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融合恐怖故事“创作者” Shelley

今年万圣节期间，一个名叫“Shelley”小说写作 AI 问世，这是世界上首次将人工智能与人类合作进行恐怖故事的创作（Human-AI Collaborated Horror Stories ）的项目。

Shelley 名字取自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因她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也译为《科学怪人》）是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被称誉为“科幻小说之母”。

在推特上，Shelley 持续发布新的恐怖故事的开头，当关注者进行回复之后，Shelley 根据回复的信息来确定符合逻辑的下一个句子继续往下创作，以此类推，用“故事接龙”（Round Robin）的形式，不断编写与关注者兴趣点高度一致的故事。

@Shelley_ai 目前活跃在推特上，并以 #yourturn 的标签与用户故事接龙创作恐怖小说。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Shelley 是一种多层的递归神经网络（RNN）和一种在线学习算法的组合，这种算法可以从人类的反馈中学习，希望以此探索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创造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极限。

由 Shelley 与推特用户创作的恐怖小说 Baby，依旧在持续更新，来源：推特 @shelley_ai 

主导 Shelley 的正是赫赫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于1985年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牵头创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诸如无线网络、无线传感器及网页浏览器等，被《连线》（Wired）等知名杂志报道，从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研究机构。近年来，实验室聚焦于应用设计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日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副主任安德鲁·李普曼（Andrew Lippman）出现在了2017腾讯媒体+峰会上。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研究科学家，李普曼自媒体实验室创办伊始便效力其中，三十几年来从事了大量关于数字化与技术的“未来项目”研究。

上述的 Shelley 就是当下实验室在深度学习（a deep-learning powered AI）中的一个案例。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从实验室出发，如何看未来的媒体形态和规则重塑？带着这一议题，李普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在会后接受了钛媒体独家专访。

没有所谓的“人工智能”

在演说中，李普曼称，没有所谓的人工智能，现在媒体一直都在谈人工智能，但首先要了解的是，其实一切都是人类智能在新的平台上的延伸，这属于是人类的智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人类的智能移到电脑上去”。

“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理解智能到底是什么。”李普曼说，当我们每次面对电脑进行编程的时候，都在想，“这并不是非常智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机器”。

因为智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涉及到应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析一个问题，需要不同的模型。不管是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上的人工智能，当下最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是否已经足够了解人类的智能，并且把人类的智能可以应用于机器环境之中。

李普曼举例说，媒体是处在一个社会化的环境之中，在讨论未来媒体发展的时候，不可能只是谈论技术，“你不可能跑到一个媒体公司，跟对方说，我有一个新的技术，你快来用吧”。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把技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技术引领社会成功，使社会变得更好。

“Shelley 的特别之处是，我们可以发现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机制真的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故事情节和故事深度。我们在推特上给大家看 Shelley 的写作，不是让你看她写的故事好不好，而给大家一种概念，深度学习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

在李普曼看来，深度学习主要是我们去制造一些机器，模拟人类所做的一些行为，我们通过不同的数据去训练，使其模仿人类，可以自己分析不同的数据和信息作出输出，这就是实验室正在做的事情，虽然它们目前并不能达到人类能做到的程度。

人工智能的道德判断困境

李普曼发现，无人驾驶是目前将人工智能结合得较好的应用。既然自动驾驶是人类智能的延伸，那么它将面临着一个“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的问题。

这是在当下讨论 AI 时很少被提及却角度很特别的问题。李普曼描绘了一个相对极端的场景——假如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了故障而不可避免要致使行人遭遇伤害，而此时面对的人属性不同，有可能是好人，有时候也是坏人，或是老人与年轻人，或是男人和女人，那么此时，自动行驶的汽车该如何做出选择？

这让钛媒体联想到了伦理学史上著名的“有轨电车难题”：假设你在一个铁轨变道闸的控制杆前，远处有一辆失控的火车冲来。铁轨在你这里一分为二，一边有5个人，一边有1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火车撞死5个人，但如果你选择变道，撞死一个人，你会怎么选？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来。

