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航天创始人、CEO徐鸣在办公室接受钛媒体采访

【钛媒体·封面】4月刊重磅巨献，订阅专题 「太空商战，一触即发」查看全部内容

钛媒体注：2019年，钛媒体深度内容中心重磅推出全方位、无死角记录产业变革、敏锐洞悉趋势及深度挖掘行业内幕的全新内容产品——「钛媒体·封面」，旨在通过策划月度 封面报道 这样足够复古、回归传统的方式，深度挖掘当今最前沿商业价值和商业社会真相，发现最具代表性商业领袖。「钛媒体·封面」由钛媒体深度内容中心策划，自4月起，每月第一个周一重磅发布。

全人类的“登月竞赛”已经延绵几十年。今年春节伊始，《流浪地球》、《阿丽塔》等科幻电影的逆市火爆，也让越来越多中国普通观众开始思考宇宙与未来。

今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第4号太空政策指令”（SPD-4），宣布正式组建太空军，3月底，特朗普又高调提名了太空总司令。

另一方面，在商业太空市场上，民营火箭和商用卫星发展也正是如火如荼。就此，2019年「钛媒体·封面」第一期4月刊，我们将视角投向“商业航天”市场。2000亿规模的卫星产业，到底有哪些潜在商业空间？为什么说下一个连接10亿人的产品会诞生在这个产业？

“人类的太空互联网，今天迈出了第一步。”

一个月前，美国 OneWeb 公司发射了首批六颗低轨通信卫星，银河航天创始人，前猎豹联合创始人&总裁徐鸣写下了这样的话。令许多互联网人意外的是，曾经在互联网行业打拼多年的徐鸣，如今一头扎进了商业航天市场，并创办了一家业内称为对标 OneWeb 的中国商业卫星公司银河航天。

徐鸣少年未为之发狂，却为何在中年第一次创业成功后反而独独“痴迷”于太空，在钛媒体本期封面主文《“太空狂人”徐鸣：再花30年决战太空》（链接：https://www.tmtpost.com/3831205.html ）

中，有关于这位“太空狂人”详细报道。

中国商业航天的大门刚刚打开，从上世纪90年代的铱星计划到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的“空中竞赛”，再到5G时代对于全球联网的新挑战，太空互联网终于一步步从狂想变为现实。而自2011年起一直密切关注这一片“星空”的徐鸣，则可能也是中国对于通信卫星的意义思考最深、看得最远的那个人之一。

本期【钛媒体·封面】系列报道之一，以今年 OneWeb 成功发射卫星为契机，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与徐鸣进行了一场两个多小时非常深入的对谈，试图掀开未来航天商业的一角：下一代5G互联网通信会是什么样子？下一款连接10亿人的产品会不会在这里？

以下是钛媒体编辑整理的部分对话实录：

钛媒体·封面视频

OneWeb发射卫星为何意义如此重大？

赵何娟：今年3月OneWeb首次发射卫星，倍受瞩目，而银河科技的定位是要做“中国的OneWeb”。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OneWeb这次发射卫星的情况，它为什么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徐鸣：我先从航天的科技产品开始做一点的介绍。航天科技方向上核心的产品有两个，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火箭更偏向于是一个快递服务，核心点是提供一个舱位，把卫星装在舱位里面通过火箭发射，把卫星送上轨道。卫星则是在空中提供连续或间断的服务。

如果再类比一下的话：（火箭和卫星相比而言），可以说分别对应的是顺丰（模式）和阿里巴巴（模式）——阿里提供的是服务，顺丰提供的是快递。这样类比就能看出，火箭和卫星拥有不同的商业空间。SpaceX可能更像顺丰，因为它是提供快递服务；OneWeb则更象阿里，它提供在线的对用户有价值的底层服务。快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性的服务，服务你一次，把货送到，送到之后它回来或者当场销毁掉，这是今天火箭的价值。

从全球的商业空间来看，火箭的市场空间大概是在100多亿美金，卫星的整个产业大概在2600亿美金，因为卫星提供的是持续的服务，基本上今天卫星的生命周期是5到15年，一次发射，可以提供5到15年的服务，所以它的产业价值要大很多的。这跟我们原来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赵何娟：这个市场的规模是怎样衡量的？

