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时的新生班是首次在大学生宿舍打开新电脑包装的群体之一。我室友的Mac Plus的“死亡之轮”总在我的学期论文上游荡。

1992年，我的第一封电子邮发给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我的老板，那封邮件的主题是“交稿延迟”。

1996年，当我与当时正在快速成长、名为Amazon.com的图书公司打一个非常重要的自荐电 话时，我的摩托罗拉掌中宝突然死机。黑莓850则可以让人们上瘾，不停地用大拇指按塑料键，更不用说俄罗斯方块游戏了！

所以，我并不是个“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我是个“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

技术是陌生的

我们那代人是“移民”到技术领域的。与出身于技术家庭的数字原住民不同的是，数字移民是到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成年阶段才接触技术的。我们是后来才与技 术建立起的关系，这与跚跚学步时就对技术有了直觉了解的一代人不一样。

所以，对数字移民来说，对技术的“需求状态”是职业性的，正如数字原住民对技术的需求是个人化的一样。随着技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技术在我们这群人的心里激起的感觉是依赖和焦虑，而不是我们后一代人体验到的自由和自主权。

正如在2006年创编“数字移民”这一词汇的马克·宾斯基对CNN所说的：“人们总是落在后面，他们必须应对这种情形会感到有压力。”不但技术是全新的，而且技术作为个人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 念也是全新的。

整个一代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技术变化得太快了。不过实际上，变化过快的并不是新技术的发展步伐，而是我们的生活因为应对技术的发展变化 太快了。数字移民面对技术产生了一种“认知失调”。这种认知失调放缓了技术革命的进程。

在《纽约客》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慢想法》中，阿图·葛文德写道：

“大众媒体可以向众人介绍一个新想法。但是……当人们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想法时，他们会追随自己了解和信任的人的引导。每一个变化 都需要付出努力，而决定付出这种努力就是一个社会进步。”

所以，我们的进步速度只能和同龄人的进步速度一样快，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群体都是数字移民。

复杂化的关系

数代美国人都已习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确信，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这就是霍雷肖·阿尔杰和戴尔·卡耐基兜售的“美国梦”。在这个梦想中，技术不但预示着效率，而且还意味着人们在工作中可以更牢靠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掌控自己命运的希望只是虚妄的幻想。在安装电子邮件软件或者在Facebook上注册这样的活动中，技术将每一种关系都复杂化了。

个人空间消失了。隐私被暴露无遗。信息量成倍增加。其结果是，工作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了。电子邮件和日程表等东西永不停歇。就像邮递员那样，我们永远也赶不上了。是的，关系提供了实现目标的更多途径，但它们固有的特点就是更加复杂。

并非巧合的是，社交媒体技术的兴起与职场中的其他变化——向非全日制就业的转变、更专业化的技能和全球化的供应链——发生的碰撞，摧毁了雇主和员工之间的社会契约。雇主因为意识到潜在的变化而心神不宁。对每一位员工来说，一个新机会只是点击一次鼠标而已。

现在，千禧世代已经习惯了混两年以后离职，这 样的离职在聘任他们的当天就可以预见到。美国劳工部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5岁的美国人在18到25岁之间就已经做过6.2份工作了。真的是随意跳槽啊！

类比的危险

这种认知失调在社交媒体上暴露无遗。数字移民在这个领域出现是为了寻找有用的东西。对数字移民来说，社交媒体的技术就像是电话和邮箱，其基础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电话一响，我们就会去接。所以，数字移民误以为社交媒体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的多元化版本，而不是行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自我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

推特就像报纸。领英就是升级版的名片盒。Facebook只是把营销领域中的客户关系转变成了“友谊-关 系-管理”。社交媒体只能以大众（也就是数字移民）接受它的速度发展，而大众则仰赖根本不存在的约定来理解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所以，社交媒体的发展受到了 严重阻碍。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革命被推迟了差不多20年。

正如谢丽尔·托莱多（Cheryl Toledo）在《高等教育教学国际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

“尽管数字移民试图以技术世界的本土语言交流，可很多人还是会将电子邮件打印出来，而不是在屏幕上阅读；很多人会与人当面分享某个网址，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网址；很多人会在打印文稿上而不是屏幕上编辑文件……”

技术需要的不仅仅是正确的想法，还需要让那些想法成功实现的适量时间和愿望。

社交媒体和自我

数字原住民面对技术的行为则大不相同。丹娜·波伊德在《那很复杂》中写道：“（数字原住民）会在网上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社交媒体——远不如特洛伊木马那么有魅力——是个放气阀……”手机最真切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世界上的手机比卫生间更多的原因之一。

