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总是在强调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人类的人文性正在下降。”在接受钛媒体专访时，互联网科技学界"巨鳄"皮埃罗·斯加鲁菲表示。

皮埃罗是硅谷文化的灵魂人物，有着哈佛和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教育背景，担任着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客座教授，中国学者熟知的是其所著的、被收入2015 年获评亚马逊中国“人生必读 100 本书”的《硅谷百年史》。

早在几年前，皮埃罗就曾表示，他担心的不是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像人类，而是在与机器条件反射的互动下，人类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致力于科技的研究与发展，是皮埃罗深入人心的角色；然而，他不为人所知的，是作为和平与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的身份。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似乎总是与战争杀戮、政治暴力形影不离。而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的进展也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脸书、谷歌等科技巨头们暴露的隐私问题面前，在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对人类可能构成的毁灭性影响面前，在人工智能愈发让人不寒而栗之时，人类对于科技的乐观主义正在快速消退。

这让见证过促进人类社会飞跃的信息革命的皮埃罗深感忧虑，他决定唤醒人们对于科技进步一面的认知。

今年，皮埃罗与中国学者牛金霞合著了一本新书——《科技与和平》，在这本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向善”的案例：科技的和平指数可以被测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以因设计而变得积极、科技+冥想的结合能促进人内心的平静、严肃游戏的总统扮演能让人更懂得战争的残酷……

书中提出了“和平科技”这一朴素的理念，即科技可以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强化人类的人文性、增强人内心的平静、保护个体的隐私与安全……

和平科技希望做的，是打破企业垄断的枷锁，增进人类互信，通过共享与合作，带来更多有益于人类的创新产品与体验。

在皮埃罗看来，要发展和平科技，必须重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人类独有的人文特性，因此，他一直致力于当下的人们重拾对文学、音乐、哲学与艺术的热爱，在钢铁森林中帮人们找回生命的温度。

传递艺术与科技结合的重要性，成了近些年皮埃罗在硅谷奔走时的重点。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除了科技文章，不乏音乐、电影评论和哲史研究。

皮埃罗对钛媒体强调，科技的创造离不开创新，而创新源于艺术的启蒙。硅谷之所以为硅谷，是因为疯狂的设计师、音乐家、哲学家、政治家。苹果之所以为苹果，离不开刚离职的那位设计师。

谈到中国试图打造下一个硅谷时，在皮埃罗看来，中国的城市缺失的也正是其人文性：

几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各具特色，而如今的城市比较千篇一律，但其实每一座城市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如果这些东西被扼杀掉，就不容易打造出下一个硅谷。

以下为钛媒体与皮埃罗的采访实录，经钛媒体编辑：

Part 1: 如果不为和平科技做努力，人类将越来越像机器

钛媒体：您和牛金霞撰写《科技与和平》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这本书的内容的？

皮埃罗：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最初打算将我之前写的一些内容出版成一本专业书籍，但内容会相对艰涩；牛金霞希望出一本面向大众的、相对深入浅出的书，这能使得更多人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打算与她合写《科技与和平》。

这期间，在我的引荐下，金霞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深度体验了6个月之久，了解了科研一线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也与我讨论了很多学术问题。

最终，成书以后，金霞还是有少许遗憾的，因为她觉得新书没有给读者带来结论，告诉人们未来究竟应该如何和平地运用科技。但其实下结论是不容易的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再等十年去下定论。

当下，我们只是给大家呈现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贸易战发生时期，去谈论和平是一件很棒的事。

钛媒体：您觉得科技创新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还是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皮埃罗：如果我们不试图在和平科技方面做出努力，那科技的趋势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我爸爸拥有20个朋友，这20个朋友是可以为他两肋插刀的那种。但是我有5000个Facebook好友，如果我明天离世了，大概只有两人会来参加我的葬礼。这就是趋势，我们为这种趋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科技本身是一种工具，科技是中性的。它可以用于杀戮，也可以用于解决癌症等困扰。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它们。

如今，当我们用“和平科技”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科技增强人与人间的信任就成为可能。

和平科技在很多方面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军事方面。我们发现美国军队的问题在于很容易赢得战争，但是很难维系和平。因为市民们不喜欢士兵，即便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但他们毕竟有武装。所以我们就用采用了和平科技的一些方法，来增进美国民众和士兵之间的互信，打通军民之间的社区关系。

