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互联网，行或不行，争论喋喋不休。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BAT?上海互联网产业集体沉沦了?在上海喝一杯创业咖啡为什么这么难?

以百亿美金的估值划一条线，过线的互联网公司有BAT、小米、36、唯品会，一家上海公司都没有。

缺了顶级互联网公司的上海，就像缺了“埃菲尔铁塔”的东方巴黎，少了时装的米兰——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而上海这个中国的潮流之都，一下子赶不上时髦了。

上海，向来以开风气之先而著称于世。1993年，中国第一条海底国际光缆从上海登陆，让中国结结实实地连接上了世界。1996年，上海热线上线时，雅虎才两岁，大多数人还不知道IE是什么，乔布斯的第一款MacOS还未发布，腾讯QQ的鼻祖ICQ同年刚刚被发明，而马云正在靠黄页网站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李彦宏则还在华尔街打工……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出席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时说：“上海的冲劲、闯劲不如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想当老板的劲头弱了点。”

2015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时下对上海而言，互联网不仅是代表中央经济思路的大热概念，亦是推进打造科创中心的关键抓手。韩正曾多次对官员提及互联网新技术对上海的影响，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韩正称，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很多改变和创新是颠覆性的……而且这还只是开始，更大挑战还在后面。”

当前上海互联网产业面对的是，二十载不变的雄心和互联网时代脚步放慢的困惑，《IT时报》作为一家立足上海的IT科技媒体，也许最有资格来解读上海互联网今天的现状：来看看这是怎样一个没有“二马(马云、马化腾)”的互联网世界，来阅读上海互联网人内心的困惑雄心。

◆ 在上海创业

2002年，正在温州大学读大二的黄俊茗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之旅，创办了一家温州地区的点评网站——捷迅都市网。彼时，张涛还没有回国创办大众点评网。直到2003年，大众点评网才在上海出现，而捷迅都市网则以30万的价格卖给了温州当地的门户网站——温州热线。在烧掉了父母给的80多万元之后，黄俊茗放弃了创业，“温州对互联网的需求和上海没法比。”

首个“大学生创业基金”

2014年9月，肌肤管家智能肌肤测试仪上市，这是一款能够测量用户肌肤的水分、油分和弹性指数，并将数据传送至手机的智能硬件，截至到3月底，卖了20万台，这是黄俊茗的第二次创业，在走了一条弯路后，终于上了正轨，“还好在立项时就入选了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雏鹰计划’，拿到了20万元的免息贷款，解决了启动资金的一半难题。”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下面简称“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是由上海市科委、教委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共同出资成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支持这四所高校的大学生创业。但随着基金会运作日益成熟，它已经成为全国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从事推动大学生科技创业的非营利性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中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创业天使基金，也有旨在“让钱产生回报，再继续做天使”的接力天使基金。

据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向《IT时报》记者介绍，从2006年开始，政府每年给母基金投资1亿元，已经连续投资了9年，基金会投资的对象也逐渐扩大，如今面向全球大学生，包括牛津、剑桥、鹿儿岛大学等世界各地高校的毕业生在上海创业，只要是在毕业5年之内，都可申请基金会的天使基金。

现在红极一时的“饿了么”，便是2010年时基金会的投资对象，“不过我们半年后就退出了，因为他们很快拿到了更大的投资。”

40%选择互联网创业

事实上，上海是全国最早成立专投大学生初创项目天使基金的城市，也是目前运作最专业的大学生创业基金，资深投资人查立认为，其专业性之强，没有之一。国内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大多是以政策名义出现，比如国家和各地政府都颁布了不少关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包括:给予创业、社会保险补贴，享受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减免税费等。像大学生科创基金这样直接以天使身份投资、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所有管理都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每年接受各路审计的创业公募基金，据《IT时报》记者了解，在全国其它地方，似乎并不多见。

在基金会投资的项目中，互联网是当仁不让的创业大户。该负责人介绍，2014年，基金会一共投资了239个项目，投资金额达5000多万元，其中大概有40%左右的企业是在互联网领域创业，“基本上每一波互联网浪潮，都有一大波创业者跟随，SNS、App、团购、互联网金融、智能硬件都有，但真正活下来的，也只有这个行业的领头羊。”

