TD-SCDMA和WCDMA的“中国芯”也未成气候，也缺乏苹果公司ISO系统自成一套的封闭产业链条——不但配备海量应用和音乐书籍等软件资源，在外围硬件配套也有庞大的产业链，包括充电音箱和保护套等。

知识革命：竞争协同的网络关系

对于中国移动20.7万个TD-LTE基站及相关附属设备招标，《通信世界周刊》总编辑杨海峰极力主张以“中国市场置换TD-LTE通信技术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在他看来，中国虽然单一市场规模最大，但也仅仅占全球通信市场的六分之一。中国移动的招标，“只有调动所有主流供货商的积极性，并给与其合理的市场份额，才能够把TD-LTE这一蛋糕在全世界做大，那个时候，中国输出的TD-LTE技术及后续技术才有可能服务更多的全球用户，中国本土设备企业的发展空间才会更大。”

对此，坊间有种种批评，值得一一剖析。

譬如，最为常见的主张，是要扶持发展所谓“民族的、国产技术”TD-LTE，因此需要以中国企业为主导，带动产业链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移动作为全球最大用户的通讯企业，在3G时代独力维系国产TD-SCDMA产业链的艰辛已经足于驳斥这种观点。还有意见称，“国产设备应在面向全球的国内样板工程中占据绝对优势，方能证明TD-LTE技术的可行性（赵宇）”，这种观点的预设前提是TD-LTE必须从TD-SCDMA升级而来，把中国移动的历史投资的成本沉淀与现有的国产设备供应商捆绑到一起。

遗憾的是，这仍然是短视的观点——国内TD-LTE样板工程越是不开放， LTE产业链也得不到国际主流厂商的支持，终端匮乏和体验差仍将是4G发展的致命伤。至于在棱镜门事件背景下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既然中国银行业九成的服务器市场都被IBM和HP占据，可见与“国家安全”相关行业不见得就要排斥跨国企业，何况中国的设备商还需要继续开辟更广大的国际市场，推广有中国背景的TD-LTE技术，更忌讳“国家安全”这个掺杂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

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产业链的合众联盟也将有新趋势。美国趋势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市场中，能源的分散将会带来通信媒体、基础结构超越地理疆界的“洲际化”，一方面，企业将内部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离出去，形成纵向分离。另一方面，原有的竞争对手，或者不同产业的企业都因为技术、产品或业务的横向联系形成新型竞争协同的网络关系。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读解。在现实世界中，民族国家的格局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鸿沟照旧，而且经济利益大了，往往就会触动政治力量的干涉。欧盟对华为、中兴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就是一例。虽然欧盟委员会的歧视性调查，并没有得到欧盟的竞争对手——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通信等支持。但中国的LTE设备招标，必须放在更大的国际格局考衡，评估对于未来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而不能过多受制于原有3G产业链利益格局的牵绊。

假如我们诚实面对中国标准TD-SCDMA独立发展产业链的教训，在LTE的杀手级业务与应用出现之前——类似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助推3G网络业务，无论移动运营商，还是通信设备商，都要为网络建设和应用解决方案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

以中国移动为例，如果选择F频段升级到TD-LTE，固然可以省去短期重新组网的麻烦，节约大量资金，但无法吸引国际主流设备商的支持，很可能延续在3G时代TD-SCDMA孤军奋战的产业链格局；相比之下，如选择通过混合频段（D+F）新建网，D频段作为国际电联划分出的TD-LTE频段，获得几乎所有主流设备厂家支持，有着更加健全的产业链。显而易见，健全的产业链，才能确保TD-LTE真正成为通行的国际标准，这同时也是降低LTE产业链中的芯片、终端等供应商的风险。

在iPhone身上，我们已经品尝到酸苹果的滋味。事实将会证明，开放共赢，吸引更多LTE国际产业链的主导供应商参与中国的电信事业建设，才是真正把TD-LTE标准壮大发展，向国际市场推广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