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 TOP50 科技思想领袖高峰对话：（左起）提问犀利的央视主持人杨锐、低头沉思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George Gilder、投资界前辈邝子平、标志性红衣亮相的周鸿祎。】

在关于“全球创新时代的主要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讨论中，360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的回答直击人心：

“中国未来最大的创新挑战是害怕失败的文化。我们整个国家鄙视失败，看不起失败文化，前一段罗永浩失败了，大家都对他口诛笔伐，王思聪创新失败了，很多人在消费他。”

这是2019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的高峰对话中，嘉宾周鸿祎自称“最想吐槽的一点”。

在他看来，中国创新最大的挑战是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容忍失败、宽容失败、鼓励失败的文化，对很多人是巨大的鼓励。因为创业很多人会失败，如果失败者很坦然的把失败案例分享，能够让别人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速创新的进程。”

周鸿祎参与的这场“高峰对话”，在2019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的第一天格外引人注意。

这是一场关于“全球化创新与挑战”的头脑风暴，参与对话的嘉宾还包括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准晶体结构首位发现者Dan Shechtman、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兼未来学家 George Gilder、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

对于同一个问题，他们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我觉得主要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对人民进行更好的教育，让这一代人都有创新的基因。”Dan Shechtman 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要让他们有独立的思想，会独立思考，至于如何实现，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挑战这些年轻人，父母、老师、社会都可以这样做。

而 George Gilder 更关注技术给人带来的变化，他认为人脑总是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技术能够给人类赋权，让人们更加自由。这位连华为任正非都尊敬有加的经济学家称：

“我们需要接受这种变革，这种转型，要想从硅谷时代转成今后的经济形势，我们就必须要用人工智能和新科技来进行赋权，让我们人类有更多的智慧和能力。”

“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更多的从无到有的创新。” 投资人邝子平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由于中国整个国力、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甚至跟国际的很多优秀的企业和科技的领域都已经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中国未来的创新肯定会越来越多需要是崭新的idea，或者说，是一个崭新的、首创的一个思想和想法，需要有这样的创新。

有没有超出模式创新的更具有前瞻性的“想法”，是邝子平眼中中国创新的最大挑战。

同时，他还认为，越来越多的科技方面的创新，落地实施都受到国际大的政治环境的干扰。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商业世界瞬息变化，即便是成熟的大企业，也一样会在持续创新的路上遭遇着挑战。因此，这场主题为“全球化创新与挑战”的高峰对话，自然也无法绕开华为问题。George Gilder是任正非口中“最崇拜的数学家之一”，今年6月，Gilder来到中国深圳，与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对谈。

对于华为遇到的麻烦，George Gilder认为这不是华为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华为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对美国的电信行业产生了威胁”。他还认为，任正非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同美国公司合作，一定会确保“技术上是非常透明的”，美国害怕的所谓“威胁”都应该有办法进行正面解决。

“任正非和华为都很清楚，要对它的客户要百分之百的负责，（华为的）客户位于170个不同的国家，华为已经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它是一个全球的公司了，并对5G的全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华为在美国麻烦上一定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Gilder先生说。

那么科学家怎么看华为问题？

Dan Shechtman 认为，华为遇到的问题是个“伪问题”，要想更好的解决，互联网的架构必须要真正的得以解决，包括公钥的解决。他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建立全球的解决方案和体系，而不是每个国家分开来独立的解决，比如说我们的IP地址、域名，公钥是个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在你的设备上去登记注册的。

此外四位嘉宾还针对大数据时代隐私安全、中国人才优势以及2020年最大的发展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高峰对话实录，略经钛媒体编辑：

创新时代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的论坛头脑风暴主题是“全球化创新与挑战”。有请以下四位嘉宾上台参加我们的论坛：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准晶体首位发现者Dan Shechtman先生上台。有请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eorge Gilder先生上台，有请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邝子平先生上台，有请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先生上台，有请！

第一个问题，应该就是创新带来的挑战。每一个人能不能给我们简短的陈述一下你们主要的观点，创新时代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an Shechtman：我觉得主要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对人民进行更好的教育，让这一代人都有创新的基因。我们如何实现呢，我们可以挑战这些年轻人，我们的父母可以这么做，我们的老师可以这么做，我们社会也可以这么做。这些其实要告诉他们，有独立的思想，他们需要独立的思考、创新，一些额外的思考方式。

我们如何做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我们要教育他们，在家里就挑战他们，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我的家里，我有四个孩子，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们一起培养我们这四个孩子，我们会问他们一系列的问题。它现在已经是教授了，我儿子他在5岁的时候就挑战我，他说父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非常高兴。他说这是对的，这非常棒，因为我告诉他的是要有挑战精神，这就是今后科学家的样子。

