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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号“译指禅”（(yizhichan007)），译者：方块，译者微信号：berney-；原文来源于《The Guardian（卫报）》

Justin Rosenstein调整了他笔记本的操作系统，不仅用来屏蔽Reddit，还让自己远离他视之为海洛因一般的Snapchat，同时限制他自己使用Facebook。但即使是这样依然不够。

在八月份，这位34岁的科技管理人员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限制自己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有吸引力的科技产品。

Rosenstein买了个新iPhone并且让他的助手设置家长控制模式来阻止他下载应用程序。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Facebook里“喜欢”（Like）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被他称之为有着无底洞般魅力的“虚假快乐的美妙提示音”。不过Rosenstein也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为就是曾作为Facebook工程技术人员的他，创造出了“喜欢”按键。

十年前他曾经熬夜编写出后来被大众称赞的按钮的原型，现如今，Rosenstein加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硅谷小众团体，这个团体抱怨着所谓“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即互联网围绕着广告经济的需求而改变。

这些反抗者极少是公司总经理或者公司创始人，这些人不愿脱离“他们的公司正在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诅咒。相反的，反抗者则想将公司降低一两个级别。

像Rosenstein一样，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产品经理们在多年前参与铸造了这个数字化的世界，而如今他们都在尝试逃离这个世界。“这是很正常的，”Rosenstein说，“人们大都怀着最好的目的去创造发展，但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意味着无法预知的，消极的结果。”

Rosenstein过去在Google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协助创造了Gchat，现在他在旧金山领导着一家提高办公效率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关注心理作用对于特定人群的影响。

研究显示，这些人每天会触摸、拍打或者点击他们的手机2617次。

随着担忧增长的还有沉迷其中的用户，科技促进了所谓“持续性局部关注”，极大地限制了人们集中精神的能力同时还可能降低智商。最近有研究显示，手机仅仅是出现都能损害认识能力，即便手机是关机状态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无法集中注意力”，Rosenstein 说，“毫无例外。”

人们大都怀着最好的目的去创造发展，但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意味着无法预知的，消极的结果。

但是相较于对政治体系的影响，这些担心都是小事。Rosenstein的一些同行相信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以兴趣为基础的市场主导着政治体系。

他们认为，像英国退出欧盟和川普的晋升等政治问题与沉迷社交媒体之间，网络势力完全颠覆了政治体系。与此同时，这种势力甚至能修饰民主党，类似这样的事虽未经查证但也司空见惯了。

在2007年，Rosenstein所在的Facebook的工作小组决定创造一种最简便的操作方式：只需单击就能通过平台“传送一点积极的能量”。Rosenstein认为Facebook的“喜欢”的特点是“非常”成功的。

在人们享受那种短时间内给予和收获认可的快乐时，这种约定便普遍地被接受了。与此同时Facebook能够收集到用户偏好的有效信息，并可以将它们卖给广告商。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多方借鉴，像Twitter曾经用星形表示“最喜爱”（favourites），现在采用了心形表示“喜欢”，还有Instagram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应用软件和网站也借鉴了它。

Rosenstein的同事Leah Pearlman在2009年通过blogpost公开了这个特征。现如今他是Facebook的产品经理，他所在的团队创造了“喜欢”按钮。现在35岁的插画师Pearlman通过e-mail声称她并不满意Facebook的“喜欢”和其他吸引人的反馈循环。

她安装了一款网络浏览器插件来去除Facebook新的回馈信息，同时雇了个社交媒体管理者去打理她的Facebook，这样她就无需亲自出马了。

“我们这类人谈论这些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是记得过去生活样貌的最后一代人了。”Rosenstein说。不知道这点是否有关联，Rosenstein，Pearlman和大多数的科技人员都在三十多岁时质疑当今的注意力经济，他们都是记得使用挂式电话世界的最后一代人。

很显然，大多数更年轻的技术人员都在切断和自己产品的联系，他们还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禁止使用iPhones, iPads甚至笔记本电脑的硅谷精英学校。

看来他们年轻的时候常听Biggie Smalls在他的歌中讲述想努力戒掉可卡因带来的麻烦，告诫人们永远不要过度沉溺于自己的情绪中。

今年八月的一个早晨，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程序员，科技企业家前往旧金山港湾中心参加会议。在会议组织者Nir Eyal管理的一堂课上，他们每人支付高达1700美元来学习如何让人们养成使用他们产品的习惯。

