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最近 BBC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现代人对社交媒体厌倦症和依赖症的矛盾，美国也有一项调查61％的Facebook用户已自愿脱离社交网络一段时间。（见钛媒体此前文章《 BBC：Facebook，正在让人厌倦 》，社交媒体对人类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正如货币的两面性，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异化还在更为深入地异化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还会看到什么？

【常宁/钛媒特约】在Facebook出现之前，博客、论坛等这些用户产生内容，且用户之间有互动的自媒体就不断吸引着人们前往。如果说，博客和论坛等还只是社会化媒体的初级阶段，那么Twitter和Facebook的出现，则让社会化媒体进入鼎盛时期。而之后衍生出的LinkedIn、Pinterest等其他很受欢迎的社会化媒体，包括国内的各大微博，以及腾讯微信这样的后起之秀，都进一步将社会化媒体推向成熟化。

社会化媒体一窝蜂的涌入个人和企业的生活。人们开始不断思考如何将社会化媒体带给企业、机构以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开始悄然出现，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不得不承认，目前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社会已经越来越依赖社会化媒体了。当然，各大技术公司和市场营销人员是非常希望这种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因为社会化媒体给他们打开了太多新机遇。

这无可厚非，盈利和赚钱是企业的根本。但反过来看，社会化媒体的使用者，芸芸众生，集体依赖社会化媒体后，他们的生活形态、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发生了什么变化？改变了多少？而芸芸众生组成的是整个社会，那么社会和文化形态有没有因为社会化媒体而发生改变？而这却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文化是社会存在的灵魂，是某一时期集体意识和社会形态的体现。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文化”这个词语，还没有一种严格和精确的定义和解释。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等等就组成了这个社会的文化。

所以，当社会化媒体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甚至是习俗造成影响时，我们的文化是否因此而受到影响或者说发生改变？或者重新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改变无论好坏，也无论体现的是否明显，这种改变就像地壳的运动一样，无声无息的发生了。

被异化的社会化媒体

社会化媒体的初衷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事实是人们变得更加疏远，网络上的联系远不如传统的关系维系更能拉近距离。

社会化媒体一个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点是以关系为基础，将人们笼络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可以是亲密的朋友，可以是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是有相同追求的圈子，可以是专业化讨论，等等。

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关系因为分享内容而变得更加紧密，比如让朋友间更加互动和了解，让陌生人之间变的熟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化媒体上关系的建立很容易，但关系的维系却偏离了社会化媒体的初衷。

人们之间的距离虽然因网络而让虚拟的距离划为零，但社会化媒体的海量信息、嘈杂无节制的“自我广播式”垃圾信息分享，将人们不断淹没，寻求好友信息和状态的热情不断减退。

人们一方面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但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变得“沉默寡言”。人们开始像喵星人一样躲在电脑或手机背后去窥视整个网络，只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看”，看某个好友的状态，但却不再热衷于“互动”。而这种“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让关系变紧密的手段。

人们慢慢隐性于网络背后，在餐厅里、马路上、地铁上等公共场所时，他们经常躲在手机屏幕后查看或更新自己的微博或社交网络上的信息。

虽然随时随地关注并掌握着朋友们时刻的动态和近况，但却不愿意打电话慰问朋友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在社会化媒体上对朋友的问候和评论代替了往日的面对面寒暄，打电话问候或者当面交流的动力和机会都大幅减少。而这些传统的问候和交流方式对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实质性的帮助。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非常对立的矛盾：社会化媒体被创造出来的初衷是加强人们间的联系，拉近人们的距离，但当社会化媒体越来越大放奇彩的时候，人们心与心的距离却变得更远了。

这就是技术工具的异化。我们创造出工具，想让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某种目的，并更好的帮助人类，但工具最终产生的效果却正好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甚至对创造者造成影响和伤害。

部分群体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由此发生改变，连接关系的存在将导致整个社会群体生活状态发生变化。

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这一代更依赖社会化媒体，他们时刻将手机捧在手里，通过发送即时消息或在社会化媒体上写评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因为这比面对面的交流简单得多。

