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和Lyft声称要对加利福尼亚州在2020年推出的一项“法案”投票斥资6000万美元，用于支付各种法律人士、专业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支出，目的很简单——阻止自己平台上的司机被法律归类为“正式员工”。

近一段时间，Uber和Lyft一直在与《议会法案第5号》（AB-5）进行着斗争，因为这项法案可能会迫使他们将平台司机重新归类为员工，而不是单纯的合约雇佣者。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这项旨在保护平台司机劳动权益的法案，无异于是一场灭顶之灾。

正式员工还是合同工

公开资料显示，该法案于今年5月已经通过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的审核，目前在州参议院进行进一步审批。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这两家公司预计要花费6000万美元，在这个审批过程中施加压力，阻止该法案通过。

这项法案的威力究竟有多巨大？其主要诉求，就是希望改变加利福尼亚州的员工分类，并挑战共享出行市场的商业模式。这势必对上述企业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因为这两大共享出行企业目前的经营形式，是视平台司机为“合同工”，然而实际上这些“合同工”可能比普通出租司机的工作时长更多。

关于网约车司机是否应被归类为正式员工，从而有资格获得劳动福利的争论，目前在全美仍在继续。Uber和Lyft表示，将他们旗下的平台司机归类为员工，将危及自身的业务。

Uber和Lyft将他们的平台司机归类为个体经营性质的承包商，利用平台提供的网约车应用程序作为社交网络，寻找有乘车出行意向的乘客。根据当地相关法律的要求，“承包商”的角色意味着这些平台司机的劳动权益被大打折扣，例如他们失去了加入工会或领取加班工资的权利。 

“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也尽职尽责承担了职责，但这些平台不断降低我们的费率，”洛杉矶居民、Uber司机瓦尔迪维亚对媒体表示，“Uber和Lyft获得了我们大部分的收入，我们得到的收入却非常低。这就是我们在这项法案中参战的原因——改变现状。”

尽管Uber和Lyft坚持认为司机的收入在上升，但近年来，很多司机都发现，乘客出行的费用的确是增高了，但是他们的待遇（实际收入）却没有改变。

Uber和Lyft似乎在面对员工（而非合同承包商）这样的前景感到害怕，并且一直在加紧努力保护公司的利益，以防止相关法案通过。这两家共享车公司的商业模式都依赖于低收入“合同工”，这些“合同工”不享受正式员工福利，也无法获得相关的劳动权益。

不过，即使这样的谨慎态度也没能实现公司的收支平衡。Uber在过去3个月亏损了超过50亿美元，而Lyft的季度亏损为也达到了6.44亿。​

投机方案“Plan B”

在今年八月底，Lyft发起了一项公开提议，向平台上的250万加州骑手和司机发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对该法案发表反对意见。该公司对外强调，公司希望用一个折衷方案取代现在的这项法案。

“我们正在研究一种解决方案，为平台司机和骑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Lyft的发言人阿德里安·德宾(Adrian Durbi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仍然专注于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并有信心在必要时将这一协议提交给加州的市民。”

根据Lyft和Uber提出的相关措施显示，加利福尼亚州的平台司机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和福利。例如，对于每周至少工作20小时的司机有以下的福利保证：保证司机的最低收入为每小时21美元、受伤人员的保险、带薪病假和带薪家庭假期。

来自洛杉矶的司机瓦尔迪维亚对两大平台提供的“协议”显然不感兴趣。“这是个大谎言，”她愤怒地表示。

“他们不关心我们司机的利益，否则他们早就应该在法案提出前就做出改善举措。”目前，她和周围的司机只把希望寄托在了法案投票的相关工作上，包括希望成为网约车司机工会的一员。她强调：“我们非常乐观，决心继续前进。”“无论需要付出什么。”

据《洛杉矶时报》本周四的一则报道显示，Uber和Lyft正在游说参议员，以便他们能在法案审批中获得一些支持。这一举动与众多司机的诉求正好相反。

Uber和Lyft并不是唯一利用员工分类方式受益的企业。这样的“捷径”延伸到了食品配送公司和其他类型的创业公司。这些公司期待着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包括给法案通过施加压力，阻碍相关法案的通过。而他们的折中方案可能会像以前一样，一方面许诺给司机一些利益，争取更多司机反对这项法案；一方面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阻止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实施。

加利福尼亚州第80区的一位议员蕾娜·冈萨雷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些说他们不能给工人支付最低工资保障的亿万富翁表示，他们将花费数千万美元来逃避新的劳动法。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给你的员工？”

总而言之，已经在加州议会通过的AB-5很可能确保共享经济中的“参与工人”，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各类补偿和其他福利。这也意味着Uber和Lyft的商业模式很可能在全球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劳动权利的保障是所有驾驶（送餐）业务参与者的共识。当然，Uber和Lyft也有机会，只要能通过巨额支出阻止这一法案的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