39岁的Eyal是《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的作者。他耗时多年咨询科技公司，还将自己仔细观察硅谷巨头运作所得的技巧教授他人。

“我们享受科技如果严格来说不算是一种瘾，也已经成了一种本能冲动。”Eyal写道。“这种冲动刺激你去查看消息提醒，推动你花几分钟去逛YouTube, Facebook, 或者Twitter，结果到头来你发现自己一个多小时后还在刷网站。”这些并不令人意外，他写道。这都是“设计师的目的。”

他解释说，一些微妙的心理陷阱能够让人们养成习惯。例如让人们的收获多样化使之造成一种“渴望”的心理，或者利用消极情绪作为“触发点”。

“无聊，寂寞，沮丧，困惑和不确定的情绪通常能够引发微小的痛苦或者烦躁，同时几乎能立刻促进下意识的行为来平息自己消极的感觉，”Eyal写道。

在2017年的习惯峰会上，参会者可能会对Eyal感到惊讶。当时Eyal走到台上并宣布今年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稍有变化的东西。”

他想表达关于科技控制逐渐加深的担心，他认为科技控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或者说不道德的了。他劝告观众要注意不要沉迷那些有说服力的设计，提防自己不要产生强迫症。

但他也会维护那些他让我们防范的科技，并对那些把对科技上瘾视为洪水猛兽的人表示不屑。

“现在我们并不是要把Facebook和Instagram看作毒品，”他边说边点开了下一页，上面是高糖分的烘焙食物，“就像我们不能责怪烘焙师做出了这么美味的点心，我们不应该指责科技制造者制造了大家都乐意使用的优秀产品。”他说。“当然这也是科技公司将会做的事。实话实说：我们还能希望他们怎么做呢？”

讲话的最后Eyal没有反讽，而是提了一些关于对抗科技吸引力的个人建议。他告诉观众自己在使用Chrome的拓展功能——DF YouTube，“它过滤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触发点”他在书中提到了这点，并且还推荐了一个手机应用Pocket Points，它“在你需要专注时奖励你关掉手机的行为。”

最后，Eyal还透露了他为了保护他的家庭做了多大的努力。他在房子里安装了插座定时器，定时器连着一个每天定时切断网络访问权限的路由器。“这个想法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自己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他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我们也能这样吗？如果制造这些技术的人都要采用这么极端的手段让自己能自由地切断与科技的联系，那剩下的我们有理由期望锻炼自己自由的意志吗？

Tristan Harris的回答是否定的。33岁的Tristan Harris曾经在Google工作如今成为了针对科技企业的批评家。“所有人都陷入了这个体系，”他说。“我们的思想都被劫持了，我们的选择并不想我们认为的那样自由。”

Harris曾被标榜为“硅谷所能拥有的接近良知的代表”，他坚持认为数以万计的人们无论是否使用那些无处不在的科技，他们都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也并不知悉自己的生活正被硅谷的小部分人用看不见的方式控制着。

Harris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师出行为学心理教授BJ Fogg门下。BJ Fogg教授在科技圈备受尊重，因为他非常了解通过科技设计来说服他人的方法。他有很多包括Eyal的学生都在硅谷有很好的发展。

Hariis是他们之中特立独行的一位；他勇于揭短，向人们揭示了由科技公司累积的巨大势力以及他们影响人们的手段。

最近，他在温哥华的TED演讲中提到：“在少数的科技公司里，有部分少数群体通过他们的选择来操纵大多数人今天的想法。”

Harris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问题，这正在改变我们的民主制度，同时它还会改变我们拥有与其他人进行谈话和建立关系的能力。”Harris还积极活跃于公众视野之中：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与立法者会面等。他还曾企图改变谷歌山景城总部内部人员的思想，经过三年的尝试后，他参与了改革运动。

这一切始于2013年，当时他是谷歌的产品经理，他向十位关系亲密的同事传递一份名叫“关于减少分心和尊重用户注意力的倡议”的备忘录，这份发人深思的备忘录在5000多名谷歌员工中传开了。

这其中包括了后来因此奖励他体面工作的高级主管，不久后他将成为谷歌内部的产品哲学家并为设计的道德伦理把关。

回首过去，Harris认为自己被推向了一份边缘化的工作。他说：“我并没有任何的社会支持体系，”此外，他补充道：“我得坐在角落，去思考，去阅读，去理解。”

