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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点健闻，撰稿｜谭卓曌，责编｜ 王晨

2006年，44岁的王玉林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一场冒险。他离开了工作了9年的深圳人民医院，到了深圳龙城医院。44岁，从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医务科长跳槽到一家一级综合民营医院做院长，即便在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的深圳，这样的选择也算激进。

更激进的事情还在后面，王玉林说服老板将这家一级综合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老板竟然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在短短一年内，就完成了医院转型。

王玉林坚信康复医疗有前途，仅仅因为他在人民医院时看到很多病人有这种需求。但是这个“前途”究竟何时到来？尤其是当“目标客户“主要由支付能力有限的受伤工人组成时，只看到“需求”的王玉林并没有预测到，随后等待他的是三年的亏损，医院80张床位，根本住不满。

那几年，千里之外，坐落于北京市区向北30公里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也遭遇了像深圳龙城医院同样的困境。

和在市场尘埃中苦苦找寻方向的龙城医院不同的是，小汤山医院更像一个没落贵族。小汤山医院最初由四所疗养院合并而成，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工伤人员和劳模。80年代之前，不同级别的国家干部和劳模可以享受不同级别的疗养待遇，国家可以报销。

借助小汤山温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小汤山医院发展的红红火火。80年代之后，疗养制度开始改革。失去了政府专项资金的扶持，一大批吃“政策饭”的疗养院纷纷转型，在康复治疗领域中坚守的小汤山医院，也陷入了职工大量流失、没有病人的窘境。

有能力接受康复医疗服务的小众（干部）群体流失；急需康复治疗的大众（工人和百姓）群体，却因缺乏支付能力而不去治疗。那几年，是中国康复医疗机构普遍面临的艰难时代。即便如此，王玉林坚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医保政策势必在康复治疗方面普及大众。

2008年，深圳市率先出台工伤康复的报销政策；2010年，康复医疗领域的政策红利逐渐来临，原卫生部出台《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要求，把以治疗性康复为目的的运动疗法等9项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随后七年，国家在医保、学科建设、公立医院机构规划、社会资本办医等领域相继出台多个政策，大力推进康复医疗发展。

如今，深圳龙城医院已成为拥有720张床位、全国唯一一家社会办医的三甲康复医院。2009年康复科只剩20多个员工的北京小汤山医院，在2017年康复科的医护人员扩增10倍。

据前瞻产业研究表明，近14亿人口的中国2017年康复市场规模是380亿人民币，而美国3.2亿的人口，康复产业在2016年即达到了1400亿人民币，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80张床位只住两三张，人们只来泡温泉

王玉林回忆，21世纪初，老百姓并不认为康复治疗很重要，一做完重大手术，都是回家躺着休养。那时，需要康复的几乎都是受伤工人。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医保政策支持。

很多受伤的工人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拒绝康复治疗。“那个时候，我们有80张床位，但经常就只有两三个住院病人。”

持续的亏损，让王玉林倍感焦灼。几近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到工厂里去求企业老板给伤员报销康复治疗的费用。他讲述道，那时候，大部分工人都买了工伤保险，但不涵盖康复治疗费。只有少数老板，同意出钱报销康复治疗费用，更多的老板是拒绝的。

这条路走的并不顺利，当时，王玉林至少求了几十家企业主，经常是铩羽而归。

在三年的连续亏损下，越来越多的人劝王玉林放弃康复医疗，去开男科、妇科、美容整形科这些赚钱的科室。王玉林没有动摇：“康复有市场需求，我有这个信念。它只是需要合适的发展时机。”

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原副院长韩萍回忆当年小汤山医院艰难的转型：“作为一个综合医院来发展的话，北京小汤山医院并没有优势。它的底子并不是一个多学科的医院，临床医学是一个弱项。而在神经康复、慢性病康复方面则有一些基础，积累了一定经验。”

 小汤山医院萎缩的那几年，门诊病人门可罗雀，零零星星地都是一些泡温泉、做推拿，看皮肤病的人。纵然有公立医院编制、职称等吸引，一些骨干也都相继离开。

中国现代康复医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后，康复医疗理论和医疗技术不断发展，但重临床轻康复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是否彻底转型为一家康复医院？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最终，小汤山医院在2009年左右，重新打造康复中心，着力于健康管理和康复医学两大领域。