他们结交新朋友的渴望与能力都在迅速下降，甚至会对在公共场合讲话产生恐惧感。不光这一代年轻人如此，如今沉浸于社会化媒体信息中的大多数人也存在同样问题，他们变得害怕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或交涉问题，即便在社会化媒体上处理问题得心应手，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流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喜剧艺术家杰瑞·森菲尔德对于这样的现状曾发出疑问：“难道在葬礼上，大多数人情愿做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也不愿意上台致悼词吗？”杰瑞·森菲尔德看似轻松的调侃却引发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化媒体究竟对社会群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美国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的最新力作《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中指出，连接关系和连接关系上的“传染物”是社会网络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所谓的连接关系，就是谁跟谁相连接，各种各样的连接关系就将整个群体连接起来，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加入到这个网络。而所谓的“传染物”，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方式，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甚至是健康。

“我们的连接关系，并不局限于我们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启动链式反应，并最终连接到我们，就像遥远的波浪最终冲到我们的海岸一样。”所以，当网络由各种各样的关系连接起来时，社会网络就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思想、情绪，甚至是人们的希望。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蝴蝶效应和多米诺效应，一动则全局动。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的最新理论将网络关系分析的极其透彻、全面和深刻，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而社会化媒体就是这样一个网络。

当社会化媒体上部分人或群体的行为、思想、态度等发生改变时，那么随后在这些人的连接关系上的所有人都将会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直至波及整个群体。所以，当社会化媒体上类似80后90后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生活态度、交流能力等发生改变时，最终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改变，而这些的的确确是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把社会化媒体上每个人的连接关系全部作出一张地图，那将必定是一张由各种拓扑结构相连的大网络。在这个大网络中，你快乐，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将也会快乐。你愤怒，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将会愤怒。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变胖，你也将可能变胖……所有的事情就像一根连轴的链条，所有的“传染物”将没有阻挡的沿着连接关系自由流动。

因此，社会化媒体这个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和其他。所以，情绪的传染就推动了社会化媒体上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的崛起，一次又一次的大众狂欢。《社会化媒体上的乌合之众》篇文章也从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和解释。乌合之众的参与会影响整个事态的发展，而当所有人都参与到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中来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我们”因社会化媒体而改变，“我们”的现实行为受到社会化媒体的影响。社会化媒体的存在，让这些改变和影响都迅速发生。

写作技能下降，思维方式变简单，思想变浅薄

Twitter的出现，给社会化媒体打上140字符的标签。即便之后出现的各种社会化媒体未必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但统一的思想就是限制人的发表字数，力求快捷明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享受这种随手就发几个或几行字的便捷。不需考虑语言的严谨，不需考虑词语的排列，也不需太过考虑文字的顺畅。140字给人找到了许多可以“偷懒”的借口。

但却不知道，这种长期对简短和迅速的训练是一种“甜蜜陷阱”。它让我们的写作技能每况愈下，让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让思想变得浅薄。

因为，社会化媒体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到简洁，尽量把多信息的内容浓缩成百十个字以迎合快节奏快餐式的信息需求。因此，我们不再去思考优美华丽的修辞，不再注重语言的技巧，不再斟酌表达的意境，也不追求标点符号的正确运用，仅用只字片语流水式的叙述或替代心情的网络符号来传递信息。

并且社会化媒体上爆炸式的海量信息，让人们一切以“快”为目的。他们没有耐心细细阅读和慢慢思考，对一些现象和事实只看表面便人云亦云或贸然下结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靠搜索找到答案，随手“剪切”和“粘贴”就变成了“自己”的观点，不再深究事实真相和内部的关联。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思想不断变浅薄。

主管美国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及其他分级测试的非盈利组织——美国大学理事会旗下的国家写作委员会在2008年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表示，他们在写作业时，有时候不能正确使用大小写和标点符号；38%的人表示他们在其他公共场合也会使用IM（即时通讯信息）或邮件中常用的缩写；25%的人表示他们用过表情符号；64%的人表示他们在学校至少用过一种符号来代替文字信息。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化媒体难逃其责。

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作家Eric Qualman在其新书《颠覆：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中这样表示：没错，缺乏面对面的交流的确存在缺陷，这也是80后、90后以及将来的年轻人面临的一大挑战，毕竟科技已经是他们生活固有的一部分。因此，社会化媒体可能带来的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的失语和写作技能的下降。

