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时不时想逃离大城市的漂泊一族而言，如今时代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返乡创业。

6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引导和鼓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渠道下沉，带动返乡人员依托其平台和经营网络创业。时隔21年之后，“互联网+”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这阵“风”正在由象牙塔和商业世界，飞入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互联网+返乡创业”并非空穴来风。在传统经济引擎不力之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机制，极大地重构、创新并释放了工业化时代的存量资源。“互联网+”行动计划代表着中国经济新引擎的崛起，并再造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与消费。与跨境电商和互联网创投相比，国内电商在经历了2014年上市元年之后日趋成熟，逐渐下沉渠道，向偏远农村渗透蔓延。

“互联网+返乡创业”是怎么炼成的？

顾名思义，“互联网+返乡创业”本质上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大背景的一个缩影。如果要充分理解“互联网+返乡创业”，我们不妨将这个合成词做一个简单的拆分：“互联网+”、“返乡”、“创业”，加以理解分析。

本文认为，“互联网+”并非简单地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加，而是借助于互联网通信技术与平台，推进产业融合与升级，最终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城市务工人员“返乡”既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又是经济发展新生态得以形成的必要前提；“创业”则是通往“互联网+”和“经济发展新生态”的突破口，在互联网时代，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不再局限于个别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和主导性企业，通过运用长尾理论，蕴藏于社会大众中间的巨大能量被充分挖掘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真正成为现实。

事实上，当前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大规模“进城市”一样。据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外出就业城市务工人员已达1.68亿人，比2000年增长70%以上。虽然多数人至今仍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就业，逐步向市民化努力。但由于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城市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岗位基本饱和、生活花费大、子女进城读书升学难、看病难、社会保障难等实际因素，加上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潮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据调查显示，在1990年前，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极少；20世纪90年代，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增至30%；2000年到2007年初，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达2/3，年均创业人数比上世纪90年代增长近2倍。此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2年以来，农民工回流与创业人数增长进一步加快。到2014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约为800万个左右，未计入的个体工商户也有近200万户。

随着“互联网+”国家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兴起，返乡创业大潮迎来新历史机遇。4月份，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年电子商务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着力完善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环境；5月份，国务院发文《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要求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加强互联网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6月，国务院办公厅再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在五项任务中的第三条明确鼓励输出地资源嫁接输入地市场带动返乡创业。

“关键人法则”

“关键人法则”，又称为“个别人物法则”，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的“引爆流行理论”的三大法则之一。他认为，点燃流行潮的往往是那些个别人物，这些人物包括三大特征：内行(Mavens)、联系人(Connectors)、推销员(Salesmen)。

创业首先要看团队。城市务工人员正是真正能够引爆“互联网+返乡创业”大潮的关键人物。在一般人眼中，城市务工人员这个群体被一概而论地称之为“农民工”，但本文极力避免使用这一具有歧视性意味，更重要地是具有误导性的称谓。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但是，当今社会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的误解。一般而言，很多人以为农民工就是搞建筑的，其实，大错特错，农民工不应该仅仅代表一类职业，更应该是一类社会群体的代表——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来自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并从事各行各业，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可能完全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甚至包括白领、高学历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低）等，仅仅由于自身是农业户口而不得不徘徊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世界之间。更有甚者，有些城市的总经理也是农村来的，由于还没落户也属于“城市务工人员”，所以农民工这个称号应该被取消。应该把“农民工”这个称号改为“一线工人”。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那些拿着最低收入从事生产一线的工人。

当然，之所以称城市务工人员为引爆“互联网+返乡创业”大潮的关键人，原因还在于其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内行、联系人、推销员。

首先，“内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时代盛行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始终没有令“三农问题”得到根本改善，而在互联网时代，“输血”让位于“造血”，“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仍在于农民自身，农业是突破口，农村则是落脚点；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高度，对“三农问题”最具“内行”意识的无疑是“城市务工人员”，即农民工、村官等；

