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妹对话·高端经济学者访谈系列》之——赵何娟对话亚洲经济学者张燕生

钛媒体注：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商，钛媒体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新经济趋势和科技新动向。此为《钛妹对话》栏目策划的一系列高端经济学人物访谈，从宏观经济看一级市场。

2017年3月末，我们把《钛妹对话》高端访谈搬到了2017亚洲博鳌论坛现场，今天的访谈嘉宾是一位经济学者——国家发改委学术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博鳌论坛·钛妹对话张燕生有一个背景，从2015年起，博鳌论坛每年都会发布亚洲经济前瞻指数（即凯迪拉克指数），张燕生先生也是连续三年担任该指数调研与发布的指导顾问。2017年3月24日的博鳌论坛上，上汽通用凯迪拉克与财经智库联合发布了2017年度“亚洲经济前瞻指数”，该指数发布已成为每一年度博鳌亚洲论坛的焦点。本期钛妹对话由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继续领衔： 

回溯中国经济这几年的跌宕起伏：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创业创新大潮涌动，技术革命日趋明朗，世界局势则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当面对未来的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再回头看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我们却开始逐渐清晰地看到历史有了一些惊人的巧合，在1992年改革开放之春、2002年加入WTO这两个真正对中国经济有着决定性历史意义的节点之后，一些新的巧合，都迷一般地发生在2012年。

我不是在开玩笑说，钛媒体在2012年创立了；也不是在说这一年微信开始如“病毒”一般，疯狂开启了一场新的“社交革命”；不是在说这一年开始，中国传统媒体开始进入极盛而衰的“大逃亡”通道，新媒体革命大狂奔开始；更不是在说滴滴、今日头条、小米、美团这些今日能与BAT相提并论的新一代创业领袖都几乎要么成立于2012年，要么标志性的疯狂增长始于2012年之后；我更不可能在说，中国天使投资人的陆续崛起红火；也不可能单单在说，越来越多眼花缭乱的技术“风口”在近几年几乎每年一个新指标，移动、个性化引擎、VR、AR、人工智能、医疗、新能源汽车⋯⋯可是再反过来重新看这段历史，我突然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让人兴奋的现象，都发生在2012年？

上个月，我应邀参加了2017年博鳌论坛年会，当我看到其每年发布的“亚洲经济前瞻指数”（即凯迪拉克指数，文末附有2017年指数）的最新结果时，当时我是震惊的。这是一个针对亚洲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商财经领袖和财经媒体人士调查统计生成的，亚洲经济预测值。今年，亚洲经济前瞻指数预测值是84.1，去年这个数字才45.7，当在此之前市场上还一片对经济唱衰声音时，这个大幅增长的指数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著名经济学者张燕生基于这一调研指数的判断是，亚洲经济未来正“进入恢复性增长期”，即我们的经济进入了回暖状态。没多久，我又听到了船运行业一些“回暖”的声音，春江水暖鸭先知。

张燕生还跟我讲了另外一个指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国家的研发强度指数，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从非创新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变化的最关键指数。在2012年这一年，中国的研发强度指数达到了2.08，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和转折点，中国到2025年的研发指数目标是2.7。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世界第一大创新国家，美国的研发强度指数是2.8。

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很明确，技术创新将在中国国民经济驱动中占有越来越显性的领导力作用。

那么，到底亚洲宏观经济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真的会回暖了吗？亚洲经济的宏观趋势，又和中国的创业创新浪潮有怎样的关系？又将对一级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新技术的进步如火如荼，但为什么却始终难逃“戈登之迷”的经济困局？为什么张燕生会认为，“2012年以后，中国式创新才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

摸清历史规律，也是为了知晓未来，答案也许能从这期对话节目中有所小窥。如果用大家都爱说的，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是7－10年，那么接下来的5年，我们也许会进入2012年开始的这一轮周期的成长“收获期”，亦或是“灾难期”？

Anyway，谁知道呢，做好准备，变化才是永恒的不变。

以下是《钛妹对话·亚洲经济知名学者张燕生》精彩对话视频：

以下附本期《钛妹对话》部分简录

对话知名亚洲经济学者张燕生，从宏观经济看一级市场

亚洲经济前瞻指数大幅上升之迷

赵何娟：我们今天也看到，亚洲经济前瞻指数从去年的45点多，也上升到了今年的84点多，就说明确实有一个大幅的上升，但您觉得84.1今年发布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指数，达到了这个亚洲经济乐观的指数线了吗？

张燕生：谢谢你很好的问题。我自己看法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说，从20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是从危机里爬出来的过程，2017年这个点，终于爬出了危机的泥潭。那么爬出来以后，也就是下一步，他会是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看未来亚洲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2017年，虽然说全球经济、亚洲经济、中国经济看好，但是他仍然是在一个长期趋势线的下面，要爬出泥潭的泥坑，我把它定义为“恢复性增长”，也就是说，危机已经摆脱了，但是要回到我一个长期正常增长水平，可能还需要四到五年。因此未来四到五年，都将是一个曲折的，反复的，动荡的时期，我们现在进入到恢复增长，但是我们的基础仍然是比较脆弱的。

赵何娟：这次指数的调研也非常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您怎么来看，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对整个亚洲经济的前瞻也好，或者说趋势也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亚洲会发生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吗？

