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中国近代以来的风云人物层出不穷，但数风流人物，总有一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忽略在历史和时间的长河，蒋经国无疑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多年来接触的事务以及阅读量的增加，我愈发意识到他不应该是一个被忽略的历史人物。作为一名学习文史哲的文科生，他之于我而言充满了陌生和神秘，这是不应该的。于是，我总想去了解他的生平，去寻找他推动台湾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试图在脑海中勾勒一个对他相对客观的历史评价。

正是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我读了陶涵著的《蒋经国》。这本书应当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蒋经国传记，信息量大，描述也详实，角度应该也算比较公允客观。但缺憾也是明显的，作者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上个人认为是有所欠缺的，所以读起来不生动，甚至比较枯燥。读完后，又上网查阅了一些资料，脑海里才逐步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和印象。由于只是管中窥豹，所以记几点个人愚见，做不得数。

蒋经国长得矮胖，与其父蒋介石风流倜傥的风度相去甚远，相对于其父的风流韵事，他与女人之间的显然是缺乏故事的，没准与容貌有一定关联，其妻蒋方良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姑娘，一生几无其他绯闻故事。实际上在男权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中，我们对杰出历史人物在男女关系方面实际上是相当宽容的，甚至还有些许津津乐道的赞许，名人可以风流，而普通老百姓则只能流氓。但是在这方面，小蒋似乎是个异类。这先算点题外话。

一生几个重要的阶段

1925年，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加入共产党。他以名义的留学生、实际的质子身份，在苏联待了整十二年，期间（1925-1937）受国内、国际时局（国民党、共产国际、苏联）分分合合的影响，导致他似乎命运多舛。他几乎都认为自己永无归国希望，并娶妻生子、做好长期生活的准备。最终“西安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苏联拉拢国民党政府等多重因素，才使得蒋经国能得以归国。他在苏联期间有很多重要的同学，包括张锡媛（邓小平第一任爱人）、陈绍禹（即王明），还有邓小平。他与邓小平两人相对接近的身高，凭增二人之间亲近之意，期间多有交流。不知道60年风风雨雨之后，站在大陆和台湾两端最高舞台的两位老同学，在做出各自历史抉择的时候，是否相互会想起当年的同窗点滴，生出惺惺相惜之感，又或生出其他什么感受。

蒋经国在苏联接受了浓厚的俄罗斯共产主义教育，并是一名积极分子。我认为很难说这段经历对于之后台湾的变革，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时期的小蒋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热血的理想主义青年的形象，充满了对主义和信仰的追求。他甚至多次公开发表谴责父亲的声明，让蒋介石对小蒋是爱恨交加。1935年，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发表了给母亲毛氏的公开信，信中说：“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但也不排除这一切都是一名质子的表演，尽管目前理论界暂无这样的观点，就当是我个人小人般的臆测罢。

1937-1949年，蒋经国归国后，接受了蒋介石彻底的改造。对于父亲的改造和洗脑，蒋经国并未有反对之意。因此，这段时间他接受的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以及军阀、家族式的政治教育。在江西做过县长、行政区督察专员、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但一直未取得什么显赫的成绩。1948年，蒋经国上海滩铁腕打老虎，也只维持了70天。不过此后他逐步控制了“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逐步成长为父亲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这个阶段总体而言，是蒋经国接受父亲影响和培养，逐步在国民党中成长，成为父亲得力助手，并日益壮大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的阶段。我体会，在这个阶段他青年时期所学的共产主义信念，几乎没有闪光的瞬间，他更多的是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太子，亦步亦趋地追随父亲的事业。所以，我揣测如果1949年之后是另外一个结局，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也许历史展示给我们的会是另外一个小蒋总统。当然，历史没有也许。

从1949退居台湾到1978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期间，经过党内的数次政治斗争和势力的整合，加之蒋介石晚年不太过问政事了，蒋经国逐步成为国民党事实的领导人。在蒋介石1975年去世的前夕，蒋经国也并无出彩的表现，反而更多的是负面的角色。他协助父亲震慑台湾，实施威权统治。1952年，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在蒋经国的亲自指导和周密部署下，“救国团”渗透到台湾每一个市县，遍布于机关、团体、企业、农场和学校，大肆宣传信仰“主义”、“听党的话”、“服从领袖”，实施“洗脑”和“精神灌输”。所以，蒋经国要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负主要责任。 所以，直到这里，我仍旧找不到我要的答案，是什么让他去推动了台湾的改革，于是继续寻找。

