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使徒行者》和《危城》正在影院上映。
前者是由TVB(香港无线电视)连续剧IP改编过来的电影,主角是张家辉和古天乐;后者主角是古天乐和刘青云。
但存在于大家回忆中的“TVB”,已经衰落好久了。据“经济通”通讯社16日消息,内地传媒大佬、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创始人黎瑞刚获香港特首梁振英批准加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董事局,成为非执行董事。这也是第一次,大陆传媒人进入香港电视业董事会。
这的确透露出一个信号:不同于“TVB”黄金时期的辉煌,香港娱乐业,早已经“今非昔比”。
香港电影工业式微、娱乐业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陈可辛说,从电影工业的宏观角度讲,纯正的港产片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他和杜琪峰、徐克、尔冬升等香港导演,已将事业重心北移;刘恺威、陈伟霆、邓紫棋等艺人,从在香港的籍籍无名,也变成了内地的“当红炸子鸡”。
个人的名成利就背后,这些香港娱乐圈中人,也许既想保留香港特色,但又在适应内地的游戏规则;在克服中港之间的水土不服,又不得不抓紧时间,和内地的年轻导演、小鲜肉们同场PK。
香港电影人出走“离巢”,集体“北上”
今年年初,徐克凭借《智取威虎山》,获得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
博纳是这部电影的主出品方,而联合出品方的名单中,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影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有国有背景的机构。
徐克作为电影工作室的制作人,《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七剑》等作品,与博纳、华谊、上影、光线等内地电影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徐克的事业重心完全转移到内地。
拍过《天水围的日与夜》的许鞍华,后来拍了《黄金时代》;拍过《甜蜜蜜》的陈可辛,后来拍了《亲爱的》;拍过《旺角黑夜》的尔冬升,后来拍了《我是路人甲》……
还有杜琪峰、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等等,事业重心都已北移。当下的内地市场及资金,是这些香港导演安身立命的根本。
再见,黄金时代
“内地市场大,香港市场萎缩”,在香港电影公司负责宣传的Jey(化名)认为,这是香港娱乐圈出走的主要原因。
三年前,Jey也从香港,被公司调派到北京来工作。
“过了80、90的黄金年代,香港票房有一段时间很低迷,制作水准越来越差,可以说出现了市场泡沫”。
在香港,华语片如果能卖到1000至2000万港币,已经是很理想的票房收入。而电影公司的收入,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剔除400至500万的票房分账,150至200万的营销费用。
据艺恩智库数据显示,2014年在内地上映的香港电影(含中港合拍片)一共有39部,2015年有45部,2016年至今有25部,基本占每年内地上映电影总数的10%左右。
2014年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最终票房收入10.45亿元人民币,成为第三部跻身华语片票房“10亿元俱乐部”的电影,在当年接连打破了20多项中国影史票房纪录。
今年《美人鱼》以33.9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影史纪录,仅用12天就追平了《捉妖记》的总票房。
Jey表示,“内地市场本来就在高速发展,加上内地的玩法很多,比如票房保底、互联网版权,电影制作成本在内地的回收机比较大”。
一个从事电影项目开发的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电影在下画后,卖给视频网站的版权收益,大片可以达到数千万,小片几百万。
市场大了,“混得开”的导演和艺人,身价也水涨船高。
刘恺威、陈伟霆、邓紫棋,纷纷登上2015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根据《信息时报》此前的报道,在接拍《古剑奇谭》时,陈伟霆的薪酬约为100万元人民币,而随着《活色生香》的大获成功和《少年四大名捕》的热播,其片酬上涨至1000至1500万元之间。
有媒体统计,自2013年进军内地市场以来,陈伟霆的累计收入预计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刘恺威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TVB是个制度严谨的公司,每天像个白领那样上下班,按部就班地演戏。
“节奏太快,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从TVB的演员培训班出来,实习一个月有2000至3000元。可我拍《大清徽商》的片酬就比TVB高很多”。
早前也有港媒透露,TVB一些二线演员的底薪只有6000多港元,三线艺人只有400多港元。即使是一线演员,比如佘诗曼,每集片酬也只有5万港元。而他们接演内地的剧集或商业代言,都会被公司抽佣高达一半。
而这些艺人一旦踏入内地片场,片酬随时都能拿到10万以上。一旦在内地有了名气,例如蔡少芬在出演《甄嬛传》之后,价码已经从10万/集涨到25万/集,而且还是有价有市的好行情。
除了可观的收入以外,实现自我突破、参与更大规模的制作,也是香港导演和艺人纷纷出走的另一重要原因。
Jey提到《破风》的拍摄:“有一幕在中环,几百辆自行车冲下来的戏,其实是“偷鸡”(私下)拍的”。
他说在香港拍戏,限制的条件很多,而且申请的流程繁琐,如果要在一些公共区域,比如地铁上拍戏,还要交付不少费用。
“而内地人多地大,资源也很充分,制作相比香港便利,电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个人对不同形态的节目,也是跃跃欲试,希望能创造自己更大的价值。