张燕生：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前瞻指数的调查，也就是说对亚洲经济的增长，第一位的因素是什么？是中国经济，第二位的因素是什么，是美国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对亚洲经济的增长，排在前两位的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那么从全球看也都是这样：中国经济的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是15%，但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超过了30%。

毫无疑问，中国是比美国对亚洲、对世界的增长更加重要。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也就讲到一条，说未来五年，中国的进口将给全球创造新需求将达到8万亿美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的。

随便讲个例子，我到拉丁美洲调研的时候，拉丁美洲的朋友就跟我讲，“我们不担心中国减速，我们担心转型”。也就是说，巴西的朋友担心（中国）如果不买像过去那么多的巴西铁矿石，如果（中国）不买像过去那么多的阿根廷的大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我看了一下数据我才发现，过去的十年，中国和拉美的贸易，相互贸易增长了22倍！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他给世界创造的机遇、需求，是你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技术进步之下的“戈登之谜”

赵何娟：整个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越来越强调四个字，叫做“脱虚转实”，因为前几年互联网虚拟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带动了整个市场，无论是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都非常火爆。如今，政府更多的鼓励资本走向实体经济，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而对于创新型经济或者说互联网经济，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张燕生：我相信他会对互联网经济，对创新经济都会有实质上的推进作用。1990年是发生了IT革命，对吧，IT革命应当讲给美国带来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新经济繁荣周期，IT革命所带来的新经济繁荣周期是怎么结束的，是IT泡沫的破灭。2001年IT泡沫破灭以后，全球的资本下降53%，而且一直下降到2004年。那么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那么后面又发生了我们知道的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一直到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机）

为什么英国人会出现脱欧，为什么特朗普会在竞选成功，为什么我们讲意大利的公投失败，其实都反映了人们对“脱实向虚”不满意。

赵何娟：人工智能也好，还是类似于像新能源汽车......这些新的技术进步的发生，会不会带来新的工业革命或者是新的技术革命从而推动再大规模的一次经济的增长？

张燕生：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争议的。也就是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叫“戈登之迷”，戈登之谜也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教授，他提出来的观点是，一个方面是新科技革命繁荣发展，一个方面为什么却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也就是说，科技革命搞得越热火朝天，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增长的速度却越来越下降。2015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十年前的70%，包括在中国。

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要反思，怎么能够叫新技术、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能够真正进入到供给侧，进入到生产端，要进入到创新链，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共享经济的革命性之迷

赵何娟：那您怎么看现在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其实解决的也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它让所有的供给侧的资源能够有一个更大效率的使用，有个更大的效率的提升。

张燕生：（共享经济）仍然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还很难谈得到像你那么远。原因非常简单：IT革命带来的情况就是全球的供应链管理和综合物流革命，他讲的是一个产品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最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过去30多年，中国有2.77亿农民工进入非农产业，有1.7亿农民工进入城里。说句实在的感受，（现在）共享还都是在一些浅层次，也就是你的网约车，实际上是对出租车的服务不周到的补充。

现在的它们还是主要解决的存量问题，对存量的闲置资产进行了盘活，但是对生产端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2012年，新旧经济交替之谜

张燕生：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研发强度是1.75，当时的目标值是2，最后没有完成任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80%的贡献是企业，如果企业不愿意做研发创新的投入，国家着急是没用的。

从2012年，也就是全球经济减速，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大众商品价格低迷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当事人还有幻觉说，这个冲击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从2012年到现在是长期的，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改革比去年有了更多的共识？其实是大家知道，等待将是温水里煮青蛙走向死亡，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是唤得新生的必经之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在技术上进步，结构上进步、体制上进步，对企业来讲核心的问题就要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因此在2012年，中国的研发强度达到了2.08，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和转折点，全社会的研发创新的投入达到1.4万亿人民币，其中企业的投入是1.1万亿，政府、高校，旅游机构，全社会投入是3000亿，而且从国家未来的目标来讲，在2025年将达到2.7。

赵何娟：您刚才提到的数字——2.08，具体是一个什么数字？

张燕生：就是刚才讲的研发强度，很简单，就是全社会的研发创新投入占GDP的比重。美国的指数是2.8，我们在2025年将到2.7，深圳是4.1，上海是3.7。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到了一个拐点的时候，就是创新型国家他不是一个梦，它是一个现实。

赵何娟：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推动创业创新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2012年之后，这个时间点好像有一种迷一般的巧合，为什么政府会在这个节点来推动创业创新这股大潮，您觉得这个背后是有什么因素？

张燕生：第一，我们要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规律在2012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研发强度的2012年变化。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变化了。第三，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在2012年变化了。第四个，2012年GDP破8，2015年GDP破7......还有第五个，从2012年开始城乡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开始从过去上升开始转向下降，那我们就要研究，这么多的一些特征值变化，2012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点？经济规律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在2012年之前的三十多年的改革，他已经是旧故事了，他描述的是一条旧趋势线。新参数已经开始，我们现在要讲新故事，我们现在正在出现一条新的趋势线，而所有的变化呢，他背后都有着经济的本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正在支配着我们所有东西的变化，因此我们会发现，十八大是在2012年开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两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和“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种战略支点”，都是在2012年提出来的。（本文首发钛媒体，视频编辑/陈莉莎）

附2017亚洲经济前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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