台湾体制改革如何拉开大幕

国民党来台后的台湾社会经历了三个重大转折点：第一个是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第二个是在蒋经国去世前的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世界上实施世界最长的戒严令。第三个转折点是2000年的政党轮替。可以看出，真正的“蒋经国时代”，差不多是在蒋经国去世前才开始的。这期间有很多重要的事件节点：

选举

1969年开始的立法委员选举，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国民党第一次受到党外媒体的公开批评。

1972年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提出很多尖锐的质疑问题。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言行，说康宁祥是“匪谍”，建议把他抓起来。蒋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反而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1976年11月，台湾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之前，幕僚向蒋经国报告，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总共有个1318席次，国民党只赢了76%，丢掉好几个县市长宝座。

新闻自由

民主制度有两大基石，除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就是新闻自由。蒋经国在推行民主选举的同时，逐步扩大新闻自由。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康宁祥申请发行新刊物《八十年代》，黄信介申请发行《美丽岛》，都获得批准。这两本杂志都以政治评论为主，《美丽岛》的言论尤其激进，采取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很长时间内，它们都被允许出版，没有被关闭。

反对党的诞生

集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重要标志和关键就是出现一个有力的反对党。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很难想象，当权派同意将权力和利益，拱手让给反对派。蒋经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真正的伟大之处。

1979年，蒋经国接到报告，称党外人士准备未经许可举行大型集会。蒋经国的指示是：只要守秩序，照规矩来，警方不应干预。当年12月10日，国民党举行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发表关于台湾民主的重要演讲。他说，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绝不容许后退。 1981年，蒋经国提出四点改革计划：一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二是台湾化，外省人掌权的日子行将结束，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三是“完成前两点的关键”，也就是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这个目标则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更重视科技与出口；四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工作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无疑是震撼性的突破。

三十年过去了，回首而顾，不得不钦佩蒋经国的高瞻远瞩。 1984年5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成立“党外公政会”，提出成立正式反对党的目标。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没有结论，使得“党外公政会”看上去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 198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取代《戒严法》、修订《民间团体法》和《选罢法》以允许组成新政党的议案。当专案小组开始起草《国家安全法》条文时，高级情报首长建议可以让当局保存对言论自由随时管束的大权的文字时，蒋经国不同意。他说：“那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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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之际亲手启动转型进程

1986年始，蒋经国加大了在全台湾岛推进“政治革新”的力度，明确“革新必须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须是承前启后的、是继往开来的”，革新包括：一是解除“戒严”，二是开放“党禁”，1986年5月，蒋经国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亲自促成了执政党与党外贤达的面对面“沟通”。9月份，民进党宣告成立，蒋经国并未进行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三是改革、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四是地方治理法治化，扩大地方民主（比如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五是革新党务；六是调整经济、社会政策，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 1986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候选人毫无顾忌地发表各式反对言论，举起了“反对蒋家”、“反对一切暴政”的旗帜。警备总部再度促请蒋经国批准他们逮捕若干位民进党领袖。

蒋经国依然不肯同意，他反而释放13名政治犯。选举结果公布，国民党得票率70%，“立法院”73席的改选席次，国民党占了59位。民进党建党才3个月，在各项不同职务的竞选提名44人，当选23人，已经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反对力量。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已经病入膏肓，距离逝世只有三个星期，他依然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钟70，他的心脏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就已经撒手人寰。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当天夜里9点钟，李登辉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 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媒体极尽追捧之能事，以描述帝王的规格去追思他们的领袖的伟大功绩。但是经国之死，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已经开始集中在他平凡人生的一面，传统的溢美赞颂和半宗教性质的谀辞已经不见了。

是什么推动了蒋经国迈出政改的步伐

读到此处，我掩卷而思，望着书籍封面一身戎装的蒋经国先生，似乎慢慢体会到了一些什么。此时此刻，我想，如果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要按当下惯有的主旋律思维，从他幼时、青年的点滴，去刻画一个寻求真理、为民主奋斗终身的光辉蒋经国形象，我认为那一定是狗血的情节。而且我深以为当下如此般塑造的多数人，也都逃不脱“狗血”二字。历史的车轮是必然的，但对于多数个体而言，更多的历史选择都带有偶然性，崇高的事件往往都发端于朴素而简单的动机，也许当时就是为了拿起菜刀去抢点肉吃，就那么简单。