价值观改变，审丑盛行

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往往能体现出这个社会的文化，而价值观则是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评价和看法。个人价值观一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和环境的不断变化，社会和群体的价值观念则很容易发生变化。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让各种奇、丑事物得以迅速扩散和传播，并且人们开始非常乐意参与这种传播，并从中产生愉悦感。这背后表现出的是，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坍塌，审丑文化开始大行其道，并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表现出愈来愈强的趋势。

如果说，社会化媒体只是传播“丑文化”的最快捷的平台和渠道，那么群体的看客和以丑为美的心理，则是审丑文化盛行的元凶。何谓美？何谓丑？界限变的已不再明显。能引起群体集体娱乐和消遣的事物，就会被广泛和迅速的扩散。因此，群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群体的审丑心理和社会化媒体两者合力进一步加大了整个社会审丑事件的传播和审丑文化的盛行。

在《大连接》的理论中，“每一个快乐的朋友，让你快乐的概率大约增加9%。每一个不快乐的朋友，让你也快乐的概率减少7%”。因此不难理解，当人们在审丑事件中得到消遣和快乐时，会很快影响到其社会化媒体上其他的朋友，其他的朋友又会感染更多朋友的朋友，人们越是从中找到“快乐”越是传播，越是传播越是能引起更多人的“快乐”……如此循环，于是审丑事件不断被滚雪球，直至整个网络从审丑中找到“快乐”和共鸣。

当一切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流行，颠覆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就悄然形成了。

数字迷魂计

如今，人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摸手机，看微博微信。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查看微博微信，然后才放下手机。

早晚捧着手机，一刻不离手，体现出人内心的无安全感。习惯于一切以“快”为目的的做事方式（快速浏览、快速阅读、快速思考甚至不再思考）带给他们的是思想开始变得空洞浅显，思维开始简单化，最终导致的直接表现就是内心的空虚感。

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化媒体，整个社会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许多人只是一味的享受社会化媒体带来的便捷和乐趣，但大多不会去想这背后隐藏的影响。以社会化媒体为首的数字化已经把人们搞的晕头转向。

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会让他们总是感觉时间不够，总是在社会化媒体信息的漩涡中发呆，或机械式漫无目的的浏览。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反而大把时间都浪费在不停的刷新屏幕上，而当时间流走后，心里便产生极大的负罪感和焦虑。如此反复！而这已成为当下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无限猴子定理

美国作家Andrew Keen在2007年出版了令人深思的作品《The Cult of the Amateur》（我将其叫做《大众狂欢》）。他对Web2.0文化带来的有害后果做了最深刻的批判，并对人们做出警醒。

Keen提到了“无限猴子定理”，该定理最早由概率学家埃米尔·波莱尔提出。意思是：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地按键，当按键时间达到无穷时，几乎必然能够打出任何给定的文字，比如莎士比亚的全套著作。

一群猴子在一个打字机上乱敲，虽然大多数时候只能敲出毫无意义的乱码，但是只要当他们敲了足够多次数后，也能敲出一部莎士比亚著作。

作者将如今的网民也看做是打字的猴子，虽然大多发布到网络上或社会化媒体上的信息都是无意义的，但无数个打字猴子不停的发布信息，可能也会形成一种看似很重要的“著作”。但这种“著作”是对文化破坏的结果，它“模糊了传统观众和作者的界限，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模糊了专家和业余人士的界限。”

而其最新力作《Digital Vertigo: How Today’s Online Social Revolution Is Dividing, Diminishing, and Disorienting Us》（我将其叫做《数字迷魂计》）又一次对如今的社会化媒体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目标直指社会化媒体以及它对社会和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尽管Keen自己也用各种高科技设备，但这并不矛盾，他是社会化媒体大军中的一员，但也是社会和文化的监督者和批判者。当整个社会沉迷在高科技带来的幸福美景时，总要有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他们不是反对技术，而是不希望技术让社会和人们失去方向，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当你把这篇文章看到这里的时候，是否感觉你也同样处于这样的数字迷魂计中？是否考虑或担心过你或社会对社会化媒体的重度依赖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这种依赖会不会对我们的文化造成不利？为什么会？为什么又不会？……

“技术进步会改变人们在社会网络上的生活方式，并会对人们的自我控制方式与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大连接》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

当整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改变时，人们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的改变就不足为奇了。而当社会群体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方式、传统审美理念、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这些组成社会文化的各个部分，因某种新事物的出现而改变时，那么现有已形成的文化势必会受到破坏或者被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