他发掘出LinkedIn是如何利用人们对社会互利关系的需求来拓宽他们的业务；

YouTube和Netflix自动播放视频和下一集的功能是怎样剥夺了用户是否选择继续看下去的权利；

Snapchat是怎样创造出令人上瘾的Snapstreak功能，借此鼓励他们以青少年为主的用户群体之间产生不断的交流。

我有两个孩子，当手机阻止我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时我会深感自责。

这些公司使用的技术并不都是普适性的：他们在算法上能够贴合所有个体。

今年，一份被泄露的Facebook内部报告中有内容揭示该公司能够判定青少年什么时候感到“没有安全感”，“没有生存价值”以及“需要大量的自信心”。Harris补充道，这些信息点是“针对个人对症下药的最好模板。”

科技公司能够利用这些脆弱心理使人们上钩；例如，当人们因为自己发表的内容收获“喜欢”时实行操纵，确保它们在用户个体可能感到脆弱，需要赞美，或者只是感到无聊时能及时出现。

正是这种技术能够获得最高投标者的青睐。他说：“这里不存在道德。”如果一家公司为Facebook的说服手段掏钱，那它或许是需要向想买新车的各类用户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或者也可能是在莫斯科的造谣者想要改变Wisconsin某个选举结果不明的小镇里选民的投票意向。

Harris相信科技公司并不是特地将他们的产品做得令人上瘾。他们正在对广告经济带来的刺激做出反应，尝试能够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技术，甚至会意外地在高效设计中碰壁。

一位在 Facebook的朋友告诉Harris，用来提醒人们“朋友请求”或者“喜欢”的通知图标最开始是被设计成蓝色的，这与Facebook的风格一致同时这样设计也显得“微妙而且无害”。Harris说“但是没有人用它，后来他们把它转换成红色，所有人也就理所当然地使用起来了。”

现在这种红色标识已经无处不在了。当手机使用者每天成百上千次地看他们的手机，他们会看到手机应用旁红色的小点，仿佛在请求他们的点击。Harris说“红色是能触发别人的颜色，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用作警示信号。”

Harris解释道，最诱惑人心的设计会利用敏感的心理，也正是这种能收获到多种回报的心理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赌一把。当你点击应用软件旁的红点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收到一封有趣的邮件，大量的“喜欢”，还是根本什么都没有。这种失望的可能性让它具有强制性。

这恰好解释了刷新机制如何快速地成为当代科技最具吸引力和广泛应用的设计功能之一。这种机制借由用户下划，暂停，等待观察是否有新内容出现来完成。

Harris说“每次你下划手机，就像触发了投币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有时是一张好看的照片，有时只是一则广告。”

创造刷新机制的设计者Loren Brichte起初是把它用在更新Twitter内容，因为流畅和直观的设计，他本人在设计应用的圈子里广受好评。

现在32岁的Brichter说他从未想过要把作品设计得使人上瘾，但他也不会去争论这种投币机的比较。他说：“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有两个孩子，当手机阻止我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时我深感自责。”

Brichter是在2009年为Tweetie创造出这个功能的，他设计的由来主要是因为在他的应用软件上找不到任何地方安放“刷新”按钮。拖住内容并往下拉，以此更新内容，这在当时看来最多不过是一个“可爱又聪明”的补救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年，Twitter就让Tweetie将下拉刷新整合到它自己的应用上了。

从那之后这种设计在各类软件中变成了被最广泛模仿的特点之一；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样下拉的动作，直观得就像抓了个痒。

Brichter坦言他对于这项功能的长时间延用感到不解。在这个具备推送通知科技的新时代，应用软件在无需用户的触发下就能够自动地更新内容。

他说：“它可以很快就被淘汰掉。”然而它看起来契合了人们的心理作用：毕竟投币机如果缺少了那根需要玩家亲自推动的杠杆，它便会缺少很多吸引力。Brichter更喜欢另一种比喻：这就像一些能自动关门的电梯里多余的“关门”键。“人们就是喜欢按它。”

Brichter专注于在 New Jersey的新房建造时把设计工作晾在一边，而以上这一切让他思考自己留下了些什么。他说：“我曾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我所做的一切对于社会或者人类到底是不是功大于过。”

他屏蔽了几个网站，关掉了推送通知，限制自己对Telegram软件的使用并且只给他的妻子和两位亲密的朋友发信息，此外还尝试着让自己摆脱Twitter。

他坦白道：“我还是会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去看那些我已经知道的无聊新闻。”他在厨房给手机充电，晚上七点开始并且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会再碰手机。