可以说蒋经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台湾民主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的官方推动者。但是，作为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和“青年反共救国团”首领的蒋经国绝对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勤奋，他多数时候只是在为“党国”体制效劳，甚至是在为蒋家天下效劳。 时代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局限人人有，有局限并不可怕。聪明的统治者只要善于学习，善于“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东西，抛弃那些过时的东西，突破自身局限，他就有可能跟上时代，乃至领时代之风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蒋经国即有幸成为这样的人物。我们需要正视，蒋经国是专制者，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定义为最后一位。他认识到，台湾处境困难，如果要想实现繁荣稳定，要想国民党真正获得台湾人的支持，必须扩大统治基础，让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经济上，蒋经国推行“土地改革”，让佃农获得土地，让中下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防止贫富分化，以收入增长获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我查到的一个数据，非常值得关注。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但同期，前五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增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控制在8%的范围。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

蒋经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人生即将谢幕之际，亲手启动了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闸门，结束“戒严”状态，解除“党禁”，为台湾进入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民主社会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等，现在都已经成为事实。可以这样说，蒋经国将台湾民主从“形式”推进到了“实质”，完成了关键的转变。

此外，我认为，穿插于这十几年间的一些国际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是值得一提和关注的：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开始乒乓外交；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台湾深深感受到了危机和压力；从80年代初开始，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出现多元化的政党政治发展趋势；1980年，韩国国会颁布《政党法》；1987年，卢泰愚总统发表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韩国进入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于1986年被推翻，随即开始民主政治的建设；甚至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其发展势头还是颇给人以希望的。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的大潮，应当对蒋经国的执政理念应该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而且不能忽略的是，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在“肃清匪谍”的滥杀滥捕下，是台湾的党外力量在勇敢地、努力地耕耘，最后其力量终于蔚为大观，民主转型成为社会共识。所以，蒋经国并非台湾政治转型事业的惟一开创者。 我简单归纳了一个推动蒋经国在晚年迈出这一步的原因：

一是国际形势压力。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其国际地位正在提升；邻近国家的民主化方兴未艾，对台湾岛内亦产生相当影响；还有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是台湾本省形势使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党外运动已成气候，并正朝着有组织的反对党方向演变；台湾的社会运动亦风起云涌，中产阶级都支持民主化。 三是美国和台湾断交。台湾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否则并无其他出路。蒋经国战略性地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 四是蒋经国是一个具有开放胸襟、对民众富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这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没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意识，没有儒家文化“家天下”的意识。他在暮年时期反而更宽容和开放，没有许多老人天然的固执、多疑和偏执，我想这真正是台湾之福。

个人英雄主义的重要意义

台湾的民主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进行的，而且局限于部分某一个区域，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它终究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在千年传统儒家文化洗礼的国度，任何较大幅度的改革和放权，除了在野知识分子和民间自由力量的努力外，当权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永远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他们具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空间，去推进历史进程又或延缓历史进程。当“个人英雄”的有识或无知、勇敢或怯懦、机敏或愚顽、胸襟博大或鼠目寸光，会直接影响选择和行动方式，从而影响历史的现实走向。纵观我们的几千年的历史，越是在专制体制中，个人英雄的历史使动性就越突出、越明显，只不过是正向或者反向作用的区别。

历史的尘埃

马英九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自经国先生1988年1月去世后，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我认为这是对蒋经国一段相对客观、中肯的评价。

其实读史又或看传，“客观”二字通常总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愚深以为，追求客观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历史只能无限接近客观，但终将永远无法达到。真正客观只能存乎于事实之中，后人诉说的历史和客观本身就相悖的。所以才有了“相对客观”这样巧妙的说法，但是什么事情一到“相对”，就复杂了，你说静，他可以说动。所以对于历史观，我总以为“唯心”是绝对的，“唯物”是相对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玩笑话，做不得数的。

浩瀚的几千年时间长河，每个市井走卒，又或王侯将相，终将是同样历史的尘埃。我们去研究历史，去追思古人，无非是忆往思今。

其实历史的故事，每天都在重复。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历史的重复中，有所感悟，有所体会，减少内心的彷徨，增添前行的勇气，也许这就是历史的价值，也许这就是读书的价值，也许这就是读《蒋经国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