徐鸣：市场规模的统计源于美国的一份全球商业航天报告。卫星有三大应用方向——通信、导航和遥感，这份报告把上述整个产业应用的附加值叠加起来，以及三个方向上卫星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服务的总值加起来，高达2600亿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值。

这是2017年当下的总值，2018年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有一定的增长，这是第一个大的产业概念。

第二的问题，为什么OneWeb这次的发射广受大家的关注呢？从我的角度来看，虽然SpaceX无论是技术价值还是对未来的想象力，都为我们打开了很大的视野；但是如果从商业跟科技的结合来说的话，OneWeb才是给航天科技真真正正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为什么这么说？任何一个产业商业价值的体现无外乎三个大的方向，要么2C，要么2B，要么2G。

对于火箭来说，无论是体制内火箭还是像SpaceX这样的商业火箭，基本上就是2G的服务，跟传统的航天产业没有大的区隔，它在过去的基础之上可能做了一些效率的优化，做了一些成本的降低。

比如美国的火箭市场从当年大概60亿美金降到了40亿美金，这就是SpaceX的功劳，因为它让整个的效率提升了。虽说看上去产值下降了，但是发射次数、发射服务相比原来反而是有提升。但是SpaceX并没有打开新的大门，并不能从一个2G的服务延伸出来一个新的2B服务，也没有办法延伸出来一个新的2C服务。

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些商业航天公司，包括维珍，现在也在做基于对用户个人的太空旅游，也有这样一些新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打开。

OneWeb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通信是地面的运营商，通过铁塔、基站和路由器、光纤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商业连网服务。

以OneWeb为主的通信卫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今天的通信产业格局，第一次用卫星来为全球的地面通信做服务，这是第一次真正在航天产业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商业空间。

所以，以我的角度来说，我会认为商业航天的大门不能算是由SpaceX打开的，反而有可能应该是由OneWeb，或者SpaceX在开发的starlink这些项目打开的。它们会真正带来商业机会的变革，带来了科技和商业的在那个交叉点的一个化合产品。所以我觉得OneWeb不止是一个大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个新的产业。

美国“最有融资能力”的卫星公司OneWeb计划发射总共900颗全球互联网卫星（初步已定下650颗），向全球任何地方提供实惠且优质的卫星宽带接入服务

低轨道卫星会带来怎样的产业变革？

赵何娟：OneWeb发射的是典型的低轨道卫星，那么，随着低轨道卫星和星座网络的普及，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对普通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毕竟今天的通信网络全世界来说已经很发达、光纤无处不在了，海底光纤技术现在都已经非常成熟，低轨道的通信卫星，还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徐鸣：这是特别好的问题。先介绍一下现在的地面通信网络是怎样的构成。

今天我们使用的手机等连网设备，往往通过铁塔连接通信网络，铁塔上面会有运营商或铁塔公司所布置的天线，这些天线连接到铁塔下面的基站，通过这个基站连接到光纤，最后接入到互联网的主干网络。这层网络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抽象为：在地球表面上盖了一层网，它是一个比较平面的设计。 

而卫星通信，更像是一个三维的结构：信号从地上到天上的卫星，离我们地面大概1000公里左右，通过卫星把这些信号直接一次性转发到互联网的主干网络，所以它能够让接入的成本降低，接入的效率也会有非常大的提升，相当于从原来的二维网络升级成三维的网络。

通信卫星其实不是一个新生的产品，过去也有。之前卫星网络跟地面网络是两层皮，它们两个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但是5G通信标准，给了通信卫星一个新的机会。在5G的网络标准里面，低轨道通信卫星成为一个通信节点，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原来在3G、4G标准里面，管的主要是地面；5G不光是管着地面，还把天上给管起来了，天上地上第一次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天地一体化网络。我认为这是5G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5G通信确实是一个真真正正意义上的广域网络，它从原来过去地球表面的一层二维网络，变成天地互通的三维网络，这样的机会就被OneWeb这样的公司优先抓住了。