他说：“智能手机是有用的工具，但它们令人上瘾。刷新令人上瘾，Twitter令人上瘾。这样不是好事，当我创造它们的时候，我并未成熟到能考虑到这些东西。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成熟了，我只是比那时思想更成熟了点，而且我很后悔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他所在的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承受着愧疚的折磨。苹果“管理通知连接并显示图标徽章”的专利发明人名单里列着Justin Santamaria和Chris Marcellino的名字。

他们都是在二十多岁时被苹果招聘去为iPhone工作。作为工程师他们作为幕后人员助力推送通知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在2009年被引进给成百上千的第三方应用建造者来保持实时的提示和更新。

但是推送通知同样常常出乎意料地打断很多人的生活，加速了争夺人们注意力的竞争。在Airbnb作为移动端的领导者工作一段时间后，36岁的Santamaria运营着一家初创公司。

他认为他在苹果开发的技术并不能“从本质上断定好坏”。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话题，下班后关机是否合适？没有及时回复你的信息是否没问题？是否可以对出现在自己Instagram界面上的所有内容都不‘喜欢’。”

他后来的同事Marcellino也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实话实说，我从未坐在那去思考怎样让人们上瘾，我所想的内容全是积极的：这些应用软件和人们相关联，它们都有这用的作用。像ESPN会告诉你比赛已经结束，即使你在伊朗的家人并没有打算给你发信息，WhatsApp也会以你家人的名义给你免费发短信。”

几年前，33岁的 Marcellino离开海湾地区，现在正打算再训练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且已经进入了训练的最后阶段。他强调他不是成瘾方面的专家，但他说他在药物训练中学习到的知识已经足够让他了解科技是如何影响与赌博和吸毒能产生相同作用的神经通道的。他说：“正是这些反射回路刺激人们寻找食物、安慰、热量和性。”

他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于奖励的行为, 它们能激活大脑的多巴胺通路。他有时候发现自己点击应用旁的小红点知识为了“让它们消失”，但是这就违背了利用人们心里脆弱性的伦理原则。他说：“将人们带回你的产品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罪恶，这只是关乎资本主义。”

这或许是个问题。风险投资家Roger McNamee曾受益于对谷歌和Facebook投资的巨额回报，对这两家公司他都不再抱有幻想，他认为他们早期的使命都被广告带来的财富扭曲了。

这正在改变我们的民主制度，同时它还会改变我们拥有与其他人进行谈话和建立关系的能力。

他将智能手机的出现视为一个转折点，提高竞争人们注意力的赌注。McNamee说：“Facebook和谷歌断言他们能为用户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同样的说辞也适用于烟草公司和毒贩。”

对于早期向硅谷获利巨头投资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出色的论断。但是61岁的McNamee最多也不过是个公正的商人。

十年前，作为Facebook的总裁顾问，McNamee将扎克伯格介绍给他的朋友Sheryl Sandberg，这位朋友后来成为了监管公司广告工作的谷歌高管。Sandberg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将社交网络转化成广告营销的一个重要部分。

McNamee小心翼翼地措辞。“经营Facebook和谷歌的人都不是坏人，只是他们善意的策略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问题在于除非放弃他们现有的广告模式，不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伤害。”

但怎样能够让谷歌和Facebook被迫放弃这种商业模式呢？更何况这种模式能将他们变成地球上最赚钱的公司。

图为谷歌在硅谷的总部。 一位风险投资家认为，尽管监管的权利很大，但一些科技公司可能已经大到难以控制。

McNamee认为，他投资的公司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包括接受新的反垄断法的监督。在华盛顿，政治集团的各方对于控制硅谷展现出更大的野心。但是McNamee担心，他帮助建立的这些巨头公司已经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受到限制。他说：“近期，欧盟就违反反垄断法向谷歌收取24.2亿美元的罚款，而谷歌的股东对此不屑一顾。”

作为Facebook“喜欢”的共同创造者，Rosenstein相信，或许有可能对“心理操纵广告”实行国家监管。他说把道德作为驱动力就好比去反对化石燃料或者烟草公司。他提到“如果我们只关心利益的最大化，那我们将很快地到达乌托邦的境地。”

James Williams并不相信有关反乌托邦的说法是遥不可及的。作为前任谷歌战略策划师，他为公司的全球搜索广告服务制定了度量系统。他对这个被称作“人类历史上对于注意力控制最为标准化和集中化的形式”的行业有着超前的眼界。