此外，每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背后，都有一个庞大团队共同的努力。想象一下，如果科学家们之间都不进行沟通和交流，各自为阵，那么全球的科技很显然会衰落。所以我们通过和平科技要打造的是团结协作的社会。

在硅谷，苹果、谷歌和脸书的高管们经常一起吃饭，信息在不断流动，这是我们倡导的和平科技。

钛媒体：您觉得政府机构、企业和市民之间，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促进和平科技？

皮埃罗：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下放权力，促进扁平化管理，把和平科技的任务还给市民，协助民众共同设计更符合人性的城市，而不是纯粹的高科技城市。

我个人不太喜欢智慧城市，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在智慧城市让人觉得生活在监狱之中。汽车、建筑等万物都连在一起，人与人之间都没有隐私。人们总是试图探讨万物连接，但是不去思考人本身的需求。

对于政府来说，城市是一个很好的和平科技孵化器。书中，我们提到了科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可以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做成图表，系统化地呈现出来。没有人知道解决问题的固定程式，但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去探讨的。

各个领域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市民，需要参与到设计环节中。政客们肯定会参与和平科技的设计，但是需要加入头脑风暴的也包括工程师、心理学家、律师，还有科技产品的用户们。

在美国，最终做决定的都是政客，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面对一些问题时是不够明智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并不是因为这些政府的人愚蠢，只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我觉得政府应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人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缺乏合适的平台去分享，应该有更多市民的声音被政府听见。和平科技是通过合作，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它同样可以被用于创造价值。典型地来说，当我们合作的时候，就会创造价值，比如创造新的服务。

钛媒体：在您的新书中提到“说服科技”，您担心的不是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因为人类倾向于全盘接受新的技术互动方式。您觉得如何减缓这种情况的发生？

皮埃罗：我觉得需要推动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活动，就一直在推动艺术的发展。

我之所以总是在强调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人类的人文性正在下降。

诗人和艺术家的数量在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想变成工程师。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人性的独特性。技能并不是区分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差异，我们能设计建筑，鸟类也可以。诗歌、音乐，这些才是独特的。

我虽然是一个科学家，有着数学领域的教育背景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背景，但我并不全信科学家、工程师们在科技能否促进人类健康发展方面的判断。

科学家们在打造智慧城市，但是智慧城市中只有规则，没有温度，家中没有家庭的温馨。

如果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便利，在机器面前，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孤独。我们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在家看视频，我们不去影院，错过了和朋友一起交流电影内容的快乐。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变得更好了，但这也是科技的问题所在，它使得你依赖它，说服你使用它，让你也变得越来越机械。

现在，我要告诉你应该怎样换一种方式运用科技。

如果你有孩子，你可以选择让ta看一天视频；但是我们也可以为孩子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一起合作制造一个机器人，或者一起探讨全球气候问题。和平科技希望通过共享与合作，为人们带来更多有益于人类的生活。

创新并不只诞生于一个领域，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伴随着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他们与科技的发展在同一时期。

同样地，对于硅谷来说也是如此。即便在硅谷，非科技的部分依然非常重要。苹果之所以为苹果，离不开刚刚离职的那位设计师。

所以，硅谷之所以为硅谷，不是因为资本——资本在华尔街。主要还是因为，硅谷有着疯狂的设计师、音乐家、疯狂的哲学家、政治家，这才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原因。

技术的出现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点子必然来自艺术家、哲学家等人。IBM曾非常辉煌，但是它们总是在想着做大计算机，而不想着做看起来很酷的电脑。因此，它后来走向了衰落。

所以，拥有创新性的思维模式是无比重要的。

Part 2:不必担心人工智能的到来，但在严肃领域应慎用

钛媒体：本书中，您的宗旨是和平地运用科技。在您看来，企业科技发展与研究的边界在哪里？

皮埃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很不一样，欧洲和美国的法律不同，中国的就更加不同。每个地区有着自己的文化，我们需要囊括不同领域的学者组织来对科研伦理边界做决定。

比如，对于人们的疾病隐私来说，是否公开信息是个两难的问题。当我们共享了医疗数据，那么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疗学者就可以帮你解决你们国家不具备的医学知识。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首先，我希望全球的医生都能掌握我的个人医疗信息。由此，比如，掌握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巴西医生就可以解决加利福尼亚州无法帮我诊断的问题。

