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快讯 | 8月3日消息：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确认离职，将出任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总经理。而宋甘澍将接替戴自更出任新京报社社长，目前已经到任。据悉，宋甘澍在此之前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

戴自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光明日报社编辑、光明日报直属报刊部主任。 新京报自2003年11月11日开始发行，今年7月20日已是新京报发行以来的第5000期。当时，40岁的戴自更创办新京报并担任社长，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曾被有关机构授予“中国报业创新奖”、“中国传媒业30年风云人物”、“影响中国十大传媒领军人物”、“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等奖项。

戴自更曾形容他办报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他说：“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这份初心从未改变过。

 就在其离任之时，一篇题为《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丨不忘初心》的文章在网络上传播。该文首发于2015年11月，新京报对话社长戴自更。在此次采访中，戴自更谈及了办报初心、困境、个人成长等话题。

资料显示，戴自更的新东家，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文投集团”）是由北京市政府授权市文资办出资设立的市属一级企业，成立于2012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50亿元。

文投集团作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履行北京市政府文化投资职责，行使国有文化资本投融资主体职能。依托文化融资担保、文化小额贷款、文化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完善的文化金融服务。

据悉，戴自更将会负责投资业务。

以下为《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丨不忘初心》的文章全文：

新京报就是戴自更的理想，也是他的事业，尽管这12年里他形容为历经诸多“关乎生与死”的时刻，但最后还算走得顺当，从未动摇他办一份真正报纸的决心。

在办报这件事上，他一如既往地“拧巴”，极少妥协：“说真话，讲真相，回归常识。”这种特性，也让新京报开传媒时代之先河，收获了不少赞誉。

但回顾过去，每每谈到激动时刻，他又会流露出一丝和年龄并不相称的羞涩。

10月26日夜，微凉，新京报5楼的办公室里，老戴说起最近让媒体人焦虑的“转型”，除了对内容的自信，他的语气还有些悲壮。传统媒体时代的消逝如此之快，让人错愕，而新的介质又未完全被驾驭，总需要新的人来做新的事。

在这样一个混沌时期，他提到了一个词——“人梯”。“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办一份真正的报纸”

新京报：在办报的12年里，你的初心是什么？

戴自更：初心很简单，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新京报：这和你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吗？你曾受到怎样氛围的感染？

戴自更：投身这个行业，确实是受到法拉奇等一代新闻人的影响，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记者的职业很崇高，可以改变很多。还有埃德加·斯诺、范长江、获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等等，他们去一个地方，告知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对社会、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

新京报：这初心从办新京报到今天，有变过吗？

戴自更：没变过。我始终认为，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揭示和还原事件真相，提供有价值的、有趣的新闻信息，不要有任何虚伪和矫饰的东西。媒体是一个正常社会生态链上应有的一环，它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监督权。这一定位要求媒体是理性的、基于常识判断的。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新京报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戴自更：我觉得多少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还是有所成绩的，否则也不会有目前的影响力。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新京报还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媒体是时代的照明灯”

新京报：2003年，你40岁，打算创办一份新报纸时，最希望能做到什么？

戴自更：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媒体工作时，无法实现这种目的？

戴自更：感觉在之前的媒体，很多应该信奉的新闻专业标准并不被重视。看到的明明是这样，报道出来可能是那样；明明是常识，结果变成了绕口令；该报的不能报，不想报的要报，这个太让人难堪。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纠结，没有尊严。我觉得有时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谨慎过头和惰性使然。

新京报：那时传媒界的局面和氛围是怎样的？能感受到的最让你觉得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戴自更：当时媒体环境比较宽松，都市报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在广州时，订阅了南方都市报，感觉比较犀利又贴近现实，新闻操作跟我理想中的比较接近，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使用的版面语言，包括一些大型策划，都让人觉得惊喜并恰到好处。我好像找了很久，蓦然回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因此对南方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和信任。

新京报：你当时是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创办一份全新的市场化媒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改革者？还是其他？

戴自更：从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改革者，也确实想办一份不同于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作为新京报这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创办人，我算一个开拓者。

我和我的同事遵从这个理念，改变了传统报纸的形态，后来一些都市报甚至全国性党报，从版面架构、版式风格、到新闻操作手法、报道角度，都有新京报的影子，可以说新京报对中国报业的进步是做出了贡献的。

新京报：你本人的个性，譬如别人经常提到“拧巴”、理想主义，这些在你办报的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

戴自更：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讲一个创办过程中最让你感慨的故事吧。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办报是“找死”。他们根本不了解都市报，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报纸比南方的要落后一个级差。印象较深的是，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新京报：当时会考虑到成败吗？