第二次创业黄俊茗没有再用家里的钱，一开始，他从合创团(一家为早期创业公司服务的天使机构)拿到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和30万元的孵化基金，然后便是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20万元天使基金，接下来泽厚资本作为天使轮投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现在他们启动了A轮融资，“和北京、深圳相比，上海的投资人多一些。”

喝一口海派创业咖啡

有这样一个小实验，在大众点评上搜索人均300元以上的日料餐厅，你会发现上海的明显要比北京多出4倍到5倍。而搜索“创业咖啡厅”，结果则是完全相反。有人曾说，在北京开创业咖啡厅，开一家火一家，但在上海则是开一家倒一家。

2012年，IC咖啡生于上海张江高新科技园区，基于“做圈子”的初衷将IC产业链上的大佬、创业者、资源方等聚集起来，算是全国业内最有名的“上海圈子”。

2015年是IC咖啡迅速扩张版图的一年，年后，IC咖啡北京站已经挂牌开张了，深圳站也在筹备当中。其实在北京分店还未开张之时，IC咖啡就拿到了创新型孵化器的资格，北京政府还支持了8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是，IC咖啡在上海已经三年了，孵化器的资格却才敲定不久。

目前，已经有10个创业团队签约，准备入驻浦东创业中心·IC咖啡芯家园，主要集中在移动互联网、集成电路、智能硬件这三个创业方向，这也是基于IC咖啡多年培育的产业链资源。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比起北京疯狂创业，包装造势的互联网思维，上海显得更加务实，不会故意制造融资和估值上的泡沫，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性格是比较吃亏的。”IC咖啡CEO王欣宇认为，在上海创业之所以慢，是源于它的性格。

“浦东主要发展集成电路和物联网，浦西主要擅长文化创意和工业设计。”王欣宇认为。

2020年聚集20万科技创业者

《IT时报》记者从上海市科委获得的数据是，在创业孵化、转移转化、研发服务、科技金融、创业宣传、创业教育等领域，上海市培育和积聚一大批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创业服务组织和众创空间，全市备案天使投资人超过3000人，机构式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超过100只，已经形成一批创业社区，上海成为我国创业“养分”最充沛的区域。

此外，上海市科委于3月底启动的“创业浦江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科技金融对创业的支持力量被多次强调，尤其是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一位外地城市的政府基金负责人对《IT时报》记者分析，从政策层面来看，计划中提到的试点天使投资特殊税制，在张江示范区和中国上海自贸区，试点境外风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人投资境内非上市企业等等，在全国都属于走得靠前的创新举措。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0年，上海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中心，集聚“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创业者、连续创业者、海外创业者等各类科技创业者超过20万人，要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领袖地位的创新型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超过3000家，形成100个由小巨人企业牵头发起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谁掐住了上海互联网的脖子?

点融网联席CEO郭宇航是2014年“上海IT青年十大新锐”之一，在接受《IT时报》记者采访时，他对上海的互联网创业环境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上海互联网创业的氛围跟北京、深圳比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缺少一个聚集的氛围。创业是一个很寂寞很孤独的旅程，缺乏同行者对创业者来说很难接受。”

外来创业者觉得孤独

在引进人才方面深圳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来了就是深圳人”，上海在这方面稍逊一些。“上海仍然比较谨慎，各类人才的引进要面临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包括子女就学、户口、高管退税。”郭宇航说：“北京、深圳的互联网从业者你来我往的活动很频繁，晚上下班就呼朋唤友出去聚。上海这边下班了就各回各家，对于在上海没有家室的外来创业人才来说会感觉很孤独。”

除了缺少聚集的氛围，郭宇航认为，上海的商务成本相对偏高，对于初创企业的发展相当不利。“在北京有很贵的地方，也有很便宜的地方，有很便宜的生存方式。上海缺少一个区域能够形成价格的洼地，让创业企业在早期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郭宇航举例说，“在北京吃个小吃十几块能搞定，在我们蒙自路互联网金融园区附近，一顿午饭至少要二三十元。”

揽人要靠上海式“忽悠”

