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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广东省教育厅的政策表态，刘畅才和他的团队心头的压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刘畅是主营作业类 APP“一起教育科技”创始人兼 CEO。2011年，他在一款语音识别的引擎的基础上上开发出了一款作业类 APP。

成立伊始，一起教育科技就立足解决公立学校的教学痛点。经过近八年时间的开疆拓土，截至2019年3月，他们的产品进入了14万所学校，拥有5170万学生和2500万家长用户，遍布中国31个省，365座城市。

今年年初，教育部突然下达的一纸文件，差一点锁死了所有作业类 APP 的生存之路，其中包括一起教育科技旗下的产品。直到4个月之后，3月30日，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广东省面向中小学生校园学习类 APP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原则和细则上规范作业 APP。

这份《办法》指出，省教育厅牵头会同省有关部门，共同建立面向我省中小学生校园学习类 APP 管理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将校园学习类 APP 纳入管理，构建安全滤网。自9月1日起，列入白名单的，可提供给中小学生使用；列入黑名单的，各市、县、学校不得推荐使用，违反规定的予以严肃处理。

此轮审查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了四个方面：校园学习类 APP 主办者及其产品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要求、保障用户信息数据安全、确保运营资质合法有效。

同时，《办法》对申报、审查、信息公开等均作了清晰明确的规定。考虑到学习类 APP 的跨地域性，省教育厅组织力量统一审查，不再需要各地市、县区和学校逐级审查，大大减轻了市、县和学校负担。

这是对于今年初国家教育部发文的回应，也是首个地方省份明确对进校 APP 表态。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机制，把作业 APP 纳入管理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它的正视和接纳。

政策向左，资本向右

而在此之前，作业类 APP 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般的考验。

今年年初，教育部在年初对作业类 APP 展开管控，要求各地配合进行全面排查。钛媒体查询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发现，文件对于教育类 APP 进校的情况提出了四点需求：一、立即开展全面排查。二、严格审查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三、加强学习类 APP 日常监管。四、探索学习类 APP 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

这份通知强调，“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的 APP 要立即停止使用，要将涉嫌违法违规的 APP、微信公众号报告当地网络信息管理和公安部门查处”，此外，“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学生的 APP。”

这代表着学习类 APP 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开始执行。也就是说，以往在各种渠道“自显神通”进校作业 APP 类开始有了一道严格的门槛，也意味着他们从里到外都的所有商业行为都必须赤裸裸地展示在主管部门的监控之中。

钛媒体发现，事实上，在去年教育部门整顿作业类 APP 的决心早有征兆，甚至更为严格。去年8月，教育部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规定原则上采取纸质作业，并且，“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该实施方案出炉之后，福建省和浙江省各地政府率先响应。其中，福建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要求，“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教辅APP等教育信息化产品，严格控制通过教辅 APP 等教育信息化软件布置作业，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从各省市推出的相关政策发现，这样以“防控近视”为名的举措相当于给大部分作业类 APP 从业者“判了死缓”，直接引发了行业洗牌。 

但与政策的不欢迎甚至是打压相反的是，在线教育创业兴起之时，以作业和题库起家的 APP，一度在市场资本市场风光无两。

据尼尔森调查公司曾经发布的一项《中国教育类 APP 行业发展及用户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教育 APP 总数已超过7万个，约占 APP 市场份额的10%，仅次于游戏类排在第二位。在K12教育 APP 中，最受欢迎分别为题库类 APP，作业答疑类、网校视频类以及家长社区类 APP。

资本的助推、教育需求高涨推动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据 QuestMobile，在2018年上半年，中国教育行业投融资事件同比增长58.8%，投融资金额同比增长223.4%。

资本助推，2018年上半年教育行业大幅增长（来源：《QuestMobile K12行业深度洞察报告》）

知名投资机构不断大额加码。以头部公司为例，在去年3月，一起教育科技去年完成了2.5亿美元 E 轮融资，由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领投，中信产业基金、顺为资本等新老股东参与跟投。钛媒体了解到，今日头条也参与了本轮融资，并参与了较大份额。同年4月，作业盒子也正是对外宣布，完成了 C 轮1亿美元的融资，由云锋基金领投，好未来等机构跟投。

与此同时，老师和学生也在“用手指投票”。

虽说在教育信息化1.0的时代，公立学校的采购范围基本局限于网络设施和硬件设备，APP 不属于教育经费开支的应有之义，但是，作业类 APP 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了教师的工作时间，帮助处理了与家长的沟通难题，是为数不多成功打入公立校的互联网产品。

上文提到的产品覆盖用户和学校范围就是证明。若以教育部最新公布（2018年10月18日）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9万所，在校生1.45亿人。

