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来擅长群体活动，以至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不考虑群体的因素。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而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层面都既以原因、也以结果的面目出现。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它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我妻子朋友的孩子”和“我孩子朋友的妻子”这样的可传递的标签的不同，这种关系的微妙性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把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的确，在那些设计群体使用的软件的人当中，人们的社会本能有时被开玩笑地称做“猴子的脑筋”。）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更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我们的社会能力也伴随着个体的高智商。甚至就连教派这样的严苛要求个人屈从于群体的所在，在社会整合的绝对意义上，都无法比肩一个蜂窠；个体的智商使我们区别于那些社会交往的笼罩性比我们更强的生物。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实际的组织过程令人惊讶地复杂），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要跨越多个大陆。

我们生来擅长群体活动，以至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不考虑群体的因素。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在描绘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用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现在你手里捧读到这本书，还需要印刷厂、仓库保管员、卡车司机和其余许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网络的人的合作。即便我们排除那些有着共享特点的群体标签，比如说高个和红头发的人，我们每个人几乎还是可以基于家庭、朋友、工作、宗教归属等等而被归入多个群类。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举凡商业、政治、媒介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教益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埃文·格特曼所利用的工具颇为简单——手机本身，电子邮件，一个网页，一个论坛——但没有这些工具，丢失的手机不会再被找回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他都能够摆脱私人生活通常的局限，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告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找到莎莎的信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的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它建筑在出版商蒂姆·欧内利（Tim O’Reilly）所称的“参与架构”（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之上。

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也就改变了社会。社会用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工具对人类的核心意义就仿佛蜂房对蜜蜂生活的意义。虽然蜂房不是任何单只蜜蜂的一部分，但它是蜜蜂群体的一部分，既被居于其中的蜜蜂的生活所形塑，也在形塑着这种生活。蜂房是一种社会性装置，一种有关蜜蜂的信息技术，它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蜂群的生存因之成为可能。单只的蜜蜂如果离开蜂群，或是离开它们共享的、共同创造的环境，根本无法被理解。人类网络也是如此；蜜蜂造就蜂房，我们造就手机。

但拥有更多的工具并不是一切。工具只是一种传导现存动机的方式。埃文有很强的驱动力，很多的资源，而且对莎莎来说很不幸的是，他满怀怒火。假定他把自己的使命用完全自利的角度表达出来（“请帮我朋友节省300美元！”）或是确立一个难以达致的笼统目标（“让我们处处和盗窃作战！”），他选择的工具不会发生多大效力。他所做的是提炼一条信息，然后把这条信息放在足够大的框架之内以激发兴趣，目标触手可及，足以激发自信。（这种甜蜜点是开源软件理论家埃里克·雷蒙德所称的“一个蛮像回事的承诺”。）缺少了这种蛮像回事的承诺，世界上所有的技术也就不过是技术而已。

如同我们在丢失了的Sidekick的故事中所看到的，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的自由和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易之事。这个群体具备多种技能——侦探活动，法律建议，从警方到军方的内幕信息报料。之所以这样，从技术上和社会上看，存在许许多多小的理由，但这些小理由汇聚到一起，便成就了一个大变化：形成群体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创建一个新群体或者是加入一个现有的群体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下降的幅度还不是一星半点。成本滑坡了。（“成本”在这里用的是其经济学上的含义——它等于任何消耗物，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精力，以及注意力。）经济学的少数几个没有争议的信条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回应。如果你给予他们更多的理由做某件事，他们就会更多地去做这件事，而如果你把他们倾向于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地去做得更多，他们也会做得更多。

可是，经济学为何在此会起作用？理论上，既然人有互利合作的天分，我们应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完成那些过于艰巨而导致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这是真实的状况，那么，任何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维持治安，道路建设，或是垃圾收集，都会从个体成员的动机中生发出来。现实中，是协调的困难性阻碍了这些的发生。

但是，存在着一些大型组织。微软、美国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是巨大而运转良好的机构。一个临时性的群体和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微软不会等待一个群体自发形成之后再来创造软件，而是精心管理其员工的劳动。员工为了获取薪酬而牺牲自由，微软则承担指挥和监控员工产出的成本。除了支付工资，它还要支付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成本（这正是中层管理人存在的理由之一）到人力资源部门购买新添桌椅的花费等各类支出。为什么微软或者任何一家机构会容许这些成本？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不得不这样；否则它们就会面临机构的解体。如果你想要组织哪怕是少数几个人的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最终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为了在一定的规模上生存，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存在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是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群体行动天分与我们的新工具于此相遇。那些提供创建群体的简单路径的工具会导致新群体的诞生，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不仅数量递增，而且种类多样。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网页用来同世界沟通，短信和电子邮件在他的读者中传来传去，还有手机，日益具备群发信息和图片的功能，而不仅仅是是指向一个接收人（传统的电话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如果我们如此擅长社会生活和共同工作，那么，这些工具会带来什么好处？人类事务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难归因于一堆像电子邮件和手机之类的杂拌工具。电子邮件的确是好东西，但在事情的总体上，它又能占据多高的位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电子邮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仅从其自身考虑的话。”奥妙在于，不能仅就电子邮件自身谈论电子邮件。我们在埃文手机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术，包括手机和电脑、电子邮件和短信，还有网页，都显示着一个更大的转变。现在我们拥有了灵活得足以配合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沟通工具，而且我们在见证充分利用这种转变的崭新的协调行动的方式的崛起。这些沟通工具被赋予了许多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社会性软件”，“社会性媒体”，“社会性计算”，等等。虽然这些标签之间存在差异，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虽然上述的许多社会性工具是计算机科学家和高技术行业的员工首先采用的，但它们现在已经越出了学术界和企业圈。它们的影响将绝不仅仅限于找回丢失的手机，而是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

通过使自发群体变得更容易形成，使个体在不经正式管理（伴随着相关的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更容易为群体行动作出贡献，这些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无人监督的努力过去在规模、复杂水平和范围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在一开始导致了机构困境的产生）。它们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限制——有关复杂性的问题仍然很大，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新工具带来了可替代的战略，以保证复杂性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同我们所期待的，当愿望很强烈而成本滑坡时，新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它们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正到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