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主席龚方雄在北大全球金融论坛上讲了中国金融怪现状：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太偏重在银行的直接融资。中国不要指望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只会加大风险。银行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存款人的钱，所以希望是有资产质押的，低风险的。但服务业、消费业是轻资产的，没有可抵押物，起步中的中小企业更不用说了，哪有资产 可抵押。

另一问题：无形资产市场不发达，例如知识产权市场弱，保护也不好。这决定中国融资结构是重资产的，投资导向性的。这样状况下，中国经济转型就不可能成功。而国外是一个完整资金链。也就是在这些怪现状之下有了变革的压力，也有了对创新和风险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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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龚方雄的演讲全文：

今天确实非常荣幸来到北大金融精英的论坛，刚刚我们听到了两位校友的发言，我们北大作为思想创新的前沿，现在不但是思想创新的前沿，过去36年在中国改革进程当中也是实实在在的践行者。既然是一个金融的论坛，我想关注中国在中短期或者说近期金融改革方面的几个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刚刚的剑阁董事长好像有点类似，开头怎么讲，我想讲几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对中国经济所谓硬着陆，下一轮全球的金融风险会来自哪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会从很多方面关注到中国，尤其我作为一个在外资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同时也注重中国的业务，我们在这方面体会非常深。

现在唱空中国的论调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很多人说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至少从周期的角度，中短期的角度，欧洲的债务危机系统性的风险时期已经过去，它至少处在一个周期性的复苏过程中好像只有中国经济继续寻底，同时还有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再加上中国的A股持续在全球雄霸5年，这样就更加从某种程度上大家看通中国的论据，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可能是引爆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源泉。全球金融市场这种论调现在非常高，从中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中国融资难，从企业层面，怎么反映大家知道。

今天汇丰商学院，采购经理指数上有个汇丰的采购经理指数，这个指数最近几个月连续下降，第一国家统计局的采购经理指数要悲观得多，可能跟采量有关系，汇丰的采购经理指数关注中小企业比较多，国家统计局官方的采购经理指数所谓现行的经济指标采购的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居多，之所以汇丰的指数比国家的指数更悲观，在于中小企业在这一拨简政放权我们国家提倡国民共进的情况下，而且简政放权市场化的改革本来对中小企业市场化的主体应该是更有利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反而趋于更加悲观，你觉得这个事情怪不怪？非常怪。

简政放权本来是有利于他们的经营，其实是有利于市场化主体的经营环境的改善，但是没有看到中小企业或者以市场为主体的人对市场经济乐观，原因在于权是放了，大家要创业、要办事以前可能要跑两三年，现在可能两三个星期就能搞定，这对他们非常好，但是他这个方面容易了，他融不到钱，他仍然干不起来。因为现在确实融资非常难，但是你看看宏观方面，其实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或者过去十几年，在宏观方面一直都是在改善的，比如说中国人的储蓄行为，国家层面的资产负债率，家庭层面的资产负债都非常好，按道理中国应该是最不缺钱的，但是中国现在确实最缺钱。

我们的A股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A股雄霸全球5年，现在不管任何利好措施出来，市场都是昙花一现，原因就是刚刚剑阁董事长讲的，现在我们的中小股民，散户对这个市场确实是彻底绝望了，他现在就是在彻底远离这个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住地是中小股民，是散户，中国股市成交量80%是散户，20%是机构，在国际市场中80%是机构，只有20%是散户，散户为主的市场基本都是追涨杀跌的，在大家趋于悲观的情况下，市场的心态很难扭转，在美国有那么多唱空中国的人，中资股涨得非常好，在香港同样的股票，同样的公司，同样的管理层，同样的基础层面，在香港中资金融类型的股指要比A股高2、30%。

我刚刚讲融资难的问题，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讲，它出了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在推进金融改革的时候要关注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的很多创新是一种伪创新，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我举一个例子，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是金融机构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机构也好，线上线下都推出好多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当然是提高了存款人、出资人的回报，但是推出产品过程中给所有的人或者是市场、社会的概念就是这个理财产品实际上还是无风险的理财产品，但是你可以获得5%、6%、7%的回报，比官方的利率定下来的一年定期存款大概就3%左右的回报，或者是活期存款近乎于0%的回报要高得多。

但是市场上一直是高风险高回报，但是我们的理财产品出去灌输的理念是刚性兑付，你不需要冒任何的风险，你能获得一个非常高的回报，这样的理念出来，还有多少人想投资，在股市里面折腾，而且股市有这么大风险，这5、6年基本上是亏本，这种创新会给市场化的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这不利于我们推进市场上所要提倡的大家敢于冒风险，通过冒更大的风险来获取更高回报的理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很简单，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比如说你真的是零风险利率的上升，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对实体经济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不敢对各种资产价格会产生很大的通缩效应，所谓的零风险、利率的上升。

股市低迷、中国的股市股指是全球最大风险的，前几年讲资产泡沫，现在除了房地产有争论以外，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泡沫是无稽之谈，很多公司的股指都不超过净资产，市净率低于1%，中国确实存在无风险的利率上升吗，理财产品的利率上升不是无风险的，这些发理财产品的人把钱投到哪里去了，实际上都是投了有风险的资产，但是它是忽悠，说这个东西是刚性兑付的，是无风险的，弄得所有的人都把钱投到这里面去。

造成所谓的银行资金成本的上升，他们当然就不放贷，或者在贷款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和自由他才愿意放贷，造成我们的银行体系不愿意向房地产抵押行业做贷款，这个非常怪，国外的很多同仁问我，房地产抵押贷款是各个行业各个国家最愿意做的业务，因为风险最小，相应的回报还比较好的，而且在中国做房地产抵押贷款，我们一般要求首套房子的贷款有30%、40%、50%的首付，所以有这么高首付的情况下，房地产抵押贷款有什么风险，所以它拿来的抵押资产非常好，然后风险非常低。

