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3月开学季，广东省某著名重点中学大规模采购电子手环一事，引发了一场风波，遭到了很大的舆论阻力。

据行业媒体报道，该校斥资485万采购3500个电子手环，手环记录学生多个场合、不同种类的数据信息，具备定位学生行动、检测上课举手次数及每日活动量等功能。

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监控学生的行为，这种监管为驱动的方式，会让学生逐步沦为“听话的工具”，本质上是“反教育”的行为；而支持者则称，此举是“对学生安全的保障”。

实际上，尽管各大城市和校园都在火热推行，但关于“智慧校园”的争议从未停止过；教育信息化浪潮，自提出到落地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近期又陷入了某种被“妖魔化”的状态。 

用互联网改造校园，不是坏事；但这其中的参与者，从决策者到学生、家长都逐渐发现了问题：教师数据素养不够、数据处理能力不足；线下学习过程性数据采集难，影响学习诊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教育大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影响数据的融通共享......等等。

但科技落地教育的大潮不可逆，国家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政策层面，一直姿态积极。除去年教育部重磅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外，今年3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还印发了《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推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深入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加快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并且设立“智慧教育示范区”。

新科技触电任何行业，都将存在一个较长的融合期，教育行业的信息化也不会有例外。

钛媒体走访了天津市和平区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并对话了当地教育局领导和百年名校学校负责人，试图一探究竟：教育信息化为何落地难？

针对落地难题，当地的教育决策者又尝试了哪些创新解决之道？一所百年历史的小学校而言，可以离互联网技术和智能化有多近？

问题：中心区窘境

“如果说天津是一个狗不理包子的话，那我们就是那个馅儿，被包在了中间了。”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天津市和平区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卢冬梅这样形容当地的办学条件。

资料显示，和平区取名来自于近代天津最为繁华的道路——和平路，该区域位于天津市中心，面积9.98平方公里，是天津市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辖区，也是天津市区的区域核心和经济中心之一。

老城区的拥挤，给学校校舍带来了很大的局限，“除了极个别的几所大校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是窝在楼群里头的。”卢冬梅告诉钛媒体。而且，哪怕地方再小，除了教学楼、办公楼和食堂等之外，“也得挤出一个体育场出来”。

这是大城市中心城区所有学校面临的通病，而家长们却对和平区的教育寄予了较高的期望。据卢冬梅介绍，在恢复高考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和平区的教育水平始终是位列天津市各行政区第一名。

高密度的环境考验的是这里的教育从业者，他们必须对学生进行精准管理。如何从软件上进行探索和突破，借助数据的力量，进行教育的实证研究，从而实现教育水平进一步攀升，是卢冬梅和她的团队所看好的。

自2017年起，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就读的小孩，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一张校园卡。这张校园卡也被设计成答题卡的形式，上面分布了按键，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进行教学互动。学生还用校园卡在食堂进行消费等。

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就读的小孩，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一张校园卡（拍摄/钛媒体李程程）

校园卡，就是一块没有屏幕的智能终端，当学生带着校园卡路过校园里布置采集器的时，会自动形成一条数据。

当然，校园卡只是和平区教育系统整体推进“和平智慧校园”的组成部分之一。据钛媒体了解，“和平智慧校园”对于学生数据的采集涉及到四大维度：第一，学生学业过程性数据（课堂练习、作业、测试等）；第二，学生校内行为数据（消费、借阅、签到等）；第三，学生活动过程性数据（校园活动、社会实践等）；第四，学校信息化应用情况数据（用户活跃度、应用使用等）。

腾讯智慧教育产品负责人付金懋告诉钛媒体，“类似的采集点在天津市第十九中学设置了9个，通过2.4G无限模块的技术，有效测距约为50米，每秒发射3次。” 携带校园卡的学生进入签到机器覆盖范围内，即实现自动签到，并记录下机器所在的位置以及签到时间。

