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在今年的腾讯 WE 大会上

郝景芳有双重身份。

最为人熟知的是她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科幻作家角色，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在由《三体》引发科幻热潮的当代中国，各路人马都毫不掩饰将自己从事的行业和科幻捆绑在一起的野心，于是，在这股漩涡的中心，郝景芳成了刘慈欣之外最引人注目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标杆。

尽管早自清末，科幻小说的引介和创作就已经开始，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现实中的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总是压迫着科幻土壤在中国的孳生。

事实上，直到《三体》的出现，科幻文学才从《科幻世界》、柳文扬、威廉·布莱克、弗诺·文奇、尼尔·斯蒂芬森等在小圈子中自得其乐的处境中走了出来，真正走到了大众的面前，甚至第一次走到了世界面前，中国第一次诞生出了被西方认可接受的准一流科幻小说。

然而，科幻在中国的现状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和市场的力量热烈地推动着将科幻推向大众，但是，这最终却陷入了一个吊诡的怪圈。科幻土壤远远谈不上坚实的中国消费者实际上对科幻尤其是硬科幻小说、影视的质量并不关心，《三体》改编电影这一目前注定会失败的项目依然声势浩大地开启并不出意料地偃旗息鼓，而人们对此也安之若素。

随着大国崛起和两位中国科幻作家获得西方的认可，科幻在当代中国的火热毋宁说是民族主义情绪和消费主义倾向的结合，而无数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民族主义的作祟往往极度危险。实际上，在完成《三体》之后的七年时间里，慑于被外界的期望和压力，刘慈欣几乎无法进行新的创作，直到最近才悄然推出新的短篇《黄金原野》。

相比格外低调的大刘，郝景芳无疑曝光得更多。但是，她清楚地知道，科幻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主流，从某种角度而言，她自己也在积极配合这一场盛大的华丽演出。郝景芳还有第二重身份，她同时还是是一名公益者。

她创办了“童行书院”，试图利用企业的运作方式持续性地帮助包括留守儿童等在内的青少年心理教育辅导，郝景芳并不讳言获奖光环为她带来更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这让她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去做公益项目。

做一番有趣的对比的话，刘慈欣是电厂的工程师，他写的往往是宏大叙事，而作为经济发展方面的专业研究者，郝景芳则更偏向“软科幻”，如果我们不那么武断地将此归结为男女科幻作家的差异的话，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世代之间的差异。

如果为中国的科幻作家群体划分一个谱系的话，我们在王晋康、刘慈欣和郝景芳三代人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截然不同的特质。事实上，我们会发现，80后的郝景芳和与她同时代的中国科幻作家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并不完全在科幻小说创作上，和受制于生活压力的前辈们不同的是，在创作者这一角色之外，新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科幻/作家正成为一个枢纽，围绕着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界组合，纯粹的科幻文本创作正逐渐式微，这些作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地涉足到创作之外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生活往往又意味着科幻本身的商业化运作。于是，我们不仅可能会越来越难以看到真正的硬科幻小说，甚至连专职的科学小说作家本身都会再次变得稀缺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的票房惨败为标志，我们可能正逐渐告别一个严肃科幻创作的时代，至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只有下一个世代的科幻作家能给出我们答案。

以下为钛媒体与赫景芳的独家对话：

钛媒体：前几年因为《三体》带动了科幻小说，整个科幻小说从小众文学变成了相对大众大学，你认为这是否是一阵虚火？

郝景芳：你要看它的后续，因为《三体》很火算是个例，大刘他个人的其他作品也很火，整个的风潮一直都是围绕他个人的。

其实你问问国内科幻作家其他人的作品卖得怎么样，他们可能还跟原来差不太多。这个风潮有可能被这个奖项或者大刘个人的魅力所带起来的，它能否变成整个对于科幻领域、科幻作家的一个热衷，我现在还不知道，还判断不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想看一下，我这个月要出新书，比起上一本书的销量，新书会不会直接腰斩或者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并不是科幻领域，关心的不是科幻小说，关心的甚至也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想看看到底什么作品获了奖。