第二点，我希望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健康状况。这样，我可以帮助到他国有着和我一样病症的病人，甚至可能对其有潜在发病率的兄弟姐妹有帮助。我的病历信息中可能显示疾病是遗传性的，共享给他人就可以让同病患者的家人更好地防患于未然。

但是，如今全球还没有明确信息分享细则，这是问题所在。有些涉及隐私的疾病（比如性病、精神疾病）等方面，如果数据被分享了，可能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

所以，科技研究的边界和信息共享的边界，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来制定标准，尽管这并不容易。

钛媒体：您曾说过，不担心人工智能的到来。然而，人工智能毕竟在极速取代着人类的许多工作。在您看来，在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如何提升自己从而应对这种人机竞争？

皮埃罗：首先，目前来讲，我并未看到完全被机器人取代的人类的工作。

其次，从数据上来说，包括德国、日本等地，在机器人工业越密集的地方，人们的失业率就越低，机器人反而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人类需要研究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显而易见的是，机器人与人类的就业率之间的线性关系，与大众认知是相反的，我们必须去看数据。因此，机器人的普及，我们更大程度上应该认为是自动化的普及，它不会使人类的工作消亡。

之前有看到过报道，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是在Facebook工作的工程师每年可以获得20万美金的收入，这是他们父母不敢想的。

所以，目前的社会问题是，老一辈的人没能获得新技能，他们如何适应新工作？但是这样的问题对于每代人来说都存在，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如今的速度会稍微快一些。

钛媒体：在YouTube上有一个模仿波士顿动力机器人测试的特效视频，在其中机器人最终难以忍受人类的压迫，对人类进行了反抗。在您看来，机器人的终极发展会否反抗人类、甚至毁灭人类？

皮埃罗：那个视频很有意思，但是波士顿动力不生产人工智能产品，他们做的只是电动机械装置。

我觉得你看到的视频更多程度上对心理学有意义。当我们看到一个会动的装置时，我们内心就会产生防备心理，觉得它们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反应，即便我们知道它们只是机器。我觉得在这方面，尤其是女人会有这种恐惧。

在我看来，机器人自身是不会反抗人类的，除非人类给他们下达了指令，比如美国用于反恐的无人机，确实是会攻击人类，但这是人类传达的命令。它们自身反抗人类，我觉得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钛媒体：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现在过多地讨论方向和原则问题，会对技术进步造成障碍、会扼杀创新。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皮埃罗：我认为每一种技术都需要被规范化，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危险性。也就是说，我从不认为规矩的制定有过早这一说。

旧金山已经禁止了公共场合的人脸识别。为什么要禁止呢？

首先这涉及隐私。如果我犯罪了，那被使用这样的技术去侦破案件还能理解；但如果我没有，为什么我要被人脸识别？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脸识别系统的愚蠢。如果我和一个罪犯长得很像，我在家给树浇水时，也许警察会闯入我家，说我抢劫了银行。

所以，人工智能的规矩制定一方面是基于隐私等道德问题，美国的宪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则是其技术本身不够成熟、不可靠，所以会伤及无辜。比如美国用无人机反恐，伤了很多平民。我很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在现阶段，人工智能在严肃领域还应慎用，因为它的错误率很高。

钛媒体：随着Facebook、Google等巨头的垄断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拆分科技巨头的观点甚嚣尘上。在您看来，科技巨头是否应该进行拆分从而为小企业带来生存机会？

皮埃罗：我会认为应该拆分，因为我不喜欢大公司。当然这并不容易，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很难说拆分会给公司和社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我能说的是，大公司会阻碍科技的创新。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大量的钱，因此不希望改变，趋于保守。

我们之前看到政府部门强制AT&T和IBM下放他们的权力，新的产业借此诞生。如果九十年代微软没有被政府削弱权力，就不会有谷歌。

历史告诉我们，当公司的权力变大之后，创新能力就会下降。当然，这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AT&T曾经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公司，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钛媒体：目前，许多国家对数字货币的政策迥异，有即将决定其非法化的印度政府和明令其合法化的欧洲国家。您如何看待加密货币未来的发展？

