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门”事件或许是一个契机,如果各方能以此推动我国信息安全的立法进程,那么将远超一场“口水战”或者“贸易战”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继美国国会报告宣称华为、中兴设备可能威胁国家通信安全后,加拿大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政府安全通信网络项目的建设,英国议会也计划开始针对华为的通信设备展开调查。
病毒式的连锁反应一触即发,国家安全,俨然成为西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鲜明旗帜。
对华为、中兴来说,北美市场谁也不能丢,谁也丢不起!对我们来说,更是一次反思国家信息安全法律和制度的契机。
清白能否自证?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发布之后,华为、中兴立即进行反驳,坚称他们的通信设备不会威胁美国安全。然而,华为、中兴所面临的实际选项并不多。
面对西方的安全质疑,华为10月25日表示,拟推广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安全检查模式,计划在澳大利亚建立信息安全评估中心,并建议美国政府使用相似方式,以降低其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华为更藉由其澳大利亚分公司总经理John Lord之口,进一步承诺,将公开全部硬件设备的操控源代码,以向美国及有关西方国家政府澄清嫌疑并化解担忧。
华为这一系列自证清白的举动,让人联想到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一幕场景:讲茶大堂之上,六子与凉粉小贩争执,为了一碗还是两碗凉粉的问题,六子剖腹验清白,而众人却鸟兽散去。
华为今天的处境何其相似。明眼人都会明白。在电信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任何一点与安全沾边的问题,对企业而言都是致命的。华为如有此污点嫌疑,又怎能大踏步走出国门?又怎能在全球XX个国家开花结果?
即使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也不得不让人产生对“华为安全门”背后的“别有用心”的怀疑。思科,曾经超越微软的全球市值第一企业,在与华为10余年的缠斗中此消彼长。
通信网络,是现代国家的神经系统。面对华为、中兴的崛起和入侵,美国各界的担忧可以理解。在知识产权“大棒”之外,美国政客又找到了另一把绝佳的“战刀”:国家安全。因为,国家安全是如此的重要和堂皇,一旦竖起这个旗号,至少在美国国内,可以是无往而不利的。
安全这个问题,恰恰是华为难以自证清白的。建立安全检测机构也好,公开设备源代码也好,这样美国就相信华为清白了吗?似乎没那么简单。
美国众议院10月8日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出于种种技术和经济原因,华为和中兴提交的评估项目的实用性不强。事实上,如果评估流程不够完善、存在漏洞或是被不当使用,这些项目可能还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要从复杂的产品中寻找并消除每一项重大的漏洞,会面临艰巨的任务。倘若有卧底故意插入漏洞,这项任务几乎就不可能完成。”
也就是说,即使有再周密的检测,美国也不能确保华为设备的安全性。这个逻辑有点“耍流氓”,但从美国的立场来讲,却又言之成理。毕竟,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放过任何一丝“不确定”。
信息安全问题是世界难题
“华为安全门”事件在国内激起一片义愤,批评谴责之声、反制报复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中国的信息安全形势同样是严峻而复杂的。根据媒体报道的数据,思科的设备在我国金融行业占据70%以上份额,在海关,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的份额超过50%,民航空中管制网络全部使用思科设备。微软在我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达到95%。英特尔在计算机处理器行业份额约为80%。中国的银行、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基本上都使用甲骨文公司的Oracle数据库软件。
可见,在我国经济支柱性行业、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对于美国公司的产品使用范围之广、依赖程度之深,均是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在美国所无法企及的。
美国公司的产品安全性似乎也并非其宣扬那么高。微软在中国发生过“黑屏事件”,证明其系统留有“后门”;思科的设备也曾导致北京网通发生大面积断网事件。
在这个全球化开放竞争的年代,信息安全已是全球性难题和重要议题。信息安全底线何在?我们该怎样维护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以牙还牙的贸易战绝非长久之计,根子上,还得从完善国家信息安全的管理机制、体制入手。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信息安全立法是滞后的。自2003年出台第一部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以来,其间除了2005年颁布的信息安全领域内第一部法律《电子签名法》外,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主要依赖于中央和各部委陆续出台的管理政策、文件进行指导。各部委的规章、文件之间,缺乏系统性、协同性,而且不乏矛盾冲突之处。工信部牵头起草的《信息安全条例》历时多年,但至今迟迟未能出台。
“安全门”事件或许是一个契机,如果各方能以此推动我国信息安全的立法进程,那么将远超一场“口水战”或者“贸易战”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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