这意味着全国近数半学校以及约30%左右的中小学生，已经注册或者正在使用作业类 APP。

同时，在用户端作业辅导APP数据成为互联网行业中一极。据今年4月 QuestMoblie 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教育培训APP行业的活跃用户规模已经超过了5亿。其中，K12的头部APP均集中在作业辅导类。

缺乏造血，危机始发

即便是市场规模和用户量上作业类APP都形势喜人，但成为“风口”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却没有找到可规模化的商业模式。缺乏造血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极度依赖资本的输血。

实际上，以题库类或工具类的为核心功能的学习 APP，财务特征和发展模式与互联网公司非常类似。通过不断地融资，以“免费”的手段来维持获客和维持运营，获取尽量大的用户量，再占领较高的市场份额，进入行业的第一梯队。

学校是触达 K12 学生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有机会获取丰富的场景数据流量。在没有探索出一条合适的盈利模式之前，提升用户黏性是当前可行的事情。一方面，留住了用户，让后续的商业模式探索有了基石。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投资人的一种交代。极度依赖资本输血，也意味着受要到他们的强制约和掌控。

另一位作业类 APP 创始人告诉钛媒体，大多数投资人，比起关注学习效果本身，他们更关心的和其他互联网行业类似用户规模、增长和留存的数据，以及基于留存来看规模化，以此来判断“商业模式是否开始跑通”。

在各方助推之下，作业类 APP “下半场”精细化运营之战已经拉开序幕，进入到拉新、留存、时长等指标的整体PK。

用户活跃度是 APP 最核心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因此，除了提升产品体验，丰富教学内容，“师生互动+学员/家长社交”等形式成为了促进行业增长的关键。

一开始刘畅并不知道怎么赚钱，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刘畅告诉钛媒体，“前四年不是说亏损，是不知道怎么挣钱，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所以前四年我们基本上每个月收入都为零”。

一起教育科技的产品设计的初衷是先从服务老师开始。所以这决定一开始就他们必须选择双轮驱动：一是服务最基层的用户使用；第二，推广不能再像传统的 TO B 公司以招投标的方式为主，而是以真正免费的进入学校，让老师、学生、家长用起来没压力。

如同刘畅和它的一起教育科技一样，几乎所有以学习 APP 进入公立校的产品，均以免费的形式进入公立校。 

在还没有走出一条可行的商业化手段之下，作业类 APP 的行业竞争环境却不断恶化，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模式开始出现在这些 APP 上。互联网“流量为王”的思维毫不掩饰地复制在了未成年人占多数的产品之中。

去年10月，央视新闻曝光了中小学生学习类 APP 中出现的涉黄内容乱象，并且还成为了网络游戏的藏身之所，这其中有不少是通过学校推荐，让学生和家长使用的产品。

去年10月，央视新闻再度曝光了进校作业APP乱象

这些 APP 利用网络社交、虚拟货币，鼓励学生之间进行游戏分值、电子宠物的比较和排名，是刺激学生们的活跃程度，甚至是以标题党和性暗示等内容运营未成年的中小学生群体。

据一些学习类 APP 运营者透露，实时的数据显示，在 APP 上，一般所谓有点“污”的早恋、反抗学习、心理测试等阅读内容，比与学习强相关的诸如考试、作业、老师和校园话题的阅读量要高出很多。

APP 中藏匿游戏、诱导收费等问题也逐渐被揭露出来。《南方都市报》调查了市面上多款热门学习 APP 乱象，曾一度月活排名头部的互动作业，“互动作业”APP 内置游戏中心，86款游戏类型多样，即点即玩。用户还可购买各种游戏礼包，在社区的各个游戏圈互动交流。

而在“互动作业” APP 的官方微信公号“作业小互”中，有大量不雅、性暗示的内容，含有“网恋”、“污”、“早恋”等文章被多次推送，数篇低俗标题党文章阅读量上万，精选评论区出现“看黄片”、“做爱”字眼。

在面向未成年的人学习类产品，出现如此内容的确让人意想不到且触目惊心，监管也开始介入监测审核。今年1月7日，中国扫黄打非网发布的《2018年“扫黄打非”工作述评》称，通过对“互动作业”“小猿搜题”“纳米盒”等20余个学习类 APP 的监测审核，责令“互动作业” APP 停止运营并给予罚款5万元，责令“纳米盒”APP关闭问题板块并给予罚款8万元。

根据央视新闻频道的报道，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月16日之间，仅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就有超过15000个教育类 APP 被进行了下架操作。

