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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视频 逃离996：社畜青年的自救路)（视频：田毅涛）

随着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关于“996”的讨论一度席卷舆论场。996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讨论中，很多人称自己为“社畜（shachiku）”。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指一旦被雇佣，即任公司随意使唤、必须顺从的“畜生“，意指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卖力为公司干活、深陷工作压力、没有私人生活的上班族。很巧的是，“shachiku”也与汉语“傻吃苦”同音。

钛媒体影像《在线》第89期的年轻人，他们都与“社畜”相关。他们认为自己曾经执迷地生活在无止境的加班和过劳带来的恶性循环中，当他们跳出自己所认为的怪圈之后，他们又是如何重新审视自己和职场？

 社畜博物馆：关注那些“被压榨”的员工

4月13日，北京，一场名为“社畜博物馆”的展览在五道口706空间举办，展览现场布置了一些标语，表达了布展者对“加班”、“社畜”的态度。

展览组织方“社畜保健所”将这次线下活动视为对“社畜”现象的回应。这是一个由8名90后核心成员组成的团体，他们中有研究学者、律师、设计师、自由撰稿人等。

参与者可以购买35元的门票或携带一件自己的“社畜物品”免费入场。展览设置了不同主题和互动环节，主办者表示，他们想借此形成一个公共讨论空间，让更多年轻人关注社畜文化，为社畜们寻找“脱畜”之道。

社畜保健所成员小明向钛媒体《在线》展示一只防毒面罩，这是西二旗某互联网公司一名程序员带来的社畜物品。这名程序员说，虽然公司并没明确要求“996”，但常常隐形加班，“公司新办公室刚装修好就要求员工搬进去，我受不了里面的甲醛味，经常感到头疼，就买了个防毒面罩带着工作。”

“社畜博物馆”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环节“社畜保健所”，由“社畜保健师”小武（左）“坐诊”，为“社畜”们提供“脱畜”咨询。

一位特意从自河北赶来的“社畜”在“社畜保健所”跟小武聊了一个多小时。她在基层当乡镇干部，工作压力巨大，和领导关系也很紧张，领导经常骂她，冲她发脾气，而父母从不安慰她，只会劝她忍耐，让她珍惜工作机会。

“设立社畜保健所，是希望更多人关注自身的过劳和焦虑，并做出改变。” 小武对钛媒体《在线》介绍， 他们创造出“社畜保健师”这一“职业”，就是想让来到现场的“社畜”卸下负担，说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得到倾听和理解。

进入“社畜保健所”的“社畜”首先会收到一份“社畜指数自测量表”。

测量表上有100道题，包括“每周工作时长、加班时长、睡眠时间、带薪休假天数”等必答题，还包括“女社畜附加题”、“性少数附加题”等选答内容。根据答题计分，“社畜”依次被分为“轻度、典型、重度、临终、永世不得翻身”5个等级。

“社畜博物馆”展览期间，小武为四十多位“社畜”问诊过，其中“典型社畜”占了六成，“重度社畜”占两成，其余的是“轻度和临终社畜”。

“社畜博物馆”制作了七套宗卷，里面是国内各行各业过劳死的案例：棕色代表制造业、服务业从业者；蓝色代表互联网从业者；橙色代表清洁工、消防员；白色代表医护工作者、科教人员；绿色代表农民、乡建工作者；黄色代表媒体人、自由职业者；红色代表管理者、官员。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超过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近10%的人超过60小时，职场上的过劳死案例时有出现。

4月14日，“社畜博物馆”展览现场，“社畜保健所”一位成员身穿白大褂，头戴面具，双手用力敲打器具为各行各业过劳死的人举行“葬礼”。

“社畜博物馆”展览现场小剧场，“社畜保健所”成员小武在表演有关“过劳死”的行为艺术。

小武扮演的是一位在深夜加班的程序员。他光着脚，用十个脚趾急促地踩着键盘，伴随着旁白声里出现的过劳死案例，“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响彻在整个房间，约20分钟后，键盘声戛然而止，“程序员小武”因“过劳”瘫倒在地上，当场“去世”，“去世”的他依旧紧紧抱着键盘。