低轨道能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因为卫星在天上，铁塔在地上，我们可以想象铁塔是一个大巴车站，铁塔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延展，我们需要不断地往外铺铁塔，不断去盖信息高速公路，才能把更多的用户连上网。

今天用铁塔这种方式在全球铺盖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通信结构越来越复杂，比如5G的标准定义需要那么高的带宽，需要有非常多的铁塔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投资和投入非常巨大

同时，我们需要联网的空间也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希望在飞机上、海洋上乃至沙漠里面，在任意的地方都能够连网。地面的服务不太容易去覆盖这些区域。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去看全球，全球范围之内今天真正连上移动互联网的实际上还不到一半人，只有44%，也就是33亿人已经连在移动互联网上，这也是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全球还有40亿人没有接入网络。

这就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下一代有机会连接10亿人的产品是什么？

今天连接10亿人的产品有IM、电商、搜索，当然也有一系列的移动产品，下一代有机会连接10亿的人产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

无论是OneWeb还是Starlink，它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一些摸索和实验。近40亿用户都还没联网，其中的服务空间是OneWeb、SpaceX做的Starlink，包括银河航天在内想去共同追求的目标，从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服务，触达到更多的用户群体。

赵何娟：5G时代之后，对互联网骨干网络的要求会更高，所以用卫星通信的方式可能会更容易普及对吗？

徐鸣：对。

赵何娟：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给我们具体的数字对比？在5G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基站和互联网骨干网络的方式要承担的成本是多少？比如一个基站能覆盖多少面积，能覆盖多少人，在5G时代需要建多少基站才能够满足现有用户的需求？用卫星通信的方式，一个卫星能够覆盖多大范围？能够普及多少人？

徐鸣：盖基站非常类似于修高速公路；而卫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它类似于我有一颗卫星在天上，直接把这个高速公路通过空中的方式，投射到每一个想连接网络的区域上空，比如说屋顶、街道和阳台上。过去我们需要通过地面一点点铺信息高速公路，一层一层往下铺，今天换了一种方式。

如果从微观来讲，今天4G通信地面基站能够覆盖的范围大概是1个基站覆盖1平方公里；如果在市区的话，一平方公里都还达不到。如果到了5G网络时代，这个覆盖距离还会缩短，因为今天其实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说法，基本上至少是1/3到1/4，也就说基站的数量要比今天可能要多3到5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如果我们再看我们国家整个投入在基站上建设的成本，4G网络覆盖了我们国土面积的40%左右，覆盖的人群大概是在80%多，基站数量是4、5百万，整个投入的成本大概在1万亿到2万亿之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在全国乃至全球覆盖这样一层网络，成本更是高不可攀。

所以从空中来建这个网络，直接把网络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头顶上，让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网络，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

赵何娟：相对应来说，如果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达到现在40%或50%的网络普及率，用通信卫星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颗卫星？一颗卫星大概能够覆盖多少面积？覆盖全中国需要多少颗卫星？

徐鸣：低轨道卫星跟我们想象的概念还有一点区别。因为低轨道卫星是绕着地球转的，不像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发射升空，姿态调整好之后，它的电磁波就覆盖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这样有三颗卫星就可以覆盖全球了。

低轨道卫星要绕地球转，这个（通信节点）一开始是由这个卫星进行服务；它转过去之后，由下一个卫星来接力。所以在低轨道卫星领域，我们有所谓的“轨道设计”，和“每一个轨道里面需要放多少颗卫星”这样的概念。

所以如果想用低轨道卫星来做通信服务的话，往往要做一个设计，我们叫“星座设计”。就是在空中我们给卫星划分多少个类似于车道一样的飞行轨道，每一个轨道里面我们镶嵌多少颗卫星进去。

无论是OneWeb还是starlink，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设计。

SpaceX 规划的Starlink星座网络

此外，低轨道卫星通信服务还有一个特点：今天我们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往往会精准定位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但是做卫星，一上来就是国际化公司，是为全球服务的。