乌云背后有银边

监管像是一道达摩利克斯之剑，悬在了所有与进校学习类 APP 相关的人头顶。

“刘畅们”似乎对此颇为乐观。“国家这么严格的政策，社会舆论这么糟，但是10个老师9个今天还在用，你觉得老师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对钛媒体说。

有行业人士告诉钛媒体，过去十年，在教育信息化的助力下，国家建立了以“三通两平台”，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教育信息化之路。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好了，但上面的“车辆”却是缺失的，没有内容以及场景化应用，使得很多基础设施也处于“休眠”的状态。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且尚未被满足和开发的产业。

在加入一起作业之前，刘畅曾经在新东方集团助理副总裁兼沈阳新东方校长。虽然从事线下课外培训机构多年，但是此前的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教育最大应用场景应该是学校的 K12 教育。

在国家大力建设教育信息化 1.0 时候，正当刘畅创业之时。他对钛媒体形容，这就是一种“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过程——先有了语音技术，再去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在线教育是的优质的教育资源达到了最大化的利用，有效地缓解了教育市场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用户对于在线教育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不断提升。

而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中，普遍来看，英语老师的口语发音不佳，更糟糕的是，大部分中国家长的口语更差。传统练习口语的方式，例如课本适配的光盘与磁带的单向交互，无论从软硬件两方面来说，都不适应于现在科技发展的步调。

 “我认为它挺有帮助的，就会继续使用。”深圳市明德实验中学物理教师张涛川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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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的教师现在负责初二年级6个班，大概180名学生。他告诉钛媒体，日常感受到工作压力非常大，到现在每天批改作业都需要晚上加班，每次都要弄到晚上八九点。

在每周测验的小环节中，如果按以前的模式布置小测验，至少要两三天才能出分，而有利用一起中学 APP 之后，通过“傻瓜式”的操作，当天就可以知道结果。

及时反馈对与错是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给师生的主要利益点，更重要的是，这也使得学情变化的信息掌握更透明。张老师说，有些学生考完试之后，成绩不佳也意识不到问题，“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现在学生订正错题的过程也是可以被追踪和监督。“这样他就没办法蒙混过关了，在对待错题的方式上，学生态度会变得更加扎实和认真。”

这其中最核心的是教育开始从经验教学往实证教学的一个转变。每次考完试之后，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学生正确率与错误率最高的题目出现在何处，而不是通过以往的一种经验，“感觉到孩子哪里掌握得好不好”。

更重要的是，在这位年轻的教师看来，作业类 APP 大地降低了他与家长的沟通成本和压力。“每次考完以后，我们要不要把成绩放到家长群里，这是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如果要我们一个个私信家长，时间和精力又做不过来。”这位教师对钛媒体说。

利用作业平台，成绩直接记录在平台上，每次考完试之后，他就在家长群里发布通知让家长得知成绩已出，自己去平台查阅即可。这也避免了出现公布学生成绩排名和家长们互相比较的尴尬。

另一位来自南京市慧园街小学副校长王格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说，“像我这样的工作量，每次考完试去盯每一位学生也不大现实。”作业类平台满足了学生期望快速完成作业并且知晓作业对错的心理。

使用作业类 APP 之后，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是得到提升的。在数学课程上，如果一直坚持错题订正的话，学生的计算能力也能得到提高。

“一些口头作业，不大好检查的，作业类APP就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王校长同样是这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她认为，线上作业的形式，可以补充线下作业的不足，它能很好地让教师掌握到学生的口语情况，包括朗读作业和背诵作业的完成，实现听、说、读方面的高效练习。

“我们平常在学校去检查孩子背书，这一个一个背下来，我从早听到晚了。我什么事儿也别做了。”王老师告诉钛媒体，假如有的学生没有按时提交口头作业，第二天她到学校来，就会重点关注，要求他当面背诵，这样又减轻了工作量。

但实际上，在学习类 APP 进校园，涉及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育融合的议题，教育圈有两种声音：一方面，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时代在变，技术在更新，未来不可能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教学，如何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融合，是一个大方向；也有一些教育者认为，学习不能过分追求形式，不能完全用新的方式，取代师生之间的交流。

作业类 APP 能不能存活下去？

王校长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基于老师认可、孩子喜欢，家长也觉得很好配合，不然的话，都存活不下去。”

也或许正如在教学一线的张老师认为的那样，不能一棒子就打死，但必须去筛选出真正好的、有用的产品。政策不能忽视或直接抹杀师生的需求，而应像当下正在为线下教辅机构建立白名单一样，采取透明清晰的措施规范线上产品。

刘畅和他的同行们，目前也着手积极与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内部建立足够严格内容审核机制，对外接受主管部门调研开放数据接口，同时，探索出更多在公立学校之外的新商业模式。（本文首发钛媒体，采访、撰文/李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