借助“和平智慧校园”，和平区教育局和所辖学校，建立了学生数据库。基于学生多元数据分析，他们正在对校园环境、学生行为和学生日常表现等方面的相关性和影响机制进行教育实证研究。

卢冬梅告诉钛媒体，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中，讲究经验的传承，但是缺乏客观有效的实证研究。“太偏重主观经验，偏重于教师的个人体会和判断”，但教育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一就是来自于数据，在以往这些数据难以采集，或者有意无意被忽略。

通过近两年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是，早到校且在家里用过早餐的孩子，学业表现多数好。同时，早到校且在固定的时间内在食堂完成早餐的学生，学业表现多数也较好。

“基本上不是个案，没有例外的情况。”卢冬梅说，“我们认为，早起让孩子吃完早点再出门的家庭，家长对小孩的照料是用心的。同时，学业表现也会与学生的自理能力有关，按时按点就餐的学生，往往意味着较强的自理和自律能力。”他们将这些数据观察反馈给了家长们，也督促家长们对于自家孩子的日常作息和餐饮习惯多一些关照，这对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至关重要。

这也打破了传统教育形式里，家长与学校之间的难以沟通的状况——班主任对于某个学生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家长和老师的沟通程度。常规的“家访”形式，大多流于表面。通过智慧教育的实时观察，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可以达成亲密的联动效应。

问题的解决：从 1.0 到 2.0

无论教育信息化还是“智慧教育”，都不是新概念。

教育信息化伴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而衍生。在美国的计划中，特别把信息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美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反应，许多国家的政府相继制定了推进本国IT在教育中应用的计划。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教育也开启了信息化之路，大批学校设置单独的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机房，信息中心等。此后，还掀起了一股校园硬件升级潮，从安装投影仪、录音录像设备，到后来的电子白板，再后来的微课和直播课程的兴起，以及教学资源平台的搭建，到现在的一批与平台相关联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纷纷涌入校园。

2012年，国家发布了第一个教育信息化的规划《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建设“三通两平台”的重点任务，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和教育管理两大公共平台。

2017年，教育部披露了一组数据：

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 25%提升到 88%，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 40%增加到 80%，每 100 名中小学 生拥有计算机从8台增长到12台，师生网络学习空间数量从60万激增到6300多万。

政策引领了国内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但“三通两平台”的落地却不尽如人意。硬件升级潮也止步于硬件的升级，更多的设备和系统还处于休眠阶段；其次，它主要将知识资源数字化、平面资源立体化，教育技术大多仅停留在学习环境之中。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党委书记、局长明建平对此深有体会。

“为什么投入这么大，效果却一般，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他对钛媒体表示。

信息化的工程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比较费劲。老师们在课堂上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并不深入。很多老师都处在利用计算机做PPT，播放flash动画，资料检索以及寻找资源制作教案的过程中。

“这实际上属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以前我们认为是有技术门槛，现在技术门槛已经不算高了。说明大家对信息技术的认识还不够。”明建平认为，以往教育信息化更多是针对学生，实际上还需要提升管理干部的信息素养。

“一说‘信息化’，就马上打报告，要买电脑，我觉得这个层次有点偏低了。信息化应该是一种决策工具。数据应该成为校长的决策依据。其实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大量的数据产生，只不过没有被收集起来，也没有被关注到。”明建平说。

他认为，现代教育的治理，必须依靠信息技术。举个最简单的应用案例，利用智慧校园的系统，校长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学校资产管理，校园维护维修，学生出勤和疾病状况，以及教师的状况摸查清楚。

教育部在2018年4月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代表了一种教育资源观念的转变。

这份行动计划指出，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是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这份计划对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的提出了期许——“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网络，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

2.0计划，核心是提出了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那么，从“三通两平台”到“三全两高一大”，教育信息化2.0与1.0有什么区别？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曾表示，“如果说教育信息化1.0是引入外部变量的话，那么，2.0就是要把这些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

小学校长们的难题是：内生变量从何而来？

家长的“倒逼”