卫星本来就是绕着地球转，你飞过中国的国境之后，到了欧洲、非洲等其他区域的上空做不做服务？你有服务能力，如果不做服务相当于浪费了。

如果只覆盖中国的话，我们相应的设计认为至少需要几十颗卫星，能够对中国做相对比较完整的覆盖；如果实现比较好的覆盖，我们认为应该在100颗上下。

总之，用三维的方式来构设整个网络服务，它跟原来平面的方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如果从成本上来看，我们认为有机会降到原来一个数量级的差距。 

赵何娟：什么数量级？

徐鸣：有机会在百这个数量级，我们认为。

政策不明朗仍是商业航天的最大门槛

赵何娟：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的来了，通信是非常有国家主权特色的产业，比如说在中国铺设的铁塔，在中国提供的网络服务以前都在三大运营商手上，都是由国家企业来提供相应的通信基础服务；当卫星来做通信服务的时候，卫星在太空中怎么来确定主权范围？太空主权到现在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怎么解决呢？

徐鸣：太空主权今天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界定，在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ITU（国际电信联盟），商业公司是跟ITU去联络，申请相应的轨道和相应的通信频率，卫星对每个国家进行服务的时候，需要去遵循这个国家相应的通信法规和相应的政策。

当卫星通过我国上空提供服务的时候，因为卫星最后要连接互联网，联网的端肯定是在我们国家范围之内；换句话来说，用户是通过卫星实现联网，卫星要把这个信号转化落地的时候，落的那个地是中国的地，就要遵守中国或者每一个相应的国家的法规。通信的法规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卫星在太空当中它提供的是一个转发服务，它这边收到了用户的信号和数据，通过卫星转发到这个国家的一个卫星通信站，这个卫星通信站可以构建在每一个国家的国土范围之内，它遵守这个国家的通信政策就可以了。因为它跟这个国家的网络是融为一体的，不是一个割裂的部分。

赵何娟：所以其实更多我们是不可是可以理解为，是由这个卫星地面接收的服务来确定这是哪个国家来提供的？

徐鸣：对。

赵何娟：一颗卫星或者一个轨道里面的所有卫星，其实可以给不同国家提供服务、只不过最终由不同的国家接收？

徐鸣：是的，因为卫星是绕地运行的，它每经过一个国家就给这个国家提供，可能下一分钟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就给那个国家提供服务。卫星本体上面不存储，不侵犯用户的数据和隐私就可以了。

赵何娟：但是卫星上面的数据处理，会有不同国家的数据政策，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徐鸣：所以，尽可能在卫星上不存储与用户通信相关的任何数据，只存储卫星作为一个通信设备在太空当中自身的工作状态，用户数据不侵犯，这肯定是我们一定要牢牢遵守的一个隐私协议。

当然，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航天科技发展地非常迅速，我们这些所谓的政策其实都是对于过去的界定。

对于未来，比如starlink还有一种通信方式，卫星不只作为一个转发中继，卫星和卫星是连网的，换句话来说这个卫星经过这个国家它去连到这个卫星，卫星A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它可能把信号转发给卫星B，卫星B再去做相应的连网服务。因为卫星A可能连不到某一个地面站，它转发给卫星B了，这种方式今天进展地也非常快，相应的设计也逐渐成熟。

所以我认为法规永远都是滞后的，针对一个新生的新生物我们要更加宽容，当然也应该看到它的优势和弊端，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它要有一些宽容的心态。 

赵何娟：卫星这个产业已经很多年了，航天也是一个国家级竞争很重要的领域，但是航天领域的商业化近几年才开始爆发，中国和美国现在的航天商业化进程有什么不一样，分别是什么样的进展状态？

徐鸣：卫星产业链是跟地面很多的产业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比如电子产品，从PC到移动，它的供应链是相对开放的。你如果是一个PC厂商，可以找任何一家厂商去购买主板和CPU，作家一家手机厂商，你也可以去找任意一家去买屏幕和camera。

但是卫星不完全是这样，或者航天科技不完全是这样。各个国家之间的供应链，供应商之间的开放程度是不一的。比如中美之间开放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汽车这些方向今天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航天科技中美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代差的，不是说一两年，而是在某些方向可能是一代，在某些方向可能是两代的差距。