汶川地震带来康复医疗拐点 

政策的风口，王玉林一等等了三年。

拐点的出现，源于那场举国悲痛的灾难——汶川大地震。官方数据显示，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成为永久性的伤残人士，需要长期的康复医疗服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何成奇在撰写的论文中推算了地震的康复需求数据——仅仅骨折伤员就有6.8万人。

而当时四川省的康复技术人员不足2000人，有执业资格的康复专业医师只有563名。何成奇指出，“四川省原有的622.3万名残疾人，就至少需要2.5万名康复技术人员。按四川省现有每年可培训1056名人员的能力，至少需要22年才能填补上这一空缺。”

四川省的数据，是中国的康复医疗起步缓慢的一个缩影。在2008年8月28日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地震伤员的康复凸显了我国康复医学基础的薄弱，康复医学发展落后于其他临床学科。使之成为医疗服务这个“木桶”中的“短板”。

自2008年以后，发展康复医疗几乎成为中央层面的一个共识，十年间，七项促进康复医疗领域发展的政策出台。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提到，“康复医学也被重新定义，它不止是利用康复医学手段实现瘫痪、截肢等残障人士功能恢复，更重要的是怎么积极早期介入，防止广大伤员出现残疾、功能障碍。”

政策红利促发展，吸引人才各显神通

2009年，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王玉林松了一口气，医院开始盈利。

政策的出台，一下子释放了巨大的康复医疗需求，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龙城医院。

2008年，龙城医院与深圳市人社局签订的保险服务协议里，新增了工伤康复。龙城医院成为了深圳市工伤康复的定点医院。全国性的政策在两年后出台，2010年，原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要求，把以治疗性康复为目的的运动疗法等9项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病人住一个月康复医院，总花费大概是2万多元，医保报销后，病人自己只需掏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了。”王玉林回忆：“80张床位一下子就住满了”。

盈利不成问题后，吸引人才又成了一大难题。

媒体报道指出，全国各类康复技术人员不到2万人，其中，康复理疗师只有5000多人，大多是从神经内科、护理及中医等其他学科进修后转过来的。    据估计，中国康复技术人才的缺口是35万。

“尤其是在急性康复期，对于神经康复来说，康复治疗师需要配合神经内外科医生，进行肌肉、血管、神经等方面的恢复。这方面的人才更匮乏。”庄一强指出，国内医学康复专业开设得少，招生也少，就业量也不多。与此相比，更重视康复医学的香港在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如香港理工大学的康复专业，每年会招收上百个人。

 康复师的匮乏，是制约医院发展的瓶颈。 做为民营医院龙城医院，没有公立医院吸引人才的编制优势，因此在其他待遇上会尽量提高。龙城医院会为职工提供住房。一个护士可以申请四五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住房, 里面空调、沙发等家具齐全。医生每个月的收入在2万块钱左右（包含奖金），处于民营医院收入的中上水平。

王玉林谈到，随着医院在康复领域知名度的提高，一些在公立医院的康复科的医生也会主动来到龙城医院。在公立综合医院，康复科是“不受待见”的学科，但在龙城医院，医生却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2009年，决定重新打造康复中心的小汤山医院，直接将人才引进做为医院发展的抓手。

韩萍回忆，当时引进了专门的学科带头人——武亮，他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博士，导师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院长李建军。

随后，结合学科带头人的优势，北京小汤山医院规划几个重点专科，以脊髓神经康复、骨关节疾病康复和呼吸、心血管、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康复为主。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在人才引进政策和财政上都给予医院很大倾斜，例如，每年人才引进指标都比其他医院要多。2009年底，小汤山的康复科只有20人，并无康复病床，目前康复科有200多名员工，300多张康复病床。

和公立医院合作，建立双向转诊网络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风口下，龙城医院和小汤山医院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4年，龙城医院被评为三级康复医院。2017年12月6号，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民营的三甲康复医院。 

在北京市卫计委（现为卫健委）的重点支持下，小汤山医院成为定点的三级康复医院。2014年，北京小汤山医院第一块院牌正式挂名为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