去年9月入学季，小诗妈妈在女儿的入学通知书上，发现了一个二维码。扫码后即可进入家长专属的“开放平台”。

她的女儿现在是天津市十九中的七年级学生。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原为“旅津广东中学”，是一所具有94年历史的老校，也是天津首批历史名校、和平区重点级学校。

“我一开也没有太注意和重视这个平台，觉得可能只是单纯地发发学校通知和消息之类，因为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诗妈妈告诉钛媒体。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使用，小诗妈妈改变了看法。她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发通知”工具。这个系统不仅实现了所有校级、班级信息的发布，还有学生校内活动的数据收集展示，学业信息的沟通，都通过“一对一”的形式实现。

八年级学生小军妈妈也发现，孩子逐渐从抵触学习，到积极主动参与学校活动和学习，只花了不长的时间。她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说，学校和班级里组织了活动，老师们都会发布“班级圈”，孩子回来了也会看看他今天在班里面做了什么，在学校里面活动表现如何。

“孩子看完自己表现，再看别的孩子，他有表现欲，也有竞争的小心理，所以他会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学期后，小军的学习成绩显著提升。

以教育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教学，对于小孩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家长能第一时间很直观地了解学习情况。家长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小孩沟通，也拉近了与学校的距离，让家长也能从平台有所收获，有所受益，看到自家孩子的学习轨迹。

把微信作为家校互动的入口，是因为用户的“倒逼”。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钛媒体，“教育信息化从产生到发展，一直带有很强烈的行政色彩。” 能够进入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市场的主导者，例如让学校和教育局单位领导的需求，渠道能力几乎决定一款产品的生死，一些体验很差的产品反而不缺市场。

“老师们、家长们和学生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软件的使用率就提升了。我们把数据提供给学校的领导，很好地辅助他做好决策，校长也不用为采用什么样的软件操那么多心。我觉得这个流程就理顺了。”卢冬梅说。

卢冬梅所说的“倒过来”，就是指基于微信而搭建的智慧校园系统。自2017年8月开始，天津市和平区教育系统携手腾讯推进智慧校园建设，通过持续建设“应用生态圈”和“云数据平台”，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和应用数据融通利用。

自2017年8月开始，天津市和平区教育系统携手腾讯推进智慧校园建设，通过持续建设“应用生态圈”和“云数据平台”，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和应用数据融通利用。

目前，和平智慧校园已经覆盖全区65%以上中小学，现有使用者已达7万余人，上半学期将完成全区100%覆盖。

“你知道要在全部家长手机上额外安装一个APP，几乎是不可能的。”卢冬梅告诉钛媒体，最开始选用腾讯就是看重微信的入口，因为“没有家长不用微信”。

她举了个例子，在学校的使用场景中，比如通知这项，如果不能通过一款产品全员通知到位，还需要老师再额外进行沟通，那么说明该产品是失败。

付金懋也表示，之前各个省市区域以及学校都做过自己的APP，但使用效果很差，整体的装机率都比较低。但微信日均次数大约在十次以上，能实现更好的信息触达。

将微信选为智慧校园入口，教师也不会觉得这是繁重教学任务之下额外的“负担”。

天津市十九中学信息中心主任胡嘉对钛媒体表示，不给家长和老师们添负担，是他们落地信息化的第一原则。过往教育信息化一直以来都不好推进，不全然是教师的原因。科技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信息化的要求也随之变动。“很多老师还没有跟上这一步，下一步就已经过来了。”

老师们对于信息化手段比较抵触，大多是因为感觉软件掌握起来很难，更何况新系统一上，就要让他迅速接受和学会，“几乎是不可能”。

“微信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难点——大家不会觉得很难。微信从出现到现在，没有人教我用微信，不管我懂不懂信息科技，但是我都会用。”卢冬梅说。