不同的文化氛围与创业环境，也造就了气质截然相反的南北两派。

北派的创业者，大多数身上带着疯狂，除了产品本身之外，他们更多谈理想、谈情怀、谈上市。这种乐观的创业精神带动了VC的投资热潮，往往在一顿酒局上能搞定融资，某种程度上，这里更像是冒险者的乐园。

但在精明务实的海派眼中，这种疯狂是不可想象的。触宝科技CEO王佳梁说：“在北京招人，谈创业理想与情怀很容易打动对方。但在上海，很难靠这些去打动人才，对方最关心的是薪资问题，最后可能还会来句家长不同意。”

饿了么资深副总裁罗宇龙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在面试时曾遇到过一些能力很强的应聘者，但最后都选择去国企或政府部门，而不愿意冒险到创业公司，“相对北京而言，上海创业人才比较少，打工文化比较强，不愿意到创业公司。”

其实，“上海并不缺乏科技人才，而是缺乏富有激情的创业人才。”在触宝的扩张过程中，王佳梁深有体会。从2008年至今，触宝已经在上海扎根7年。原来二十多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目前200多人的成熟公司，在招聘人才的过程中，王佳梁亲自上阵，在北京、上海的科技从业者圈子，以及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等高校毕业生中，为触宝“忽悠”来不少优秀人才。

缺少“吹鼓手”

曾经黄俊茗想做一次产品推广，选择了几家网络科技媒体，可这些媒体都在北京，前后谈合作用了1个月的时间，但那些在北京的同类公司，最多十天就能谈妥合作。所以，现在黄俊茗将自己的公司分成了三个部分，总公司和产品研发在上海，因为江浙沪一带的化妆品厂商很多，而商务和运营部门放到了北京，目标受众常关注的女性社区、论坛、媒体在那里，而生产则和深圳一家厂家合作，那里有最完整的电子设备生产供应链，成本最低。

在采访中，多名受访对象都认为“缺乏科技圈里的话语权”是上海互联网创业企业之所以“没声音”的最大障碍。“上海互联网圈就少一个像我这样的吹鼓手。”上海信息化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每天日程都安排的满满的，作为一个为400多家信息服务业企业服务的行业组织的主要操盘手，他一直在各种场合为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做宣传，“北京是全国科技媒体最集中的地方，再加上现在风起云涌的自媒体，很多不怎样的创业公司，被几家媒体一包装，看起来也很不错了。但上海这方面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有很多好的企业，知名度出不去，在互联网时代，这是很吃亏的。”

“产业互联网”或是机会

“所谓的上海互联网沉沦论我是不同意的，上海的互联网创业现在正如火如荼，只不过上海互联网企业多是在某一个特定行业有特定优势，而不像BAT那样大而全。”张俊，中国首家P2P网贷平台的创始人对“沉沦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对《IT时报》记者说：“未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很可能诞生比BAT体量更大的公司。”在张俊看来，如今的互联网业，大的格局已经成型，唯一就剩下“互联网+金融”一个“特大金矿”，这是上海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上海的优势产业，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有机会成为一个互联网金融的高地。

“作为国际化的都市，目前上海的科技氛围与地位并不匹配。但上海滩科技企业并没有沉沦，它必然会迎来下一个十年中重新崛起的机会。”坚持扎根上海的王佳梁，对于这一趋势着自己的认知。在他看来，海派企业注重的轻量级的生活服务产品，恰恰是这波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方向，“尤其是借助上海的产业环境，海派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出海，面向整个国际市场。”

创业氛围不仅仅是由城市的性格所决定，资本、政策支持自然也会起导向作用。 在王欣宇看来，上海的资本应该放下身段，跟上万众创业的步伐。“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不适合上海，不管是阿里还是腾讯，互联网公司需要打破规则才能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但上海是最讲规矩的地方。也许政府放松了干预，反倒会使新型公司出现。”

“上海需要一家超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来改善上海目前这种散而乱的创业氛围。”在罗宇龙眼里，深圳，杭州也并不具有北京那样浓厚的创业氛围，但他们就是依靠一两家大的互联网公司直接带动了整个创业氛围，“阿里巴巴有两万名员工，他们有的离职后，也聚集在阿里周围流动，选择并开拓新的创业机会。”

