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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章

公元前1122年，毗邻燕山山脉的平原地区，被周武王封给灭商有功的召工，这块被称为“蓟”的区域就是未来的北京。

经过了从幽州到北京，再到京师和京兆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下雪后就变成北平的城市，终于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北京。

历史的风味不曾被驱散，但“蓟”所在的房山区，早已不是曾经的统治中心，与无数个北漂青年的梦想相呼应，谁曾想“蓟”的最高房价也能一口气飙到5万8/平。

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至今，北京对于北漂才成为这一时代特殊的身份限定词。

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政治、军事不再是迁移的必然动力，教育鸿沟的填补，对于智力这一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以及在经济发展下一级城市大规模的劳动力凹槽，成为当下中国人口移动的重要动因。

没有人天生爱飘荡，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流浪。

80年代末的民工潮

难以说清，更好的生活具体指什么。但城市终归比农村好，是上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深刻烙印。

“春运”、“民工潮”，89年春节的北京、上海、广州火车站提前感受到了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的运力紧张。虽然，在88年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高价倒票的黄牛进行了公开判罚，但当时怕是谁也没想到，89年之后直到2019年，国人将与春节抢票展开永久性的拉锯。

也在那个时候“民工潮”，通过运输工具这个微观的层面，向媒体宣告一个新的人口迁移时代的到来。

广州“首当其冲”，其次就是北京。

自从1970年冬，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农场将杂交水稻始祖“野败”带回湖南，75年开始大范围推广杂交水稻后，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人终于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

再加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台，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对于农村地区，粮食产量提升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生育率的提升。毕竟，吃饱了饭才有心思干别的事，而传统的农业粗放型增长，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人们被饥荒折磨太久了，在实现饱腹后，过剩的劳动力反倒没有了寄托。

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吹起的暖风和84年后持续的户籍改革，让过剩的劳动力有了释放的窗口，农村人口也因此有了向往更好生活的政策资本，93年取消粮票制度后，北京成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四川，人口流入的主要方向。

从10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河北来京人口最多占到了155.9万，在所有外来人口中占比22.1%，其次是河南、山东。与80-90年代相比，安徽、四川、湖北的排名逐渐上升，构成了来京人口的又一主力。

很难想象，第一批涌入京城的北漂对于伟大的首都有怎样的遐想，但不再是因为失地而流离的农民，构成了北京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基础设施建设”是80年代-90年代北京乃至全国的主题词，而基建也是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低成本方式。

体力难有门槛，有活等于活得下去。 

尤其是，构成如今北京劳动力运输网的地铁。真正意义上跑得通的1号线，及其环线，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建完成。

沉寂10年的地铁，直到80年代才开始复工重构，81年国家正经验收交付后，市民才享受到了“地下出行”的快感。而此后的10年，北京这一核心的交通网才正式拉开了基建的大幕。

找不到一个能作为事例的个体，但相信此时来京的北漂民工一定参与其中，他们或许承担了一线挖掘工的角色，或许在吃完炸酱面后又开始对铁轨进行组装，又或许他们曾恐惧于北新桥那个锁龙眼的传说。

但与现在的北漂一样，一切也都是为了生活。

地面上，如今的国贸CBD也在80-90年代开始酝酿。大北窑作为曾经的老旧工业区，在此时正在谋求转型，84年大北窑作为工业基地，号称工业铁十字地区，囊括了金属结构厂、机床厂、仪器厂等大型工业厂房。

一切的改变来自于立交桥的修建，地下的地铁同步动工的同时，京城地面上的立交桥也正在拔地而起。与西长安街接壤，连接东三环干道，大北窑桥（如今的国贸桥）不知在多少民工的奋力工作下被建起，此时，工业区转型成为必然。

国贸大厦和中国大饭店作为CBD崛起的地标，被拿上市政规划议程，直到国贸一期、二期完工，北京才有了大城市的样子。

有趣的是，80年代-90年代的北漂，用体力为千禧年后来京的我们搭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北京，也让我们能够坐在他们搭建起的城市中回顾北漂的过往。

也没曾想到的是，也是因为有了80年代末的民工潮，我们这些之后的“北漂”才承接上了故人的情愫，而这种人口迁移的动作，也因此成为当代来到北京的工作者挥之不去的情绪。

然而，15年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达到拐点。14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达2.53亿，15年开始下降，16年流动人口已降至2.21亿。其中，与构成人口流动主力的民工在10年后外出人数增幅放缓，不无关系。

除了整体经济发展下行，导致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建筑业，用工需求减少。其实，笔者认为也是民工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人群，其承担的角色使命也走到了尽头。