这对银河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技术红利，有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引入相应的人才，通过不断积累能够逼近美国，这是一个追赶期，又是一个红利期，所以喜忧参半吧。

赵何娟：您觉得这个“代差”有多大？

徐鸣：可能不见得能够用某一具体的技术来衡量，简单来讲，比如我们想实现美国同样指标的核心技术，我们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我们想获得相应的性能，就需要把卫星做的比它要大很多，甚至可能要大到50%到100%。我们想获得同样的计算性能，我们需要付出比他更大的尺寸，带来相应的制造、维护、发射成本，都会大很多。

赵何娟：现在美国的政策开放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NASA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航天基本上都以其为楷模，它的开放程度和制度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制度又是什么样的？

徐鸣：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说明的话，美国国家方面已经不再去做低轨道相应的项目和计划。你可以认为，美国航天的这些专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技术积累，他们认为一个科技产品发射到低轨道，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从过去的拼科研，到今天已经工程化了。所以作为国家项目，作为NASA来说，它退出了低轨道这样的一个领域。

本质上对于美国来讲，它的模式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低轨道飞行器，无论是卫星还是载人飞船，已经从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进入了工程应用领域。而且这些工程应用是能够看到商业价值的，所以美国就把这个领域完全开放出来了，国家作为政府引导性退出了这个方向。

所以NASA用了非常大的资金来支持SpaceX这样的商业航天公司、OneWeb这样的公司。政策环境比较有利。

对比来说，中国的商业航天基本上是2015年开始，因为2014年我们有一个商业航天发展《白皮书》。中国也在这个方向上逐步地开放，今天我国可能有一、两百家商业航天公司，有做火箭的，有做卫星的，甚至有做载人飞行的，美国有的我国基本上都有了。

赵何娟：那么，现在民用航天公司在低轨道卫星这个领域里面，发展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资本、技术、政策等，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因素来说，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鸣：我认为第一大问题依然是国家能否在政策上更好地支持商业化公司，我认为这依然是这个产业最大的门槛。

但这样的科技方向必然会有相应的商业空间，一定会有它的商业价值，因为这个科技方向会带来非常好的产业应用。

真正可能给商业公司带来的门槛和挑战的，是政策，是法规，是准入。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资质？能够拿到什么样的通信准入条件？能够接入什么样的运营服务？

赵何娟：其实银河目前是在做一些探索的事情，有很多是在政策和市场合作方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徐鸣：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新生物嘛，出现了一个新的科技产品，也是一个新的科技时代，它不完全能够跟我们过去固定的思维和固定的方式兼容，一定要有新的创新，要有新的方式，包括在市场和政策法规层面。

资金、人才的流向，印证了商业航天的趋势

赵何娟：我们看一家公司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块是人才和核心技术。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民营公司，不管是OneWeb还是银河，成立时间都非常短，这么一个短时间创立的初创公司，怎么能有足够的资金、人才储备去做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徐鸣：其实任何一个方向打开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投资人以及这个行业的技术性人才，就是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的那些人，他们是那群最敏感的人。不要认为只是一个创业者被动地去找投资人，被动地去找支持你创业的技术性人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家彼此需要，一呼百应。

赵何娟：“大家”是指哪些人？

徐鸣：就是这个市场里的投资人和技术性人才，这样的一个商业机会有着非常大的未来空间，同时又有着点燃人注意力和情怀的一种激动，所以尤其能获得资金和技术性人才的强烈关注。

卫星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好，在全球也好，都已经发展几十年。我们国家的航天工业体系也非常齐全，里面的人才非常多。航天整个体制一旦打开，人才的流动也比原来要快很多。

同时，我们不要把卫星孤立地理解为跟地面什么都不沾边的科技型产品。卫星是什么？卫星本质上是一个计算机，或者说是一辆浮在太空中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太空当中它通过感知当前的方位，通过感知当前的温度，通过感知太阳的位置，调整工作方式，它就是在太空当中自动驾驶而已。 

所以它的技术本质跟今天我们互联网，跟地面上的电子科技性的产品，主逻辑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是太空中的温度区间比地面要更大很多。