4月14日，参展的观众在看社畜博物馆剧场放映的日本过劳死案例采访视频。有的观众表示“看完视频觉得很压抑却又现实，会联想到自己的工作状态，觉得可怕。”

4月15日，北京某共享办公间，小武和同伴商量“社畜保健所”的线上宣传。“社畜博物馆”活动即将结束，成员们对这活动并不太满意，“缺乏经验，没达到预期效果。”小武说， “开展之前以为会有很多社畜带自己的社畜物品来参加，但实际上我们只收到了5件社畜物品，更多人还是以购买门票的方式进来的，这并不是我们期望的，现场观众人数也没达到我们的预期。”

“社畜”生活：曾想用工作证明自己，直到住进医院

4月30日22:17，北京，结束加班的贝贝走在回家的换乘地铁站。贝贝24岁，目前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影视公司做编剧和策划，用她的话来说，在那家公司自己是“十分典型的社畜”。

“随时看邮箱，时刻盯微信群，特别在意老板说了什么，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变得非常功利。”贝贝对钛媒体《在线》说，那时虽然不用在公司加班，但在家却一直在忙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隐形加班，“一直在忙，像疯狗一样。”

贝贝那时特别争强好胜，很在意上司和同事对她的看法。“如果别人被表扬了，而我没有，我就觉得是一种变相否定，虽然我心里隐约知道这是非常糟糕的心态，但我那时已经很难控制自己，并且更加苛责自己。”如果遇到自己认为的“变相否定”，贝贝会反复想自己在工作中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那份工作做13个月，她哭过超过一百次，每天都很“慌张恐惧”。

换了工作，下班后贝贝会有时间写小说或和男朋友一起打游戏。对于新工作的强度，贝贝表示能够接受，“这里不用像之前的工作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

上一份工作，作为一个刚刚毕业初入职场的新人，老板要求她会策划、懂行业行情和市场规则，还要懂得经营客户关系，知道怎么谈项目。贝贝当时觉得老板对她的要求很合理。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自卑的人，会从一件事上找自己的不足。尤其在那个阶段，我每天对自己说，我真的差很多，我一定要补，我一定要改正，这个工作对我很重要，我必须努力留住这份工作，他们是前辈，所以他们说的很有道理。”老板越施压，贝贝越想加倍努力工作证明自己，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工作不顺导致她更加自卑，陷入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焦虑。

领导会给贝贝同时分配好几个重点影视项目，让她一人做执行。“时间很紧，项目都算进KPI，年底做不完就要被开除。此外我还要写策划案、开编剧会、无稿酬写剧本、还要为了给公司节省预算拿出架子和“高情商”压榨乙方小编剧等等，同时公司其他人手里的重要项目也要帮忙。”

贝贝后来才明白，“给很多任务并不一定是器重你，可能只是想让你多干活。”跳槽后，她觉得那时公司就是利用新人没有职场经验压榨新人，“在职场奋斗十几年的人都不见得能做到面面俱到”。

2017年春贝贝接到一个影视项目。项目进展不顺，她变得越来越焦虑，老板在施加强大压力时常常对她加以责难，最终她没能完成好项目，这让她“整个人崩溃掉，感觉天都要塌下来”。

贝贝回忆，那个阶段，她感受不到任何活力，“生活像一团往下压的死水，觉得活着很痛苦，人生很煎熬，有过想死的念头”。后来，她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

在住院最初几天，她很想赶紧回公司，特别惦记工作。住院近一个月，贝贝才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多热爱这个职业，而只是想用一份工作来证明自己，“我不服输，我不能接受工作上被人否定，我需要被认可和器重，那个时候所谓的上进心，现在想想真的挺蠢的。”

贝贝和男朋友讨论游戏中。贝贝很庆幸自己透由住院反思自己那阶段的状态。“住院后，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改观，如果不是生病，我可能会在那个公司继续干下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过来。”

对贝贝来说，那一段经历是一部“荒唐喜剧”，有很多讽刺的事情。贝贝现在做这份工作不会感到特别焦虑，并且上下班时间界限清晰，回家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不用忙工作，“我觉得我回归了一种比较有节奏的社会生活”。（本文首发钛媒体，钛媒体摄影师/孙林徽 编辑/陈拯 视频/田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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