皮埃罗：我认为数字货币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我觉得许多政府之所以担心数字货币，首先是因为他们由此会失去对货币的控制；再者是因为许多不法分子利用数字货币做了很多违反法律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规范数字货币的使用。

在这项技术不成熟前，我觉得数字货币还不应大规模使用，所以我很庆幸的是，意大利这边还没有数字货币合法化。

钛媒体：去年年底，中国国内诞生了一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双胞胎被编辑的是生殖细胞，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基因编辑的讨论。您如何看待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皮埃罗：去年的这个尝试几乎被所有人谴责，鲜有人说这是一件好事。总的来说，我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生物学家们也没有明确结论，他们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并不知道研究出来之后该怎么办。

之前一位美国科学家证明了生殖细胞编辑是可行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做，也是因为其高风险性。

这也是目前最需要被探讨的问题之一。每一个来自各个领域的人需要去分析生殖细胞编辑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需要基因编辑，我觉得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我支持这项技术的发展，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它呢？我没有明确的结论。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讨论的科技之一，因为这是目前最具变革性的科技之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Part 3 :缺乏研发根基，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能否持续？

钛媒体：中国如今也成为了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如今，也面临科技话语权在商业经济决策中，越来越重要的时期，你认为中国目前的阶段，可否类别美国历史上哪个阶段？

皮埃罗：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国家。

以色列和瑞士有着比中国更多的科学研究，中国人至今未能在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如果有获得过，也是旅居美国的华人。但是中国将大量的他国研究成果都付诸实践，并且落地得很好。

如果要说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哪个阶段，这很难回答。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情，都和现在的中国很不一样。对于意大利、法国、德国来说，它们都花了两三个世纪来做科学研究，即便是意大利非常穷的时候，也发明了收音机。这是西方的传统。

在这之前，我们还没能找到一个国家，可以跨过理论研究阶段，迅速进入科技实践阶段，因此这是很难比拟的。

如果真要类比的话，事实上，美国工业发展初期和现在的中国稍微有些相像。许多思想和创新的源头来自英国，美国当时也是拿来主义。但是不久之后，美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创新。所以西方人一直在思考的是，中国目前缺乏研发根基的高新技术公司的发展，能否持续。

不过我觉得，在生物科技方面，相比其他领域，中国有着一定的先进性。但是即便如此，基因编辑本身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我希望尽快看到来自中国本土的发明，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钛媒体：您曾经有一个结论：“硅谷的诞生有诸多因素，包括开放的文化、移民政策、允许同业竞争等，即使是美国，也很难复刻硅谷。” 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局在区域经济方面，鼓励大家去研究“硅谷”、制造下一个硅谷的这一心态和举措？

皮埃罗：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复制了硅谷，在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先是法国，再是俄罗斯、马来西亚，都想建一个硅谷，但是都没成功，甚至做到接近硅谷也不可能 。硅谷的诞生源于它独特的社会因素。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硅谷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新的科技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开放的移民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硅谷大量的AI人才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人。

中国有着和美国不同的思维模式，商界人士、政客们都在关心如何打造硅谷，但是中国目前在科技领域相对目光短浅，不够成熟。当我跟中国人谈论五年后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听不进去，我觉得让中国人改变观念是不容易的。

在美国，当企业找到风险投资人，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是全新的，没有先例可借鉴，美国的投资人会很兴奋；反之，如果是拿来主义，美国的投资人不会感兴趣。然而在中国，资本不会倾向于从未有过实践案例可循的想法。美国与中国在这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风投不给创新公司机会，就不会有苹果、特斯拉这些科技巨头的诞生。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校里的成绩都非常好，比如斯坦福大学中，前1%的学生多半是中国人。但是你去观察美国的企业创始人，中国人所占比例很小，除非他们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此外，中国的城市风格比较千篇一律。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城市都是不同的，西安和北京、上海和杭州都截然不同。而如今，这些城市的规划都很像。但其实每一座城市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如果这些东西被扼杀掉，就不容易打造出一个硅谷。

日本的社会文化就与硅谷非常不同，但是日本也很成功。日本和中国在二战时期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是二战之后，日本发展得很好。日本没有硅谷，但是日本遵循自己的理念，如今也很发达。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试图去复刻一个硅谷。（本文首发钛媒体，采访、作者/陶淘，编辑/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