要是这种热度来关心的话，可能过去就过去了，根本说不上是培养起了土壤。

还有其他的科幻领域作家，因为我们也都是十多年的朋友，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在这样的热潮中获得多少关注。我自己觉得科幻要在中国成为相对更加大众一点、有更多人去接受的门类，这个日子任重而道远，还很漫长，可能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事情。

大刘个人的功绩肯定是功不可没，2007年第一次在成都科幻大会上见到他，他就说中国其实需要一个像卫斯理这样的作品，能够真正把科幻带到大众，就是要畅销，让大家都关注。当时大刘这么说过了，他就做到了。但是，目前还是大家对于科幻的认知还是只集中在大刘和《三体》，未来能不能变成更多人对这个领域的喜欢，我其实不知道，要拭目以待。

钛媒体：说到中国科幻，其实我特别想对比邻国日本，按照我们以前的感觉，日本的科幻也没有什么，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伊藤计划》《银河英雄传说》《来自新世界》，不仅小说非常畅销，而且改编成动画，在动画上也非常火。我特别好奇，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日本科幻会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郝景芳：日本有一个《银河英雄传说》就已经够了，它的影响力、火的程度不亚于《三体》，到现在我周围很多人还在念念叨叨以前看《银河英雄传说》的日子。而且日本的科幻一直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小说，因为日本的动漫和动画太发达了，有一些作者直接去做漫画或者做动画片了。现在如果中国整个市场领域非常发达，有一些好的科幻作者，也可以直接做电视剧、动画片等等。

其实日本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像我们原来中学时候就喜欢看的《五星物语》、《超时空要塞》这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幻，它是动画，也是很好的科幻，再包括今敏、新海诚的作品等等。

他们整个的科幻文化产业非常兴旺发达的，他们做大电影、科幻长篇，包括一些动漫、小说。他们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整个设定真正有世界观的，人家设定是不崩的，不会说你的设定就是一个噱头，他们真的是有体系、有世界观，整个很完整。

钛媒体：以前大刘在火电厂做工程师，你的身份也比较复杂，首先你有自己的公益组织去做，而且你也是专业研究人士，你写科幻小说并不是占你最主要的，你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身份。

郝景芳：在中国，起码以前你光写科幻小说是不可能养活自己，中国在以前没有科幻小说作家这个职业，我们圈子里面所有人不是职业作家，这个一点也不奇怪，科幻这个领域以前养活不了一个作家。

我现在也不想当一个职业的作家，一是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这种生活，二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作品里面丰富一些，写到的人、事、社会景象更加丰富，这样的话，如果工作里面能够让我更多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实是给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

包括像《北京折叠》，也都是我从工作里面接触到这样一些事情，变成了我的灵感来源。每天就坐在家里面写，我可能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尤其是科幻小说，它还不像爱情小说，可能你不太了解其他领域的人在干什么也无所谓，你把感情的部分写美妙就行了。

但是，科幻小说很多时候要做世界构建，要做设定，写各种各样不同职业身份的人，你如果对周围的世界一点了解都没有，写的话肯定比较虚。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各种人生阅历、经验还是积累的不够，肯定需要有更多的工作、生活体验来积累。

钛媒体：问一个稍显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成功的女性科幻作家一直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郝景芳：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步的，以前确实很少有女性作家，但是这两年变得特别多。去年我得雨果奖这年，雨果奖加星云奖十个奖项全被女作家包揽，非常非常奇怪。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欧美也有很多女性作家涌现。

我自己觉得，之前女性作家在这个领域里面相对比较少，因为在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普遍相对来讲更硬一点，更加技术范，写的都是很宏大的，甚至里面有特别多的技术描写，女性读者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这两年科幻小说本身在欧美也会分化了，分化的特别多样，甚至就写一些家庭生活、青少年成长，写什么的都可以是科幻小说，它的门槛一是相对降低了一些。