创新，需要我们提供教育，以及提供挑战年轻人的机会。我们要告诉他们如何独立的思考，他们需要反对或者受制于他们的环境。有时候年轻人并不知道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所思所想。

主持人：在中国谈儿童早期教育要独立思考，要有批判思维，恐怕要与中国东方文化产生冲突。这可能一会儿要由邝子平和周鸿祎两位先生回答，他们各自可能会有其他角度回答。接下来由George Gilder先生回答，您有两分钟陈述。

George Gilder：我们处在一个变革时代，我们从硅谷经济转到低碳经济，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人脑总是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们并不是说让技术来替代人类，而是说我们的技术是能够给人类赋权，让人们更加自由。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要接受这种变革，这种转型。

比如说人工智能，它能帮助我们实现低碳智慧，我们希望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我们运用新的材料，比如说碳纳米技术，石墨烯技术，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能力，硅谷时代要多的多，我们必须进行转型。从硅谷转成今后的经济形势，我们就必须要用人工智能和新科技来进行赋权，让我们人类有更多的智慧和能力。

主持人：总结来说，我们要去中心化对吗，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和信息分散出去。晚些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和进行头脑风暴，邝子平有请。

邝子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能看到中国创新会有两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创新，创新改变了中国经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更多的从无到有的创新。

过去的很多创新，中国有一个“领头大哥”——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学习、改进，做到更好，在中国进行创新。由于中国整个国力、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和科技领域的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甚至已经跟国际相比，都已经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我们未来的创新肯定会越来越多需要是崭新的idea，是崭新的、首创的思想和想法。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创新，所以这方面我相信对我们将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跟最近这几年国际的宏观大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觉得科技应该没有国界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方面的创新、落地实施，都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干扰，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当然我们从投资角度看，也许会产生一些本地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对整个人类的创新方面的阻力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的创新肯定会面对这方面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挑战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

主持人：我们都理解您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它可能会影响世界发展，它可能会带来平行电子数字世界，这确实是对人类未来的创新挑战。周鸿祎先生您简单说一下创新的挑战。

周鸿祎：创新有很多挑战，创新不容易，否则大家就不会天天呼喊要创新了，所以我就挑一点我最想吐槽的，中国未来最大的创新挑战是害怕失败的文化。我们虽然好像崇尚创新，我们衡量一个成功者，看他融多少钱，看他上市多少钱，我们会追捧。实际上大家知道创新结果99%的失败，正因为失败可能会意味着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鄙视失败，看不起失败文化，前一段罗永浩失败了，大家都对他口诛笔伐。王思聪创新失败了，很多人在消费他。我觉得这样很多人会更愿意抄袭大国人创新走的路。

我们创新背后最大的挑战是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容忍失败、宽容失败、鼓励失败的文化，我觉得不仅是对很多人是巨大的鼓励，别人成功的创业经验对我们帮助非常有限，因为我一直认为绝大多数创业成功包括我本人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很多人失败，如果失败者很坦然的把失败案例分享，能够让别人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速创新的进程。

大数据时代加剧了全世界的“不安全感”？

主持人：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我们最担心的有两个，一个是病毒，一个是隐私，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无隐私可言。对于人类前所未有的有一种不安全感，360一直在做着网络的安全，您也是中国计算机协会的副会长，计算机安全方面资深专家，未来大数据时代我们是不是会加剧这样的不安全感？您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大家在这方面的焦虑？

周鸿祎：大数据时代，确实我自己也感觉个人没有隐私，因为你用各种互联网的服务，你就把个人的很多数据其实让步给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公司，所以我们的大数据散落在各个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上。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要求互联网公司，或者是类似欧洲政府有GDPR，也就是说隐私数据已经不可能拿出去，我的意思是如何国家有相应的法规法则，要求这些公司能够尽到最大能力的保护好大家的隐私但是比隐私更严重的是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被软件吞噬掉了，无论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本质上来讲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国家的治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架构在软件之上，而软件越复杂，我们的生活越先进，背后的系统越智能，这个软件越复杂，就导致里面有越来越多的漏洞，哪怕你是号称什么密算网络，区块链很安全，但是代码是人写的，一定有漏洞，有漏洞就被黑客攻击，整个社会基础就会形成动摇。