相比，78年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基建和制造业的博兴，如今已经不再是靠市政改建扩大GDP的时代，随着电商等新经济模式的发展，民工回归本地，种植、养殖业的再次发展，决定了这一批北漂，或者说大规模的外出体力劳动者终将成为一段可敬的往事。

中国人口迁移的模式，应该说由纯劳力的盲目转移，变为了由教育和大城市虹吸效应并行的有序流动。

千禧年之后

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北漂”，不知道自己是“北漂”的话。那么千禧年之后，北漂一词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们步入社会，逐渐成为了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不同于民工们，满足温饱并攒钱回家盖楼，是他们对于自己这一群体目标的认识。千禧年后的北漂，已经有了很深的群体认知，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但在迷茫和无奈下，大部分人通过自我的奋斗，让自己活成适合这个城市的样子。

更有甚者，通过早期地产市场的资本积累，早早实现了人生自由。而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崛起下，他们又不断为北漂注能，使得北漂看上去就像彼时风行一时的“美国梦”。

从变革来看，新时代的北漂，不再是被动实现眼前价值的廉价劳动力，相反，他们身上有了更深的自我的觉醒，并相信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奋斗终有出路。

这一奋斗的来源，不再是因为农村已经无地可种，也不是由于迷恋城市户口，更不是作为富余劳动力在家无事可做。这一代被称之为80后、90后的北漂青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教育迁移”的目的，即：来到北京的首要需求是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并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现实也是如此，伴随着“教育迁移”，前置的是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扩招开始。就全国来看，99年当年的大学招生人数增幅达到了史上最高的47.4%。

此后，中国开始了为期近13年的本科扩招。这一国策的落实，让中国未来的发展的担子，不再是由体力劳动者承担，更是一种让智力人才成为发展中坚的转型。

北京作为中国高等学府的密集地之一，也再次展现了作为首都的地缘魅力。来首都读大学，成为当时许多莘莘学子的梦想。

正如赵宝刚的《奋斗》中一样，80后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事。而实际上，在06年的一份针对当时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中近5成受调的同学觉得通过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工作，而在没有互联网企业的当时，外资和国企仍是毕业生的首要选择。

这个时候在90年代孕育了近10年的地产市场，也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随着温州炒房团北上。亚运村板块、方庄片区、万柳等所谓的富人区在当时成型，后悔没去成外企和国企的北漂们不再懊恼，因为下海房地产市场后，不少人掘到了第一桶金。

然而，在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北京申办奥运会的间隙，京城的地产也迎来了萧条，07年，远洋沁山水卖18000元/平米，2008年跌到11000元/平米。虽然从现在来看，正是抄底的好时候，但就像《奋斗》中的向南，北漂们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买房的压力，以及对自己的孩子是否会沦为社会底层而深深担忧。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是一场财富的再分配。那似乎这个分配是与受教育程度无关的。房产催生出很多泡沫，也让这些泡沫成为很多来京务工人员挥之不去的重负。

与此类似，11年开始的摇号，更是与你有多少钱没关系，一切都得看命。此后，北漂在背上了买房压力后，还得与概率作斗争，以期望实现来到这个城市，最初那个有车有房的人生理想。

买房难，没想到摇号更难。

当然，北漂也必然是有成功的。18年胡润百富榜中，北京的企业家仍占多席，张一鸣、程维、张邦鑫、宿华等，也代表了掌握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北漂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进入更高的领域。

他们让人相信在北京一定能成功。

可茫茫人海中，在后厂村午夜的灯光下，在总感觉做不到头的10号线中，在每个买豆腐脑油条的清晨，在无奈的23：00打车时，作为无数个北漂的你，又有谁是值得去相信的呢？

户口、买房、子女教育，终究成为压在北漂群体身上的三座大山，一如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涌入罗马的同盟国市民渴望罗马公民权，在北京奋斗多年的北漂一族也慢慢对自己的身份愈发迷失。

以至于更远的未来，来到北京北漂的年轻人，他们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最后

“北”是一个表示方向的词，“漂”则代表了动作，“北漂”不过是整个中国大发展下，人口迁移的缩影。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教育迁移，大规模的人口的向南或者向北移动，在历史的背景下，都会带着浓浓的命运色彩。

这种命运不单单是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的逆流而上，更在于个人的微末与城市之大的切骨挣扎。因此，在个人读懂了这一命运色彩后，到底为什么一路向北更值得思考。

毕竟，不解决思想上的这个问题，再开放多少可落户的二三线城市，回归到个人的奋斗，依旧会让人感到盲目。

80年代-90年代的民工潮给了回答，千禧之后的毕业生用奋斗给了回答，那之后呢？“北漂”到底是什么？

或许，我们在思考往事，未来我们也将成为一段往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