双向转诊，是两家医院在快速发展期不约而同选择的一条道路。

这一时期，大型公立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住院床位极其紧张，这反倒成为康复医院的一个“利好”。“从2014年开始，小汤山医院开始和各大综合、专科医院建立绿色通道，比如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和友谊医院等。有一些患者会长期占床，在三甲医院做完手术之后不愿出院。我们会安排转诊。”同时和社区医院对接，形成三甲医院——康复医院——社区医院的康复网络。

民营医院龙城医院，也是在2014年开展双向转诊。

2014年，龙城医院开始和公立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多年的王玉林，跟各个公立医院都比较熟，和他们签转诊协议比较容易。

但有些病人并不了解康复，更不信任民营医院，有的时候，需要得安排医生到公立医院做宣讲，和患者沟通，免费把他们接过来；另外的话，还得依靠医生告诉患者康复的重要性，以及哪一家医院康复做得比较好。”

中国康复体系网络尚未建立

尽管小汤山、龙城医院的转型是成功的，但多位专家认为，我国只是初步形成了一个康复医学的体系，与日本、美国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体系的成熟度，都相差甚远。

王玉林经常去往日本考察，他发现中国人对康复治疗的认同度，远低于日本。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人口多了7～10倍，但日本的康复养老机构有1万多家，而中国只有400多家。”他说。

“国外的康复理念是要求生活自理，甚至可以恢复到上班，但我们通常认为半身不遂、躺床上就可以了。”庄一强表示，康复必须是早介入，比如老人中风送到医院，康复师和神经内科、外科医生是同步工作的，这是急性期康复。但中国人的程序是，先抢救病人，等出院回家休养三个月后，才开始康复。这个时候，已错过最佳恢复期。

韩萍举了一个例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院士，他因脑卒中致偏瘫，在一年的治疗期间里，从来没用过中医康复治疗手段。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中医康复治疗对中风后遗症的效果非常好。”病后一年，那位院士也没能站起来，韩萍见着他的时候，他还是坐在轮椅上。

这体现了当前康复医疗的两大现状：缺乏康复理念和缺乏康复体系。

目前来说，康复大致分三种。庄一强提到，首先是急性期康复。病人在抢救的时候，就得开始康复训练。其次是慢性期康复。病情基本稳定后，由三甲医院转到康复医院去。经过一段时间，恢复一些基本功能。最后是居家和社区康复。也就是由康复医院再转到社区医院或家里。

整个康复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有少量大医院愿意去做急性期康复。比如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康复科开设了100张床。一位行业专家提到，“大医院一床难求，一个手术下来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但把床位改成康复床位，住三个月，也赚不了一两万元。”

此前，有行业人士精算到，综合医院一个康复病床一天可以为医院带来300～500元收入，而如果将病床给外科，则一天收入在3000～5000元。因此，大医院没有动力去做康复医疗。

而社区医院几乎不具备康复医疗能力。无论是康复人员、技术、设施，各个方面都非常薄弱。

庄一强提到，台湾著名的对老年病、慢性病和康复病的长期照护制度，是长照机构（相当于护理院）会在老人家里安装一个监控、电话系统，电话只有三个按键，一个打给家属，一个打给物业管理处，一个打给护理院。一有身体问题，可以寻求帮助。

未来在哪里

《关于加强北京市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每千常住人口0.5张康复护理床位，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全国，我国目前仍有将近60万的康复病床的缺口。

在政策的鼓励之下，社会资本正在进入。北大医疗集团、泰康人寿等资本已经把目光投向康复，部署新建、收购、托管康复医院。

已在康复治疗领域十三年的王玉林再谈未来，已不像之前那样，从“现在”发现用户，而开始从未来预测用户。

他和一些同行认为，康养融合会是下一步康复医疗机构要走的路。

“康复和养老要密不可分地融合在起来。老人的身体状况变数很大。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住护理院，有时候需要住养老院，有时候需要住康复医院，甚至可能还要做个小手术。”他认为康养融合将涵盖康复、养老和护理三大领域。

相比于王玉林的领域扩张，韩萍更聚焦于相关专业，提到未来康复医疗发展的两大热点，她认为，其一是心血管疾病康复，其二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康复。“康复的发展和疾病谱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今心血管、老年痴呆患者越来越多，心血管病康复和感觉与认知缺陷康复在未来将是康复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57岁的王玉林对康复医疗的信念和十三年前一样坚定，甚至更有野心，他希望能把龙城医院再扩大：“从占地3万平方米扩大到12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