通过微信，学校有自己的“班级圈”，家长和老师之间不需要互加好友，也能实现信息互通，还减少了双方的社交压力。

信息的透明化，同样也在倒逼教师提升职业素养。相对于与体制外，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公办教育领域，大部分教师的危机感并不强，而过于稳定的工作，也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现在十九中学的教师上课，声音自动都被采集上传至平台，还会自动生成一段小视频，家长也能接收；对于家长们最关心的考试状况，学校还会把每次重要考试试卷，扫描上传至平台。

“家长的手机端同时就收到了，有时候有的家长立刻反馈意见，在以前我们可能不知道问题在哪。现在一旦出现问题，家长就第一时间反馈回来了。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教学上的水平都高了很多。”胡嘉对钛媒体说。

开放后的学校，让教师从多方面感受到了“压力”。但他们认为，这本身对学校的教育是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压力，它在反向督促教师，出题和阅卷的严谨程度，帮助他们提升教学水平等职业技能。

学生们的参与

学生对于校园信息化的参与程度，衡量着校园“信息化”的效果。

学校的教学，到底能怎么利用信息化技术？怎么实现创新？天津市岳阳道小学就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

怎么把农业课程融入到城市学生的生活，岳阳道小学副校长马宏为此思考了很久。传统的办法，无外乎两次在校外的象征性的采摘活动，但问题是——学生根本看不到植物生长的过程。

物联网种植园，成为了岳阳道小学利用空间的办法之一。学校教学楼顶楼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曾经作为学校室外体育活动的补充场地，但后来发现这样的做法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符合楼体使用要求，于是学校将这一块地规划为物联网种植园。

物联网种植园安装了摄像头，在土壤深处植入了感应器。这些设备实时监控突然的数据变化，可以感知土壤的营养状况，温度与湿度等指标。

天津市岳阳道小学教师向钛媒体介绍物联网种植园（拍摄/钛媒体李程程）

每一片土地都能通过摄像头，实时传输情况到手机终端的APP，学生能够在教师里甚至在家里，实时地监控他所管理的区域的植物生长状况。

学生不仅能够观察到植物每天生长的变化，在手机端还能利用APP给植物开启补光灯，以及进行养料和水分的补给，根据不同的植物或者蔬菜的习性来管理种植园。

“智慧校园平台让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是让你能做你个性的事。因为各个学校对教育信息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马宏说。

学生可以通过APP给物联网种植园的植物浇水、补给光照和养分等。（拍摄/钛媒体李程程）

岳阳道小学同样是一家百年老校，创建于1911年，前身为私立竞存小学，位于天津市最著名的“五大道”上。这片空间现在被称之为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园”。

就是在这一方楼顶之上，得益于信息化手段之下的物联网种植园，岳阳道小学开展了多种丰富的课程活动。当蔬菜瓜果成熟需要采摘的时候，学校又引入了烹饪课程；他们还带领学生收集树叶和干花，通过工艺美术课，制成书签，滴胶手机壳等；同时，这里也是学校美术团队一个非常喜爱且安全的写生基地。

钛媒体在调研这家小学时发现，岳阳道小学对于微信小程序的在教学上的利用颇为深入，这类轻量、易学的小应用，正成为师生之间的新宠。

他们通过一款“飞花令”的小程序，利用古人流行的文字游戏，规定时间内说出含有规定关键字的诗句，在学校掀起了一股诗词背诵和接龙的风潮；他们普及了一款拍照识别花识别植物的“形识花”小程序，让学生多看、多收集，于是他们“下了课就找校园当中的花朵，放了学沿路还要让家长去给他照周围的花草。”

“这样的智慧教育是接地气的。”马宏告诉钛媒体，基于教学一线问题作为导向，信息小组进行研究。这样一个机制的形成，也助推了学校教育信息化的一个向前的发展。

“信息小组的老师也在我们教师当中圈粉不少，让更多的老师尽量的消除自己的职业倦怠。让我们认识到，教育信息化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很亲民，很亲近，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有获得感。”马宏说。（本文首发钛媒体，采访、撰文/李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