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

在都市社区中，公共生活日益缩减，私人生活日益光大，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这对社会和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的。

工作与生活的个人化

从工作上来看，除了他们的直系家庭和亲密朋友，对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公民来说，最强的社会联系来自于他们的工作。他们主要是通过工作和社会联系起来，并为他们周边的人作出一定的贡献。许多人把人生看作两个主要的社会世界——工作的世界，以及家庭和休闲的私人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区分越来越明显，并且也被如此期待和指望。“我不管你在私生活里做什么，只要你把你的工作干好”，是现代经理人员的普遍心态。工作不仅离开了家庭，而且完全离开了私人生活。

然而，工作由此就成为了公共世界的一部分了吗？并不尽然。它在每一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都会被猝然切断，我们再次退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中，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工作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较不稳定的成分。即便工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有所保障，它也很难通过“公共性”的严格检验。人们并不强调工作对公众所做的贡献。相反，人们把工作视为过上一种更好的私人生活的必要手段。

如果工作不是一种公共性的尝试，那么它的对立面——休闲又如何呢？像工作一样，休闲一度比今天更类似公共活动。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的著作《独自打保龄》里，深刻地分析了日益个人化的休闲娱乐方式与社区参与减少、社会资本下降之间的关系。电视，作为多数人首选的休闲活动，也是最孤单、最私人化的活动，这种使人全神贯注的媒介为社交留下了微小的空间，即便看电视的时候有其他人在场也是如此。有许多关于电视的心理影响的论述，但电视挤占了其他休闲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却鲜见论及。事实上，许多被电视替代了的休闲方式都更加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看电影或是体育比赛也是常见的休闲方式，前者在黑暗中逃避社会现实，后者在匿名的人群中暂时搁置社会现实。两者都同持久的社会关系无关，虽然在形式上都有大量紧密的私人同伴相随。私人化的重要休闲方式还有旅游度假，兴旺的旅游业纯粹是以私人兴趣为基础的。

这种私人化又被都市社区所强化。一是从统计学上看，都市社区是被规模和多样性的关键变量所界定的。大量的人口住在有限的区域内，人口构成非常多样化，由此产生了一种公共疏离感。这种公共疏离使人们难于在公共场合建立关系。为了对付人群的匿名和多样化，人们变得警觉他人，更加封闭；他们“自扫门前雪”到了不友善的程度。他们越来越退入到自家熟悉的小天地中，这样才感到安全和舒适。

二是人们的活动在地理上和功能上发生分化。美国学者彼得·伯格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多样化”，即家庭、工作、购物、休闲等等不仅都是为了私人目标而存在，而且，它们各自都在专门的组织和空间内展开，互相隔绝。在传统的村庄社区中，这些活动是同时进行的，重叠得也很厉害；在城市里，情形刚好相反。

城市空间的隔离

如果我们的活动和社会联系都被私人化了，那么，这些活动所赖以发生的空间也获得了私人的特性，就显得毫不奇怪了。很多社区空间逐渐从公共的变成了私人的。空间的私人化如此明显，可说是都市生活的公共性的毁坏的一个明证。美国的郊区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私人化也是都市其他生态环境中的压倒性主题。十几年前，北京的二环路和三环路还有林木浓郁的人行道，今天已完全让位于私密化的汽车。

城市的空间秩序可以说是为了解决陌生人的问题：由于外表的不可靠和社会规范的弱化，距离成了区隔自我和陌生人的东西。如果不同类型的人被安置在不同的区域，从地理上相互分开，那么秩序感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大都市变成了一幅巨大的镶嵌画，由一个个小的、半封闭的空间世界组成，包括富人的郊外避居地（如北京郊外的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机场沿线），城乡结合部的穷人聚集地（如北京的南城），外来人营建的“都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新疆村、浙江村、河南村等等），以及居于其中的大量的中产阶级公寓楼。居住的边界显示了阶层的边界，当这些阶层各自缩进他们的半封闭世界，能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公共空间却在萎缩。2006年上半年房地产界曾经爆发“富人区”与“穷人区”之争，与其说是围绕居住地的争论，不如说显示了一个共有社区的公共表达已成为不可能之事。

马克·波斯特说：“当代的社会关系似乎缺乏一种基本层面上的交往实践，而过去，这种实践是民主政治的母体，分布在一系列场所：会场，新英格兰的市政厅，村庄教堂，咖啡馆，酒馆，公共广场，方便来往的谷仓，协会会所，公园，工厂食堂，甚至是街头的一个拐角。上面所说的许多场所仍然存在，但却不再是政治讨论和行动的组织中心了。媒体尤其是电视和其他类型的电子传播方式似乎将公民彼此隔绝，让自己成为了旧日的政治空间的替代物。”

由是，都市社区的基本特性，可以说即是公共活动和情操被压缩了，社区在整体上主要是为了鼓励个人追求而组织起来的。然而，这种过度私人化严重影响了一个社区在共同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那些半封闭世界的成员只关心自己及周围的头脑相似的同伴，对其他群体的问题采取漠视态度。举一些熟悉的例子：对驾驶私家车的人来说，为买不起车的人改善公共交通设施的需要，只会在他们的头脑里存在模糊的影子；民工进城满足了城市的服务需求和工作市场，但对城市居民来说，流动人口的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却从来与己无关，相反，他们用两句话来指责外来民工：无所不为（指工作），无恶不作（指犯罪违法）。

回声室效应

这种情况在新媒体时代进一步加剧了。网络中存在所谓“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网络杂志《沙龙》的专栏作家安德鲁·列奥纳德在回顾了自己被“回声室效应”痛苦地误导的经历之后说：“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在这样的“回声室”中，人们只需链接到他们喜欢或意见相同的人，只会阅读他们热爱读或完全同意的东西，那么，又哪里还会有公共领域存在？

同质社区的增多不仅减少了跨群体的社区，造成了政治分裂，而且它还加剧了调和多样化的利益和世界观的困难程度。政治学家凯斯·桑斯坦从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协商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而且，这种形成更极端的、而不是团体共同信念的较温和的变体的现象，在团体成员以匿名身份相会的情况下更为严重。这正是在互联网上我们所看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