只是两边技术的挑战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源是一样的。所以，既有航天人才的这加入，也有互联网、电子等行业人才的注入。

对于投资人来说，我认为就是一个新的大门打开。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中国目前的商业航天创业公司，都能够拿到不错的资金注入。一个方向打开的时候，其实往往是一呼百应的，一个人在那里喊一嗓子，打了一个红旗在往前走，哪怕他不回头后面都陆陆续续跟上了很多人。

我对这个方向的理解或信心，有的时候就是来自于这些力量的支撑，或者说我看到这样的行业变化。

这个变化验证了这个行业的本质，人心所向，资源和资金流向也是代表着一种趋势，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势能的过程。通过滚雪球，最终一定会有一些公司能够出来。

创业心路：为航天再干30年

赵何娟：你为什么决定进入商业航天领域（创业），而为何没有选择做自动驾驶或者人工智能领域？

徐鸣：（你说的领域）也想过。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大话题，到最后还是你想为这个方向干多长时间吧。我觉得我愿意给航天干的时间更长，我更愿意在这个方向投入更长的时间。

赵何娟：你跟埃隆.马斯克有一些相似地方，就是在投入这件事情上。埃隆·马斯克第一次创业成功之后，解决了财务自由，但他愿意把所有的钱投到一个大家根本都看不到前景两个领域：一个是电动汽车另一个是火箭市场的SpaceX，为此几乎要倾家荡产；您也是为了做自己“愿意做三十年的”这个航天事业，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来做这件事情。

人类为什么会对宇宙、对太空这件事情如此痴迷呢？这么一个跟我们现实生活离的如此之远的一件事，美国和中国都属于特别现实主义的国家，但为何从政府到民间，都如此痴迷于大空？这股力量从哪儿来的？

徐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我没办法顺着埃隆.马斯克的思路去解读。我认为，每一个人做选择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个体上去分析可能未必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我觉得反而是从群体上去看一个命题。

群体的命题是什么？

群体的命题是在我看来人类貌似好象肩负着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探寻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去哪里，也就是“哲学三命题”，我觉得我们科技很多的方向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延展。

那么我们的动力都在哪里？

动力在我来看其实跟科学家走到一个阶段，跟企业家走到一个阶段，他们终极（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很像的，终极想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个宇宙终极的钥匙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有人在去寻求商业世界的钥匙，商业世界的那把钥匙到底是什么？站在科学家的角度那可能会寻求说整个能不能用一个大一统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宇宙，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公式来解释这一切东西，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法则，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愿意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模型，我们希望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解释这些东西，对这个东西的这个力量可能是刻在我们整个人类群体里面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赋于给了人类这样的一种力量，因为从包括从哥白尼，包括从布鲁诺，再到大航海，其实本质上无论从地心说、日心说到大航海，其实本质上都是这样的一些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映射到每一个群体，映射每一个人，他的选择可能有他的独特无二性，但是我觉得从群体上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映射到今天我创办银河航天，简单来讲，就是叫一些生意可以被再做一遍。通信的这个生意，本质是什么？拿更长远的未来来说，比如说探索太空，我认为本质上还是回到那个群体的效果，就是要摸索（人类）到底从哪儿来，到底往哪儿去，解释清楚宇宙是什么，我们人类又是什么。

我觉得科技可能最终最终会把我们导向到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安上这一个轮子”，这个发动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按上去的，貌似是不停歇的（进化）。

赵何娟：科技发展滚滚向前，最终的宿命其实还是回到人性最本质的东西。

徐鸣：有一篇文章不是说，“物理学家苦苦的攀登高峰，爬到山顶的时候发现佛学家已经等待多时”。最后可能都回归到一些哲学问题。但是在哲学问题上，各种可能又是相对有限的。

赵何娟：很有意思。当时取银河航天这个名字的原因，你最大的愿景和想法是什么？

徐鸣：我觉得银河+航天其实是一个气场很合的名字。我在想象航天或者卫星的时候，脑海里的形象就是满天星，满天的卫星，在服务着我们的生活。（本文首发钛媒体App，采访/赵何娟、张远；整理/张远，编辑/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