第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几十年前，起码欧美那边还是有非常多的女性，大学接受教育之后，后来就变成了家庭主妇，一直在操持家，她们的职业比例以前都是很低的。现在，从经济角度能够独立或者说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所以，进入科幻领域写作的女性相对变多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以后女性科幻小说家肯定还会很多。可能在科幻领域里面，女性作家写的硬科幻技术的东西相对少一些，会愿意注重关于人的内心、人际关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我很喜欢写关于人的故事，不太喜欢直接描述一个大的背景，或者描述整个时代人们都是怎样的我更喜欢写人的个体，这个可能有一定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钛媒体：在中国做公益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郝景芳：国内现在做公益的人特别多，我也跟很多公益组织聊过，之前在国家层面上，公益更多地还是捐钱捐物这个层面，或者给修学校、送电脑。但是，如果你要找到有人能够去给他们带去一些好的内容，给他们足够的关心，或者给他们上课提升教育水平，这种很少，比较难。

之前有公益组织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也仍然像大海里的零星小岛一样，中国的贫困山村太多了。我每次都听说，很多公益组织做了很多事，可是我们调研的所有地方，都觉得还是有太多的孩子和地方覆盖不到。

公益总是供给小于需求。

这里面比较缺的是真正和人的接触，因为很多地方山村留守儿童很大的问题是平时缺少有人关心和照顾，父母不在身边，老人一天到晚也跟他们说不上一两句话，也不会去跟他们交流，也不会关心到他们的成长。

另外就是教育启蒙缺少很多。他们到了小学以后，很容易不适应，跟不上班，其实也没有人管他们的学习，他们缺少的是真正人的温度和照顾，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父母打工，把他们带到城里，就没有留守儿童这个现象存在，这当然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可能一时半会做不到。

我们是觉得未来还是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或更多的人参与，给这些留守儿童带去一些真正人的关怀、人的教育、人的交流等等，这是比较重要的，也确实是比较大的难点，我们也都在探索。

钛媒体：你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是怎样的态度和自己的看法是怎样的？

郝景芳：如果说都以比较实际的从技术角度去考虑人工智能和未来，可能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没有空间了。

务实一点来讲，人工智能要具有一种类人的复杂的智慧，还是非常遥远甚至是目力不可及的事情。从人工智能的现在来看的话，仍然局限在单一领域里面的某一个专一功能，这样的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应用，它能够发展地非常极致。

但是，希望这个人工智能具有综合型的情感认知，就像电影里面演的机器人式的那样，就会很难。

目前，你让人工智能会下围棋，它就不会走路，让它去学了图象识别，它可能完全做不到另外一个数据分析，以及它并不能把所有的功能组装起来，它不能像人一样成为一个综合体。人工智能现在就像一个软件一样，没有万能的软件，每个软件只有自己的一个功能。

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比较可行的呈现形态，更多地会是无形的呈现。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房间，这个桌子是智能的，房间的温度控制是智能，楼道里面的指示牌是智能的，我不用找服务台的小姐问厕所在哪，直接问墙壁，厕所在哪，它给我指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它会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个东西可能将来都变成智能的。

但是，你要说有一个综合智能，这个智能又能看东西，又能走路，又能跟我们正常交谈，又能看新闻等等，它什么都能够干的这种非常非常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

钛媒体：在工业革命初期发生了“卢德运动”，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未来，人类对人工智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郝景芳：其实，现在在中国沿海已经有很多的工厂变成了无人工厂或者无人车间，这个月我们会到苏州调研，苏州的工业园区已经有工业自动化的应用，确实了减少了很多的工人。但是，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人不满意的运动，据他们说，这些人都能够找到其他更好的工作。

目前来看，应该还没有全社会范围的大量失业现象，劳动力还蛮容易被其他领域吸收。未来会怎么样，我不太清楚，目前工人总量有多少，未来到底会有多少失业发生，我们最近也在做这项研究，想要评估一下。

除非是非常大规模地真正影响到了非常大批人的生存，才会出现这样的暴动行为，一般人肯定会去寻找最低成本改善自己生活的方式。如果他很容易被其他工作，可能比他当工人还好，那他绝对不会砸机器的。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再就业和职业转化，我们想要去了解未来职业转化会做得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未来有很多是无人超市、无人餐厅，那这些超市的收银员、餐厅的服务员能不能转化成一些更高级的工作。它有一个过程，这个就要从国家政策、职业培训政策到职业市场的改革看它未来的发展。

总得来讲，危机是存在的，能不能很顺利地渡过，就要看未来的政策走向。（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