戴自更：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不断发声，是要建设它，不是毁掉它”

新京报：回顾新京报走过的12年，你觉得有哪些重大节点或是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因为经历得多，现在回顾，我还觉得报社的发展整体比较顺当，因为那些遭际都来自外力，报社内部的发展一直很平稳，尽管艰难困苦数不胜数，但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步伐也是坚定的。

新京报：你曾说，适度的冲撞，对办报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拓展，怎么理解？

戴自更：任何规则都是依据一定阶段的实践制定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些规则可能已经不适应了，这样就需要“适度的冲撞”去突破，证实它的不合理性，这其实是改革的一种方式，办报也是这样。“适度的冲撞”的存在，对促进媒体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冲撞”必须有相应的前提条件作保证，否则会招致麻烦。

新京报：这些博弈和冲撞带来的成效是什么？

戴自更：使新京报的特色更加鲜明，同时提升了我们新闻操作水平和把控能力。12年来，新京报成千上万的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发生一例事故，证明这种冲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

新京报：怎么定位新京报的存在价值？

戴自更：一些人问我，新京报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把这个国家看成一所房子，媒体也是家庭成员，其中一些成员把眼睛蒙起来，一味地说好，还有些成员对什么都不满，想把这所房子拆了或者烧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家里把环境搞好一点，苍蝇、蚊子少一点，家里的人能平等相处，公平分享权利。我们不断地发声、提醒，是希望引起家长们重视，让住在里边的人能舒坦一点。

“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办报会经受煎熬，甚至要面对误解和敌意，孤独和痛苦。你有这种感受吗？

戴自更：有的痛苦其实还真不好跟人讲。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时代也不一样。一份报纸，12年来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客观报道，坚持说真话，是不太容易的，但我们做得还不错。该说的话基本说出来了，尽管有时候讲的不那么直白，该报道的也基本报道了，虽然够不上“报道一切”。我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当你过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再翻看这份报纸不会感到脸红，没有出尔反尔的东西，没有丧失尊严和理性，没有讲过假话，这样就对得起自己了。我不认为一份报纸的品格与办报人的人格是可以分开的。

新京报：你的朋友说，因为办报，你也得罪了不少人，失去了很多。

戴自更：得罪人肯定有。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很多人找来，有各种关系，如果都应承，报纸就没法办了。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除了上级主管领导，谁来说情一概不理，这样当然得罪人。中国是人情社会，你不给人家面子，别人当然觉得你不近人情，久而久之朋友来往就少了，不过这样生活也特别简单。等哪天退休了，我挨个去向人道歉，看看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新京报：就没有过妥协的“特殊时刻”吗？

戴自更：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任何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这么做值得吗？

戴自更：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吧？我想新京报能够走到今天，并小有成就，与我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自己不以私废公，报社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普通的采编人员，也都坚持遵行，报社的风气就很正，形成了良好的职业自律。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何况是自己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报社这份工作是有些苦、有些抑郁，但也满足了我不少欲望：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然日常也够养家糊口，我觉得是痛并快乐着。

新京报：现在，你觉得新京报的“初心”还在吗？

戴自更：这种初心已经融入企业文化中，尽管现在提及的时候少了。但每当重要时刻，这种“初心”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像不久前我们在天津港爆炸的采访中，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既有已在新京报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也有刚刚入行的90后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职业态度、奉献精神，完全就是“初心”的诠释。

新京报：这12年里，你从报纸的成长里感受到的喜悦时刻有哪些？

戴自更：前两天，与台湾的媒体同行交流，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新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感到很高兴。

每次有人肯定、夸赞新京报，都会感到喜悦。其实作为这份报纸的创始人，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培养了一批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精神、有专业能力的媒体人，他们无论还在报社或者已经离开，我想新京报三个字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打上了烙印。

“迎接一个传媒新时代的到来”

新京报：去年社庆时，你说“为了我们钟爱的事业，愿意赌上一切”，听起来有些悲壮。

戴自更：媒体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优胜劣汰大潮汹涌。改变自己，顺应潮流，也许有存续的机会，否则将退出舞台了。报纸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继续辉煌，相反曾经的辉煌可能是转型的包袱。一边是钟爱的事业，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中间隔着一条危机四伏的河流，止步不前注定死亡，贸然渡河存亡难卜，何况河对面的情况看得并不是很真切。这样的环境、现状，是有些悲壮。