现如今，通过技术传播的刺激性事物数量惊人，所以，数字原住民会以一种更老到同时也更熟练的节奏无视和接近媒体，这样的节奏往往无视简单的因果关 系。当天，或者一周内甚至一个月内回复一条短信都是合乎礼仪的。他们的客户旅程天生就是悠闲的。

这是因为数字原住民的行为是由个人控制统治的——他们天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中。这种做派常常被人误读为自私。实际 上，这种行为并不是自私，而是整个社交媒体运动的属性，在这个运动中，个人希望处于自身体验的中心位置。对数字原住民而言，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已经通过大 量的Facebook和Instagram信息推送交织在了一起。

在最近30年的主导文化和主导经济趋势中，技术已经打破了权力的平衡，并给几乎每个行业都造成了知识产权的威胁。大部分人对技术的消极态度和怀疑态度，不可避免地阻挡了新思想的出现和交流，并进而损害了经济生产率。

简而言之，未来的到来比它应有的速度更慢了。增强现实和3D打印等必然会出现的创意——两者均已有25年以上的历史——未能取得进步，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用户来说，它们的类比太过复杂，所以， 无法理解。

为什么说变革即将来临

数字原住民永不魇足。现在，社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发明的步伐将再次加快。促进因素就是人口统计学特点、经济规则以及技术自身发展周期的改变：

技术是有周期性的。互联网的基本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市场、搜索和网上社区——在1992年到1996年期间表现出爆发性增长。我们的社交习惯——领英、Facebook、YouTube、iPhone应用和推特 ——则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从本质上而言，技术飞跃有10年的延迟，其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移民在接受新技术之前，需要时间去适应。所以，不但发明的下一个10年周期即将来临，随着数字原住民获取更大的控制力，这个周期还会加速来临。

PAC Consulting的数据显示，全球现有17亿数字原住民，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大约25%，比2013年的数量增长了18%。对数字原住民来说，社交媒体既是他们表达想法和发起行动的操作系统，也是组织原则。

这些系统和原则将会被数字原住民中的新兴统治阶层更快地创造和采用。相反，数字移民对技术更快发展的认知失调实际上则会增加，但随着他们将决策控制权让渡给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认知失调的破坏性会更小。

从经济上来说，资本将会追随这一人口统计学特点的变化而动。营销者和风险投资家已经将资金从婴儿潮一代转向了千禧世代。对数字移民而言，从买方和卖方之间关系的低效来看，技术市场是个典型的新兴市场（无可避免的结果是基础设施的不成熟）。

而在数字原住民看来，更大的透明度、专业化和商业基础设施则构成了强劲增长市场的基础。金钱会流向增长的市场，但对新兴市场态度谨慎 。

与此同时，“改革”——也就是我们管理这个转变的能力——的成败取决于能增强用户控制的产品的创造。这是整个社交媒体运动的特点。数字移民可通过对数字自我更强的控制感来抵消与社交媒体依存共生的压力。数字原住民可将自己置于自身体验的中心，这也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形式。

开发者亲见了这一变化。 Facebook继续为看重新闻推送内容的人扩大用户控制。com和Snapchat.com等服务不但能让用户控制谁能看到一条信息，而且还能控制他人 能看多长时间。Flipboard可让用户订阅的网站以自己喜欢的版面出现。Spotify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播放音乐。短期的改革会以围绕用户控制进行的移动先行开发方式出现。不过现在看来，其进程依然比应有的进程更慢。

当然，这是所有移民固有的属性。面对两种思想、身处两个地方让移民还不适应。不过技术的同化作用是超常的，在这种情境中，既有传统扮演着移民的角色，而数字原住民则是推开大门的外人。我并不认为下一波技术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它确实会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与之相伴的是更快的速度。正如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在40多年前指出的，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而创造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

下一代的问题是将技术与自我分离，而不是让自己更接近技术。我与《广告狂人》中的唐·德雷柏颇有共鸣。Sterling Cooper Draper Pryce广告公司的合伙人购买一台IBM 360计算机的决定，就是时代转变的深刻隐喻。

那台计算机取代了广告文字撰稿人的位置。模拟被数字取代了。我想，在这部电视剧的后续剧集中，办公室会真的 学会如何使用那台计算机，不过唐的那代人始终会觉得计算机是陌生的，就像我们这代人看待社交媒体一样（尽管我们总算能熟练使用了）。IBM 360是第一台可升级的计算机，技术变革提醒我们，我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生活中也是可以升级的。

作为一位终身技术专家，我希望发生变化。变化是常态，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变化同时也是极其艰难的。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希望下一代人超越我们。其实，我希望他们成为 “最伟大的技术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