35岁的Williams在去年离开谷歌的时候恰逢他在牛津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探索有关说服性设计的伦理道德。这段经历让他开始发问，在新兴科技时代，民主是否真的存在。

他说自己的顿悟发生在几年前，当时他注意到那些围绕他的科技正在阻止他集中注意力到他想做的事情上去。他说：“这是一种自我的，真实存在的体会，让你质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科技不应该是帮助我们高效的完成工作吗？”

当他在工作时浏览谷歌的一个仪表盘时, 这种不适更加严重。谷歌的一个仪表盘显示了该公司为了广告商占用了多少人的注意力。他回忆说: "从数据上看，我意识到我们有点像在推搡或说服上百万人去做他们不会做的事情。”

他开始了耗费数年的独立研究，其中很多都是他在谷歌做兼职时开展的。大约十八个月之后，他在谷歌看到了Harris流传的备忘录，后来两人成为盟友，并努力想从内部带来改变。

将人们带回你的产品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罪恶，这只是关乎资本主义。

Williams和Harris大概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公司，并共同建立了倡议组织Time Well Spent，该组织旨在寻找能改变大型公司设计想法的公众势力。Williams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每份报纸每天的头条新闻。”

他说：“百分之八十七的人们在智能手机的陪伴下早起和入睡。”现在整个世界都通过一个新的棱镜去理解政治，Williams担心这样将带来深远的后果。

他说，同样的一股力量导致科技公司用设计技巧去吸引用户，同时鼓励那些公司用一种强迫性的，不可抗拒的眼光去描述这个世界。他说：“注意力经济激励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科技设计，通过这样，它把冲动置于优先于目的的地位。”

这意味着煽动性的内容优于细节，这样将吸引情感，愤怒和暴行。新闻媒体开始为科技公司工作，Williams补充道，并且会在注意力经济的规则前提下行事，“为了生存而显得耸人听闻、显示诱惑性和娱乐性。”

在特朗普令人震惊的选举胜利之后，很多人很快在Facebook里质疑所谓的“假新闻”，俄罗斯制造的Twitter机器或者像以数据为中心来定位作用的公司，像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就曾左右选民。但是Williams认为这些因素都在预示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并不只有黑幕和无良演员才会去利用网络去改变公众的意见。注意力经济本身就是设置成能够推动类似川普现象的发生，特朗普擅长通过利用和创造愤怒来抓住和持有公众的注意力以及保持批评家的活跃。

Williams是在总统竞选前提出的观点。在美国大选前一个月发表的一篇博客中，Williams在此问题上敲响警钟，他声称这将是一个比特朗普是否进入白宫“更重要的问题”。他说，真人秀明星的竞选预示着一个分水岭，其中“全新的，数字增压的动态注意力经济最终跨过了界限，在政治领域变得显而易见。”

Williams在几个月前的脱欧运动中看见了类似的动态，当时对于英国脱欧，注意力经济向他展示了偏向情感和身份的结果。他强调，这些动态绝不是孤立于政治权利之外的：他相信它们在其中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左翼政治家如Bernie Sanders和Jeremy Corbyn的意外高人气以及对各种问题爆发的网络愤怒在进步分子中点燃的激情。

Williams说，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扭曲了我们对于政治的观点而且长久下去将会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让我们变得缺少理性并且更加冲动。他说：“通过内化媒体动态，我们习惯了一种持久愤怒的观念风格。”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Williams认为，近几年对由George Orwell虚构出的监控状态有着错误的执念。另一位英国科幻作家Aldous Huxley展现了他预见性的观察结果，他曾发出警告，认为Orwellian风格的强制措施对民主的威胁还不如心理操纵的微妙力量，“人们对于消遣总有着无尽的欲望”

自从美国大选以来，Williams发现了如今这个全新世界的另一面。如果注意力经济削弱了我们像思考，质疑以及为自己做决定等自我管理的重要能力，那对于民主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他说：“系统化构建的注意力经济的动态就是为了消减人们意志存在的，如果政治是人们个体和集体水平上意识的表达，那么注意力经济就是在消减民主所依赖的假设前提。”

如果苹果，Facebook，谷歌，Twitter，Instagram和Snapchat逐渐削弱我们掌控自己思想的能力，那我想请问，我们是否会走到一个时期，到那时民主已经不再起作用。

Williams回答说：“如果这一切变为现实，我们能否意识到它的发生？如果我们不能，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否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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