在香港半红不火的邓紫棋参加完《我是歌手》走红以后,古巨基、李克勤、容祖儿这些粤语歌坛的“天王天后”,也放低身段,先后参加《我是歌手》。其后容祖儿还参加了《全员加速中》。
本来在香港靠“模仿搞笑”闯出一片天的王祖蓝,到湖南卫视参加《百变大咖秀》走红后,又参加了“跑男”,最近又出现在《跨界歌王》中,还牵手科比成为了某互联网公司的“代言CP”。
香港只要700万人的观众群体,即使加上语言比较相通的广东观众,内地人口市场还是其10倍以上。一旦在内地走红,这些香港的娱乐圈人,能够获得的身价和影响力,是其在香港时触手不可及的。
水土不服的尴尬
但是,并不是每个转战内地的香港导演、艺人都有机会,被观众熟悉。
像林峯、佘诗曼、郑嘉颖等人,无论人气还是话题度,可能还不如在TVB当一哥一姐时风光。
更可怕的是,有的艺人转战内地后,在拍摄了几部作品后,都没有打开局面。原本积累的人气殆尽后,很容易造成高开低走。
像蔡少芬遇到《甄嬛传》里的皇后娘娘、陈伟霆遇到《古剑奇谭》的大师兄,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脚踏两个市场,或许会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既希望保持香港身份、本土特色,又要符合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既希望能左右逢源,旗开得胜,又要小心谨慎地去摸索内地的游戏规则。
克服“水土不服”,是摆在这些出走的香港导演、艺人面前,首要的难题。
“内地市场太大,发展也快,香港人未必能这么快接受观众口味的转变。有些项目可能还在筹备阶段,但市场的风向已经变了”。
Jey表示现在还有不少电影公司的管理团队,全部人都在香港。这种情况导致他们对内地市场的反应滞后,“不够接地气”。
有从事艺人宣传的业内人士也表示,有部分香港艺人对内地的管理、工作模式是完全不了解的,“刘恺威是全身心泡在了内地的市场里,如何做到接地气是一个问题,必须去玩内地的游戏规则”。
另外,香港艺人来到内地,能给到他们的宣传资源,并不像他们在香港时那么集中,同时他们还要与内地已经拥有一定粉丝基础的“小鲜肉们”同场竞争。
“有些内地艺人,有专门的团队或者外包服务商,来帮他们做宣传包装”。Jey表示,有些香港艺人不跑电影路演,认为路演没用。“从这可以看出,大家对市场的处理方法、投入态度、愿意牺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同时,每个香港演员到内地都要过语言关。
刘恺威就曾坦言,自己经历过一个极端痛苦的时期,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都不太会讲,“沟通都很困难,更别说演戏了”。
他当年为了学习国语,每天都逼自己跟同组演员聊天,回家就看《新闻联播》。
梁家辉曾说,“香港电影的没落,其实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多少有些无奈与自责。导演、艺人出走,创作人才青黄不接,香港娱乐业式微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并不是香港娱乐业不强——
而是他昔日看不起的对手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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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香港人都指责这些艺人导演的“北上出走”,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妥协和抛弃出的作品失去了香港本土的特色,没有“港味”。香港也有坚守着自己本土特色的艺人,像杜汶泽、何韵诗等,但由于他们决不妥协的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人因为某些限制已经没办法在大陆地区发展了。其实这些都是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香港娱乐圈的高峰是香港经济大繁荣的一个伴随物,生活相对富足的人民群众才有资金和精力投资在偶像、音乐、电影等娱乐圈产品里。而且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繁荣期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发展并完成。而且在那个时期,大陆和香港是相对隔离的,导演艺人是很难渗透到大陆的圈子里。他们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局限在香港本土市场,为了迎合本地港人的口味他们也造就出了极具香港特色的产业。当中国宣布在1997年收回香港时,在大部分人都恐慌和悲观的时候,也有一小部分艺人看到了大陆的市场潜质,他们非常有先见地部署进入大陆市场,如参演《霸王别姬》的张国荣、《垂帘听政》的梁家辉、还有早起出国语歌的刘德华、张学友,还有请了巩俐和周星驰搭档拍《赌侠2之上海滩赌圣》的王晶。我认为谴责这些艺人和艺人的出走是没有必要的,毕竟他们做的只是实实在在地考虑到自己利益和发展,这是他们的选择,也不应该被道德绑架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责任。另外还有另外的一点就是,随着大陆和香港的互动增加,已经那些港味减淡的作品的呈献,香港的观众们也会逐渐适应和接受,现在出现这么多的争议是因为现在是过渡期,那一代已经养成香港口味的观众和有着强烈政治立场的人们,在强烈地诉说着自己的“香港情怀”,但是这些年轻的反抗者们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学会平静和适应,很多代以后,或许大部分人也就失去了反抗能力了,因为他们将生长于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与大陆互动影响的香港文化中。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可惜了,但事实是,这些正在发生的改变是不可逆反,不可避免的。
香港的未来应该借鉴蒋经国的一句话“潮流来了,要跟着上”
沒辦法啊
文章很多错字,4000写成400,只有写成只要~
一味的妥协,只能把自己葬送。随波逐流
市场的重心在国内,口味就应该迎合国内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