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民生银行行长洪崎，2011年12月1日。

洪崎还来了一句：“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

因为这几句话，耿直的洪崎一度霸占了好几天的财经头条，并引起又一波对银行的口诛笔伐。

洪崎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底气的。2011年那会，是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经历了坏账剥离和股改上市之后，适逢“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货币放水、信贷井喷、经济火热，银行财源滚滚，业绩格外靓丽。

2011年全年，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盈利首次超过1万亿，同比增长率高达36.3%，创下历史新高。

洪崎行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小心说了这句：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

之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从2012年开始，银行的业绩就一年不如一年。2012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腰斩至18.9%；2014年跌破10%，过去两年盈利增速分别为2.43%、3.54%。

与之相对应的是不良率的回升。2012年的时候，商业银行不良率进入历史最低水平，不到1%，之后就一路上行，去年末达到1.74%，不良贷款余额1.5万亿。

这只是行业整体情况。很多小银行，包括上市银行，甚至出现了利润负增长。这还是在不良贷款率被普遍认为低估的情况下实现的。

现金贷繁荣

目前做现金贷，或者说互联网次级贷款/高利贷的很多机构，在内心底，是不是也有点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了？

眼下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业界，还有比现金贷更加火爆的吗。

最近，中银消费金融公司最新公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银消费金融营业收入为20亿元，同比增长到132.7%；净利润为6.4亿元，同比增长190.9%，并且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盈利。

腾讯旗下微众银行近期公布：截至2017年4月末，该行注册客户已达2749万人，总资产520亿元，管理贷款804亿元；前4个月收入18.6亿元，净利润仍达5亿元。2016年全年，该行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4.01元。

财务业绩飙涨的背后，微众银行的一款名为“微粒贷“的现金贷业务飞速增长，上线两年来，这家银行累计放款量大约4000亿元，其中今年上半年放款超过2000亿元，单月放款量达到400亿元。

上市公司二三四五亦披露：今年上半年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4.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3.75%，主要系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的快速增长所致。二三四五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主要指的是在线现金贷款业务，品牌为2345贷款王。

还有某知名校园分期起家的平台，去年起全面转战现金贷，业内盛传利润丰厚、闷声发财。

现金贷的高利润，首先要归功于高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互联网高利贷；这不一定是贬义，毕竟互联网化了的高利贷要比传统的更高效和文明。

当前，就现金贷的综合借贷成本而言，最低的是某些持牌金融机构及蚂蚁金服（借呗）、京东金融（金条）等，年化利率大概20%-40%；再就是一些相对大型和知名的现金贷平台，年化利率通常超过50%；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小机构，如果考虑所谓管理费、砍头息等因素，年化利率超过100%甚至更高，极端者能够达到500%。

庞氏游戏吗？

高利息决定了高收入，成本呢？在现金贷的商业模式里面，其盈利主要受三个方面的成本约束：获客成本、资金成本和坏账成本。

随着行业竞争的激烈，获客成本正在快速上升；而在目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流动性偏紧格局将持续，资金成本还会面临上行压力。当然，拥有优质流量入口的机构，不必担心获客成本的问题；拥有金融牌照或者强势股东背景的，也不用太担心资金问题。

最关键的变量是坏账成本。坏账一方面来自欺诈，另一方面来自信用风险，尤其是多头（重复）借贷风险。

据百融金服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从申请次数来看，约56.5%的客户申请现金贷次数大于2次，其中申请2-5次的客户占比最高，达到36.7%；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中，在多家机构申请借款的人数占比达49.4%，在1家机构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仅占7.2%。总体看来，现金贷多头借贷现象较明显。

上述报告并称，许多现金贷平台因遭遇欺诈事件损失惨重，甚至在一些公司里恶意欺诈损失能占到整体坏账损失的60%；目前现金贷行业多头借贷占比近50%，且多头借贷导致的逾期数量占比（84.3%）要远高于在1家机构逾期数量占比（15.7%）。

获客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相对显性的，而坏账成本是不确定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如果多头借贷行为盛行，整个现金贷市场很可能沦为了一个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

只要现金贷平台不断增加，新的资金持续进场，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一旦坏账率达到某个临界点，或者监管大幅收紧，又或者资金高度紧张，坍塌就不远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本世纪以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先后爆发了信用卡危机，最典型问题就是多头借贷，表现为信用卡大爆炸，这像极了目前我国内地市场的现金贷热潮。

以韩国为例，2003年9月，韩国信用卡总数一度超过1亿张，信用余额超过1000亿美元，信用不良者数量超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2005年开始，台湾地区爆发卡债危机，当年末台湾金融机构共发行各种金融卡1.3亿多张；2006年全年，45家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信用卡收入为772亿元新台币，冲销坏账金额达1163亿元新台币，意味着当年的信用卡收入不足以对风险进行补偿。

另外，许多现金贷资产通过P2P等形式出售给了个人投资者，一旦现金贷出现大面积坏账，对投资人也是重大打击。

迷之大数据风控

面对坏账的担忧，很多人拿人工智能、大数据说事。

诸如：我们技术团队都是BAT出来的，我们的CTO是硅谷来的AI大牛，我们的CSO是华尔街资深高管，我们的模型很牛逼，我们的数据量达到了千万级，如此等等……

就差学习马云同志来一句：有了大数据，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

关于大数据风控，各位可以听听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徐华的观点。7月14日，在零壹智库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徐华表示对大数据风控整体持悲观态度，他提出了四点：

首先，消费信贷主要用户是一线城市的中下层收入群体，也就是打工者，这些人群在一线城市的生存很不稳定。面对这样高度不确定性人群放贷的话，大数据风控会有多大胜算？

其次，大数据风控起源于美国，主要针对正规征信系统覆盖不到的人群的小额消费信贷。所谓的大数据，实际上是垃圾里面挑食。而在中国，由于造假成风，正规征信系统的数据都千疮百孔，可信度不高。既然中国的正规征信数据质量差，大数据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

第三，大数据的风控机理，和中国文化存在冲突，其所依赖的理性主义文化不接地气。大数据隐含的假设是，人们的行为具有理性化得规律可循。而中国文化下的思维方式，走的不是这个路子。这很可能导致大数据风控所开发的预测模型不具有普适性。

第四，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另一个外在体现是讲法律重契约，而中国人没有这个文化基础。中国人的社交关系建立在差序格局和一种恩-报互动模式上，人们的诚信度与借贷双方互动关系的长期化高度相关，而且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高度混杂，这些都是通过大数据无法度量和解决的。

徐华写过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信贷风控的制度与文化》，不妨一看。

回到本文开头，洪崎在说出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时候，还说了两句场面话。他说，实体经济依然是银行的基础，一旦整体的经济系统性地出现风险以后，银行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洪崎毕竟是传统银行家，对于大多数屌丝出身的现金贷从业者，指望他们有这个觉悟，似乎要求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