面对这样的情形，传统意义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杀掉1个人可以拯救另外5个人，是达到了最大的善，不应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看行为的结果带来的最大值；而康德学派（Kantianism）则会跳出来指责说，道德的判断是依据动机而不是结果，人不能作为利益的代价，此时你应该什么都不做。

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如何在亲手杀一个人与睁眼看一群人死亡之间做出抉择。

李普曼把类似道德判断困境迁移到了自动驾驶之上。

“在不同的情景下，撞上去，到底是不是道德的？这会出现不同的判断，比如说你前面，如果是人的话，可能你就会避让，但如果前面是猫或狗，你可能就不会。而如果前面是个小孩子，你肯定就会避开。”

那么，自动行驶中的无人汽车到底该怎么做呢？

李普曼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但是他并没有就此进行解答。他解释说，举例这个假设，并不是要讨论无人驾驶汽车该如何做出选择，因为他认为这并不是智能机器所能做出的选择。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假设，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人类整个技术发展的闭环之中，社会应该参与其中。

美国大众正丧失对科学和艺术的信仰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使命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实验室，很多项目一直为外界所不能理解而遭受指责，批评其研究并不切实际。

在采访中，李普曼也主动向钛媒体谈及在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下的美国大众，对于自然科学和艺术的信仰已经越来越浅，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是很悲剧的，也是很现实的。”李普曼说。

但李普曼并没有就此埋怨公众，而是把这些原因归结为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研究本身。他认为三个情况导致了这样的情形发生。

首先，科学家本身无法将科学很好地展示给民众，况且，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科学研究本身也会失误。在科学研究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公众知道他们犯错之后，很容易就会失去信任。

其次，科学家并没有做好宣传。当下美国出现了新的信仰，甚至是反科学的信仰，有些活动是有序组织的。

“比如，你要销售一个产品，你就穿上一些实验室工作人员服，显得非常专业和让人信服。可是，现在没有人会用这种做广告，因为你要真的穿了个工作人员服，或者是实验服的话，大家会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

除此之外，科学界大部分给人的感受是距离实际生活很远，就算现在舆论场都在热议的人工智能，也离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比较遥远。

因此，李普曼告诉钛媒体，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实验室目前正在努力把技术和社会融合，并且让公众可以参与到技术研究之中，并且尝试以一种非常亲民和接地气的方式来宣传科学原理和知识点。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实验室在社交网络上主导以 Shelley 这样的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项目，还是李普曼当天演讲和采访中一直所强调的观点，都可以看出来美国的科技精英们正努力做的同一件事情——融合前沿技术和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重塑高冷的科学研究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和认知。

以下是钛媒体独家对话安德鲁·李普曼（Andrew Lippman）部分实录：

钛媒体：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在过去成就斐然，最近这些年你们重点关注的项目有哪些？

Andrew Lippman：我们的实验室有30个工作人员，但是有150个学生，也就是说，我们有15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它们涉及到了不同的种类。我刚分享的演讲并不是说我从事的工作，我是代表整个新闻实验室谈一下我们的项目。

整个实验室有生物专家，比如研究改善衣服的质地，有研究材料的项目，有人做的是媒体研究，还有做“智慧城市”或者说用技术来改变城市的。他们用不同的技术来做不同的产品。这样我们可以解决当前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人类之间不同的分歧，作为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这也是我们项目之一。

所以，科学、工程、艺术方面的项目我们实验室都有。因为人类的潜能只有通过学习科学和工程、艺术，所有的这些领域来实现。所以，如果说整个实验室来看的话，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我们总的目标就是来帮助人类发现他的潜力，自然科学、工程、艺术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发现人类潜力的手段。

钛媒体：那在这众多的项目之中，你比较感兴趣项目是什么？

Andrew Lippman：这个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项目，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价值。所以，我很难区分这个项目有趣，还是那个项目更有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像我在我报告当中说的一样，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在美国，现在对于自然科学和艺术的信仰是越来越浅了，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是很悲剧的，也是很现实的。