新京报：哪个时刻让你深切感受到传播形式正在发生改变？

戴自更：2009年吧。这之前所有的门户网站，包括一些新媒体产品，都没有动摇我办百年大报的意志。但微博出现后，陈彤（时任新浪总编辑）向我示范怎么用微博，我感觉报纸的危机正在来临，我也把这种恐慌告诉了同事。

新京报：为什么会恐慌？

戴自更：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的时代，报纸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自媒体的出现，让专业媒体不再垄断传播渠道。冯小刚就说过，有了微博，他也可以办报纸了，自己想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可以掌控，也不会被媒体误传了。我之前拒绝开微博，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

新京报：各类新兴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感觉传统媒体人进入了一个困惑期。

戴自更：传统报纸的运行方式是清晰的，做好内容，稳定发行，刊登广告，三位一体。新媒体情况下，做好内容，不一定有传播渠道，更不一定招来吸引广告，这三者是割裂的。做内容有前途，这毫无疑问，但内容怎么变现？怎么和经营结合？直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例成功的。我的后面有条路，我的前面没有路。怎么不困惑？

新京报：和其他传统媒体人有过关于转型的交流吗？

戴自更：有过，都比较茫然，相比之下，我们还算有些作为。一是清晰地断定必须让原创优势和强势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嫁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创建新的媒体平台。二是有比较强的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知道吸收外来的技术、产品，去寻求点上的突破。但是全面转型确实条件和实力都不够。

新京报：所以说，大家对改变有共识，对怎么变却迷茫？

戴自更：对。大家觉得不改变肯定死，改变也不一定能活。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尝试，利用已经积累的一些采编资源、经营资源，做一些看准的、想做的事情。

新京报：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逝，作为报人，不会让你遗憾吗？

戴自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历史总是这样不断地向前。遗憾尽管也有，但是这是规律，不能也没必要抗拒，只能迎接。我选择了、努力了、坚持了，和这么多人一起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就够了。

“你们会找到一条更好的路”

新京报：对你来说，现在也是新京报的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也是一个艰难时刻，可能比以前遇到的还要艰难，至少以前的方向是清晰的。不过我还是相信报纸自身也是有前途的，据说日本的《读卖新闻》现在还有900多万的读者。当然如果新京报转型能够成功，顺利进入全媒体时代，更好。

新京报：转型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尝试？

戴自更：从12年开始，我们就在新媒体方面做了一些布局，也有一个规划，就是用我们的原创优势与技术和传播渠道进行嫁接，创建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如“热门话题”、大燕网、动新闻、微信矩阵等，都有一定的市场前景。此外我们也尝试提高版权的价格，逐步让原创内容不至于只是成为他人网站的奶牛。

新京报：做原创真的可以找到未来之路？

戴自更：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有价值的、特别是原创的新闻资讯总是需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做原创内容肯定有前途，现在很多资本选择原创内容，也验证了这一点。当然做原创内容，尤其是做适合互联网传播的原创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传统报纸的原创内容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篇稿子放在报纸上，可以滥竽充数，在精准阅读的新媒体中，是原形毕露的，其影响力是根据数据来评价的。这方面对我们传统媒体人是巨大的考验。

新京报：说说未来吧，你觉得新京报的未来在哪里？

戴自更：无论传播介质如何改变，媒体和媒体人的精神不能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美好的信念不能改变。未来，什么都有可能改变，但唯有理想不变，这是今年社庆的广告词，说得很形象。

新京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戴自更：鲁迅有句话我很喜欢，“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过去12年，作为新京报的掌门人，这是我行为准则的座右铭。我更多的是承担起责任，领着大家义无反顾地去创新、开拓、尝试。遇到挫折了，招呼大家抱团取暖。接下来，我将更多地做好“人梯”，帮助年轻一代媒体人去实现属于他们的梦想。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戴自更：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如果考虑到现有的体制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我觉得还算比较完美实现了我个人的理想。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戴自更：办一份能够忠实记录这个时代、对得起读者的媒体。这份报纸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看，哪怕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感到脸红，不惭愧，就是真正的媒体，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支撑我从2003年走到现在的就是这个。

新京报：对你和新京报来说，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怎样的？

戴自更：最难的还是新京报的出生，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新京报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新京报：关于事业，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戴自更：还是这帮人跟这件事本身。前后差不多有近2万人在新京报工作，这家报社也坚持了12年，这让人感到珍惜。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戴自更：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心境。

戴自更：从容。理想还是大部分实现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了10年或更多时间做一件事情，小有成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新京报：对新京报的大家，说一句话吧。

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