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两会，与互联网经济有关的出现了两份正好针锋相对的提案。其一为苏宁张近东委员所做，在他看来，VIE模式下，电商发展十分扭曲，故而应该尽早出台对VIE进行监管的规定。另一份则为百度李彦宏委员提出，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利用企业借助VIE模式发展，在支付牌照和并购审查上，要取消对VIE的限制，即给予完全的国民待遇。一个鼓吹监管，一个主张松绑，意见截然不同。

这首先和两家公司所处的位置有关。苏宁作为一个新近进入互联网领域的传统商家，树立的竞争对手为淘宝。在他的视野中，整个电商行业有价格战盛行的恶性竞争态势，而这一态势，是因为企业的目标是上市而非盈利，VIE模式则是推动这个目标的元凶。而过去淘宝系下的支付宝VIE事件更是将这个模式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张近东对VIE的不满，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为自家企业考虑的成分。

百度则不然，这家公司本来就是VIE结构中国人控制的海外上市公司，切实经历过VIE路径，加之最近市场上又多有对国内互联网公司（很多本身就是VIE结构）并购的传闻。李彦宏要求对VIE结构松绑，有站在百度立场上的一面，不过客观上也是为行业内其它VIE结构或打算通过VIE结构发展壮大的互联网公司呼吁。

抛开各自立场不谈，让我们比较公正地来审视一下VIE结构究竟要施以监管还是要多加鼓励。张李两个截然相反的提案，究竟对国内网络公司，孰利孰弊？

其实VIE是国内行业规制下不得已的产物。比如门户网站需要新闻刊载资格（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文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再比如视频网站需要网络视听许可证，也排除了外资入股的企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又想获得牌照又想海外上市的情况下，想出了VIE这种制度创新，让事情变得可操作起来。

不夸张地讲，99%的网络公司都是需要外部资金注入的，而一般情况下网络公司由于鲜有固定资产而很难取得银行贷款，于是用股权交换风险投资几乎成了唯一的道路。风险投资，顾名思义就是风险很大。风险投资的模式大致就是投资若干企业，7成颗粒无收，3成回报极高，就算是好投资。要让3成的回报超过7成的输个精光，就必须要这3成的回报高出一般的水平：2倍3倍都是小意思。一个企业的利润率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唯一的方法就是股权买卖，风险投资退出。一轮又一轮的VC退出，最终的目标一定是上市。

所以，张近东所谓企业目标是上市而非盈利，并非是VIE造成的，哪怕这个企业接受的是所谓人民币基金的投资，后者一样寻求的是规模超常发展，迅速做大以求上市，在几年内形成十数倍甚至更多的回报。严格监管了VIE，企业不见得就把上市不当目标了，也就是VIE并非价格战的元凶——即便退一万步讲价格战是万恶的话。 

现在来看看资本运作的最后一环：上市。在早年还没有创业板的时候，中国股市门槛极高，大部分网络企业无法达到所谓盈利多少多少年的要求，但风险投资又等着套现回报，海外市场就成了极好的选择，而且，相对来说美国互联网更加发达，更容易接受新兴的哪怕是亏钱的科技公司，证券市场运作也更加正规，企业纷纷海外上市，没什么不好。即便后来有了创业板，对照一下创业板上那些高科技公司的高管迅速套现业绩迅速滑坡，至少目前在美国市场上的那些互联网公司，还是更为靠谱一些。

中国互联网的各种牌照，出自各个部委之手，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很难统一协调在牌照上尽快松绑，故而就很难根本上驱逐掉VIE模式。与其围追堵截，不如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自新浪启动VIE模式以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大乱子（即便支付宝VIE事件，后来也是藉由商业谈判互相妥协加以解决）。我甚至可以说，对比很多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更显阳光更显健康。李彦宏所提，更具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从大局上来看，中国对海外资金的需求依然很旺盛，各地方招商引资依然是地方上的重头戏，可持续发展还是在求发展，海外资金当然是重要源头。对VIE进行监管，事实上会极大地不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引入，也不利于我国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引入，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新经济领域。工业时代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列强，难道在信息时代依然要落后个几十年吗？ 

（本文首发于 网易科技频道 ）

后记：李彦宏后来表态说他和张近东的提案并非互相针对，只是各自角度不同云云。可视为PR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