钛媒体：为什么说美国民众正在失去科学和艺术的信仰呢？

Andrew Lippman：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局。第一个就是，科学家通常没法很好地把科学展示给大众。他们通常是发现问题，或者发现错误，或者他们也在犯错误。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的话，公众就会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比如，在营养方面，在饮食方面错误太多了。他们有的时候研究出来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过了几年之后有人颠覆了，所以大家就不可以信任了。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没有做很好的宣传。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新的信仰，或者反科学的一种信仰。有很多的活动，我觉得有些活动是有序组织的，几年前在美国就有这样的事件，比如，你要销售一个产品，你就穿上一些实验室工作人员服，显得非常专业和让人信服。可是，现在没有人会用这种做广告，因为你要真的穿了个工作人员服，或者是实验服的话，大家会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

第三个理由，在科学界通常给人的感觉是跟人的实际生活很远的。比如，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其实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是很远的。所以，科学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感觉跟我们生活很远。这三点综合起来是让自然科学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原因。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把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融合起来。有一些项目是与学习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很早的时候了解一些科学原理。我们做的一些项目，是可以用一种非常亲民的、接地气的方式来宣传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点。

我们让科学家跟我们一起合作，让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实验室确实有很多很擅长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这是我们实验室做得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想我们实验室在这个方面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吧。

钛媒体：实验室有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前沿科技的研究，面对大众对科学和艺术失去信仰的情况，该如何让他们来理解实验室的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

Andrew Lippman： 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的技术是可以让公众参与的。比如说，我的学生做了一个 Pop-pop 这样一个出版项目。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我想是很难翻译成中文的。在传统我们要发表的东西，就是你写一个东西，然后同行来评论。这个同行评论的过程非常低产、低效，科学可以做得更好。

你可以更好地比较，比如DNA可以做的事情，DNA 的结构，比如一个科学家发现了 DNA 的结构，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DNA 的结构与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发现的 DNA 的结构进行比较的话，那肯定会比人的评论好很多，比人的比较好很多。出版界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所有的资源，如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的话就会高效很多。

还有一个例子，芝加哥政府现在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大家选举说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是因为这种出版的环境会让公众更加相信这个出版物更加科学，因为是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比较得出的一个结论。

钛媒体：刚才你谈到了实验室当下众多项目，实验室融合了自然科学、工程学和艺术等，在这些学科的跨界的过程中，它们主要会面临哪些冲突？实验室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Andrew Lippman：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冲突。给你一个例子，Tod Macmover 几年前就开始创造一个城市交响乐，他在多伦多做这样的城市交响乐。他是怎么做的？他让整个城市的所有人都把声音录下来，把这个城市的声音录下来，所有这些声音，变成了他的交响乐当中的一部分。

所有的这些声音，用一种技术连起来，这个技术是 Tod 发明的。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是这个城市的声音，但是他用到的元素是自然界的，是这个城市里面真实发生的。而这个技术是 Tod 发明的高科技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些科技和艺术是不冲突，我认为科技和艺术可以完美融合。

钛媒体：今天在会场，腾讯研发的 Dreamwriter 已经能进行相对完整新闻写作，刚刚在演说中，你也将你们实验室研发的写恐怖小说机器人 Shelley 作为案例提及，您认为这些 AI 技术的发展会对产业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文字工作者有哪些建议？

Andrew Lippman：我给你简单地解释一下，在媒体界，你通常报道的是什么？是故事。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历史。这个新闻对你来说也是新的，你不知道背景，你也不知道这可能与其他的故事有什么联系。

在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记者只能介绍它的表面，你现在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你也没有能力进行批判，也没有能力添加东西。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没什么错。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你什么？可以给你背景，可以给你上下文，给你一个语境，可以帮助你问更好的问题、更有深度的问题，对每个人都有帮助。但是对媒体、记者更加有帮助，因为媒体的记者就不需要只是关注当下的故事的发生，而是可以根据背景历史和过去的故事，来问出更有深度的问题，也可以帮你写出更好的报道。

Shelley 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的，给大家的概念就是，写出根据前面的故事已经发生的衍生出更好的，更相关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帮助到媒体界的。（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作者/李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