但是在中国现在银行不愿意做这个业务，原因就是无风险的资金成本的上升，因为所有的钱都是从活期存款，或者是定期存款流向理财产品，从社会大众讲，他并没有把理财产品当成有风险的投资来做，他是被当做一种无风险的投资来做的，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对中国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尤其要发展直接融资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创新型的产品仍然是类贷款型产品，中国的融资结构本来就有问题，我们的融资结构7、80%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这一块非常小，我一直认为低于20%。

昨天我参加创新大会，很多人告诉我中国的直接融资最近几年还在往下走，直接融资的大概低于10%，这说明中国面临着非常大的结构性问题。

服务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最近几年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我们的服务业也好，现在占经济的比重就是10%左右，美国是82%，香港是90%多。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现在是在降低而不是增加，我们谈了15年的经济转型的调整实际上是逆转，没有转过来，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多种阵痛叠加的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结构调不过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的融资结构太偏重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

很简单，大家知道服务业消费的行业主体一般都是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的行业特征是轻资产型的，我一直讲中国不要想着去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你要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银行，不但会放大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而且它解决不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银行贷款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存款人的钱，所以银行在做业务的偏好上是希望低风险，它贷出去的钱希望是有资产抵押的，各国的银行都是这样，没有例外，但是服务业、消费业是轻资产型的，没有什么有型资产拿给你作为贷款，中小企业更是如此，哪有什么资产给银行抵押获取贷款，但是银行贷出去的钱是存款人的钱，它要保本为主，银行希望低风险，但是在中国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形资产市场不发达，比如说知识产权市场，在中国所谓的无形资产有很大的问题。

不知道自然估值，知识产权保护也不好，所以银行不敢把无形资产拿来抵押，银行以前是出口导向型，这样的融资结构，直接融资发展不起来、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中国的转型升级就不会成功，在国外，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业消费业的融资，资金的解决基本上都是靠直接融资，股权资本市场、债券资本市场、VC、PE、天使，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国九条讲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的蓝图设计，我们现在推行的所谓很多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的金融创新，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发达类贷款型的产品，还在放大间接融资，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很急迫？

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低迷这么长时间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其实不应该这么低迷，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大家知道在危机时刻，在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政府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最近盖特纳出台的一本书，他在讲美国政府逆转美国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他讲如何避免悲观心态的累计，当时只有一个主体能够承担，冒更大风险的责任的就是美国政府，所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还是有的，中国政府在如此悲观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应该发挥作用，引导怎么样的资本创新能够引导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牵涉到中国整个经济转型和发展，不单单是中国金融的事情。

大家非常担心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中国房地产也有一个怪现象，一讲到调控就是卡房贷，国外的银行其实做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业务是最喜欢做的业务，对银行来讲降低风险，有一个很好的有形资产的抵押，中国在最终需求市场有时候管得很紧，但是开放贷这一边我们实际上又很松，假如说钱比较紧，银行要优化资金的使用情况下，其实从资源配置市场化，风险导向的情况来看，应该让开发贷这一块更加市场化。

因为房子还没建好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房子最终能不能卖出去，你这个企业会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产品到时候比如说房子已经建好了，已经卖出去了，买了货的人拿这个房子给银行进行抵押，我们那种业务部做，开发贷的业务做很多，这是不是一种怪现象，所以我们如果银行真的是钱比较紧，要优化资金配置的话，人家最终已经形成产品，而且市场已经对这个产品进行了选择，它已经把房子卖出去了，这种贷款我们卡着不做，然后开放贷没有形成产品，将来这个产品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银行给这一类进行贷款，这就是中国金融的资本怪现象。

这种事情需要一个调整，如果我们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国外市场经济发达的情况下，那就市场化的融资，形成产品以后，因为这一块资产很好，从消费者的情况来看，他比较愿意选择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

政府的干预，尤其对资本市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缺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我们的M2，我们的货币增长并不慢，但是确实有些地方缺钱。

十八大以后对房地产的调控我们提出了，或者对整体经济调控提出要因地制宜也好，要双向调控也好，要更加注重行业特征也好，有时候宏观不好调，但是有些针对性的政策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现在资本市场确实非常缺钱，缺钱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无风险利率的上升造成大量的资本市场的风险，上一轮股权改革给我们现在带来了负担，这绝对是有的，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有资金层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系，很多人前一段一直在讲，中国要不要降存款准备金，通过这个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我们从M2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又不缺钱，就是不知道这个钱去哪儿了，需要钱的地方都没钱，这就是中国。

我刚才讲资本市场不发达、融资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原因，中国市场可以就中国资本市场来增加流动性的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T+0的改革，这个在国内争论非常大，但是T+0会增加交易。从货币学的角度讲，它是增加所谓的货币流动速度，它是对资本市场的货币循环增加速度，等于是有针对性的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又不会影响经济。我们的问题是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所以要像针灸一样点得比较准，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

中国很多结构的转型调整卡在资本市场这一块，中国现在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有针对性的推出，现在“国九条”强调中长期的，但是在中短期，因为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经济下行风险，资本市场现在我认为是很多很多问题的节点，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中长期的政策，我们短期如何扭转这么悲观的心态，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的心态，而且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的心态集中反映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上，所以我们可能要具有针对性的出台相应的一些中短期的举措。

因为我是来自金融业的，关注资本市场比较多，所以我就强调了一些资本市场的中短期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