其次，“联系人”。城市务工人员（包括农民工、村官）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决定了其天生具有联系人的天然角色；

最后，“推销员”。创业本质上是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力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天然联系人，城市务工人员亦即具有两者互联互通属性，简言之即“推销员”：将来自城市的互联网技术与思维应用并整合“三农”资源，并将优秀的农业产品，农村文化以及农民人才引入到城市等更广阔的天地。

“互联网+返乡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返乡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通力协作与产业链协同。随着“互联网+”国家战略辐射到偏远的乡村，未来“三农问题”将在以城市务工人员的自发创业创新前提下，借助于国家政策与社会力量，以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为突破口，最终完成农村的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

一般而言，产业链协同是指在专业人才团队的主导下，通过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间通过流程、价格、信息等一系列要素的设置，实现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关于城市务工人员等人才团队，上面已经论述，此处重点论述一下“互联网+返乡创业”的信息、流程以及价格等产业链协同：

信息。“互联网+”的本质是互联网化。易观国际创始人、易观企业教育总裁杨彬认为，传统企业在互联网转型中最大的痛点在两方面，一是市场化程度不够，二是信息化程度不够。作为工业化最后改造的一片领域，农业产业的信息化和市场化更加滞后。“互联网+”首先充分利用起了互联网时代庞大的营销红利和全渠道红利，站在整个农业产业优化升级的高度，通过充分整合各种市场信息，建立起衔接从前端生产到终端消费等全产业链的一站式生态平台。

流程。除了充分整合线上信息之外，农业互联网化还需要重塑线下商业模式流程，这也是O2O的应有之义。对此，在传统行业浸染多年的阳光印网创始人兼CEO张红梅颇有感触。她认为，目前传统企业互联网化是大势所趋。但传统产业互联网化面临的机遇在于打破、改造、重建企业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唯有将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相结合，以“流程控”精神重塑供应链管理，才算能称得上真正的“互联网+”格局。极致的流程管理本质上为“建立生态平台”，这与易观互联网化三大战役理论——卖货、聚粉、建平台不谋而合。重塑流程本质上为利用互联网优化传统行业垂直产业链，包括前端生产设计、中间供应商管理、线下物流配送体系、终端市场营销以及用户消费需求等。

价格（或资本）。返乡创业之所以雷声大而雨点小根本原因在于高风险、高成本与低成功率。因此，“互联网+返乡创业”不仅需要政府消除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难、减税难等问题，充分调动返乡创业人员积极性，更要借助于资本手段，充分利用和盘活社会资源。目前的互联网信用生态更多是围绕着城市展开的，包括城市电商、电子化数据积累和便捷的线上线下支付场景；而在更具有潜力的农村市场，这部分业务还处于初始阶段，核心难题在于农村用户的习惯培养和电子化、数据化、平台化的行为塑造。借助于互联网，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与资本运作有机结合起来。

当前，农村互联网金融已经形成了大致两大流派：前者以京东、阿里为代表，立足于城市电商生态的互联网金融，并通过物流、电商、支付等手段试图整合农村地区的这种割裂的社会生态；后者以村村乐为代表，立足于农村，通过站长为线下服务人员，平台为信息交易获取平台，培育出以区域生态为依据的信用环境，并逐步引入电商、金融、物流、生活等配套服务，将内部发育和外部嫁接结合起来。

事实上，村村乐的这种模式类似于美国的邻里社交应用Nextdoor，不同在于村村乐堪称实践O2O模式的典型案例，这个被大众所熟知以返乡务工人员和村官为主的“全国最大刷墙公司（线上）”，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面向全国农村的门户网站，并且还将网络社交、分类信息、电子商务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互联网交流平台（线上）。

总之，作为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庞大群体，城市务工人员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广大城市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积极参与，即便是再有力的政策与再充分的市场调节，恐怕也无法带动亿万人民的创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