生活类O2O、互联网金融，上海的下一个盛大到底在哪里?上海市科委高新处副处长肖菁认为，互联网时代正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过渡。随着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的处理能力逐步加强，互联网将步入改变企业运维方式与服务模式的时代，各传统产业如制造、医疗、金融、交通、教育正逐步呈现互联网化的趋势。“‘互联网+’所需的生态链在上海已经形成，未来将大有可为。”肖菁认为，这是一条适合上海的互联网之路。

◆ 魏武挥：上海不适合创业，但可以创新

上海少有知名的科技评论人，魏武挥算一个，身在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在教授、海归、专家林立的高帅富圈内，这位曾顶着“讲师”头衔跳出来指点互联网江山的观察者，如今在国内互联网和新媒体圈内，早已成了腕儿，而魏武挥对于上海互联网的观察视角，也充满了海派特色——务实而新颖。手上满布的戒指和金属质感强烈的腰带，这一身朋克风的打扮，很难将他与大学老师这个角色联系在一起。大家所熟知的魏武挥，很早就进入了互联网圈子，是个高产的科技专栏作家。

其实在参与创立博客大巴(BlogBus，沪上一家商业博客网站)之前，他还有过一次创业经历。“如果你没有创过业，也许不会了解用自己赚来的钱给员工发工资的感觉。”他打趣地说道，“最后我又选择回到体制内，从我身上就可以看到土生土长上海人的性格，求安稳。”

可疑：为什么上海出不了BAT?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上海人保守，没有创业精神，所以上海的创业氛围并不浓。从上海人口的构成来看，这个观点是可疑的。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上海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有1400多万，外来的常住人口也有将近1000万。即便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趋向于保守，那也并不代表所有的“新上海人”骨子里没有创业精神。

资金层面也有可疑之处，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不缺钱的。有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统计数据说，上海的风投资金总量是北京的8倍。到2013年，上海非公有制企业创造的营收已经超过了总量的50%。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也有100多家孵化器，为创业初期的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资金支持。不过，对互联网创业者来说，省成本是没必要的，最重要的是扩张，“以快打慢”一直是互联网企业的获胜法则。所以，孵化器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但上海只有几个孵化器的负责人是有创业经验的，其余大多数都是政府主导的。

本质：“纽约没产生硅谷，没什么可惜的”

很多年以前，上海被称作是“冒险家的乐园”，但今天早就不是了，这个城市已经成熟到并不适合冒险。创业的本质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但上海的本地生活服务是最成熟的，每走100米你就可以找到一家便利店。这就是为什么打车一类O2O企业能够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迅速拿到用户，但在上海却发展特别慢的原因所在。

再说到园区，上海的几个高新科技园区张江、紫竹，都处在人口稀少的郊区，生活配套设施也并不健全。其实，园区并不是规划出来的，硅谷就是在几个城市交通来往处自然集聚的，而且硅谷的政府管理机构就只有厕所那么点大。

创业，就是要政府不闻不问。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上海恰恰是一个“大政府”，政府对创业管得太宽，对孵化器、园区规划等都介入太深。在我看来，政府的角色是保证创业的公平和安全运作，所以只要制定游戏规则，让企业能够快速扩张就可以了。

总体而言，上海和香港是最为相似的，吊诡的是香港被称为“互联网沙漠”。纽约没有产生硅谷，没什么可惜的，对于上海来说，亦是如此。

对策：上海不适合创业，但可以创新

相比北京、深圳，上海的优势在哪里呢?

上海的“大政府”作风恰好适合做前瞻性的研究，基于底层架构的创新，比如：大数据、征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项目可能在短期内并不能带来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是极有意义的。

一般这些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都是放在高校、研究院这样的机构里做。毕竟上海是高校集中之地，有复旦、交大、同济，至少高素质人才是不缺的，政府需要帮助将这些人才的创新成果商业化。

在美国，就有一部《拜杜法案》来专门解决研究成果商业化中涉及的问题。美国的无线充电技术已经可以同时为多部电视机、手机隔空充电，而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他现在已经出来开公司。

上海不适合创业，但可以创新。创业是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创新则是开辟新的疆域。（本文作者王昕，郝俊慧，孙妍，章蔚玮，李栋，张程，由IT时报授权钛媒体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