再加上这5G推动我有一个观念，5G推动不是看电影更快，而是网络普及的发展。到2025年我预计中国有500亿物联网设备可能会把工厂、车间、车床、飞机、汽车整个城市都连到互联网里，到2030年可能会有一千亿个设备，你可以设想一下，每一个设备都有可能成为入口的攻击和攻击跳板，网络安全如何防守这对我们互联网安全是巨大的挑战。基础设施攻击越来越多，是因为产业互联网和物理互联网把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连通后，过去对电脑文件的攻击，病毒都可以变成物理世界打击伤害，这是对我们未来安全和国家安全最安全，就是对国家基础设施网络的攻击这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个问题，当然像360这样的网络安全公司也在日以继夜在试图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问两位外国嘉宾，George Gilder讲到我们面临一些风险，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阶段面临很多风险，这让我想起了911恐怖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美联储的前主席讲到，他说在911之后我非常关心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他非常关心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媒体人，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在世贸中心。第二个关心是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是不是我们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些邪恶之处呢？我们提到了安全担忧，因为安全的担忧其实对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对这样安全担忧，对随着互联网行业发展，安全的担忧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周鸿祎先生没有给我们解决方案，那么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DanShechtman：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其实更倾向于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恐怖组织之间的交流，他们更希望在线上交流，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办法就是控制互联网，但是这样产生更多的问题，这就是意味着政府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所以确实这是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应该群找一个在控制和隐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这是很难把握的一个尺度，我们需要管理比如说去控制这些恐怖主义者，他们可能通过网络去谋划一些恐怖事件，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用户的隐私，所以我们既要在管控和保护隐私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

主持人：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寻找平衡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擅长做的。

George Gilder：我觉得安全和隐私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安全和隐私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安全是取决于隐私的，而且隐私也并不是依赖于匿名，并不是他们身份隐藏起来就能保证隐私。我的答案就是说创造区块链的技术，所有人的身份都能够在区块链上得到记录。然后我们这些有公钥、地址、私钥，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隐私，我们的隐私并不是要躲避政府的追踪，如果是我们要发起攻击的时候，攻击一些文件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录一下这样的行为，这样为个人赋权，让他们有一定的权威，如果说我们可以记一下他的行为，表明我们并没有犯这个罪。因为区块链是有大量的分布式的计算，这样可以记录真实交易、真实表现行为，记录我们真实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安全和隐私是共存的，而且他们都是源于建立起一个不可破解的身份。

我们不应该在网络上匿名，匿名这种做法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希望他们为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行为负责，这就是自由的意义。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责任其实要取决于我们的法治、教育、道德观，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再次回到George Gilder，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在崇尚“全民法案”的美国，是否会为了鼓励互联网行业发展，应该牺牲一部分的权利呢？

George Gilder：我知道美国人肯定都会说“不”，因为美国人他们都会维护他们法案纪律的权利，我觉得新的网络架构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网上是有单一身份，是不会有一些假的身份，我们是没有办法逃脱自己的那些责任。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主持人：所以你会对国土安全局的人会说什么呢，告诉他们如何来减少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是需要去减少个人的隐私的？

George Gilder：我们并不是要减少个人的隐私，我不是恐怖主义者，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所有人当成恐怖者，我希望像这种人脸识别这样的技术可以在网上识别我们任何人，代表他并没有带着炸弹上飞机。

主持人：其实个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安全的情感非常复杂，比如我用中文解释一下：人类有的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有着相当强烈的复杂情感；一方面我们要安全，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像美国国土安全部这样的部门时刻监督着我们的数字通信，不愿意裸奔。我们其实一天24小时都是在一些监控人士的面前其实是没有任何隐私的，这特别可怕。

George Gilder：我的隐私其实如果说警察来我们家敲门，然后把我的电脑拿走，把我的这些所有的设备拿走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影响到了我的隐私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摄像头监测到我，或者做人脸识别，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没有犯到我的隐私。

这些行为可能只是为了识别恐怖主义者，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影响到我的隐私。而且通过这样的做法其实可以保护和改善我们的隐私。

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兼未来学家 George Gilder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公平的这种看法，我相信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邝子平你是怎样想的？

邝子平：我尝试把这个话题再带回一点点。因为我所在的行业是风险投资，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的话题，不论是社会的话题、人文的话题，还是生命的话题，都是因科技而起。但是我并不觉得单纯去封掉科技是很好的出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完全可以是科技。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比如说刚刚谈到的个人隐私造成的问题，是因为互联网发达了。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不再是隐私，这是科技引起的，但是科技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很多的网上行为，其实都会像周鸿祎刚刚讲的，都会在网上被收集到。互联网今天的成功，一个巨大的推手或者说动力，就是它的免费模式加广告。广告就希望采集到这些数据，否则你没有办法去做广告。

但假设不再提供衣食住行这些服务的免费应用，在网上进行搜索要付费，或者想用杀毒软件必须付钱给360，大家就会立刻感到不公平，但是科技可以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昨天还跟一家手机企业的CTO聊到，有没有可能因为终端的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足够强，而不用将个人数据上传到云端或者服务器上面。

换句话说，我们每天在手机上所有的行为都留在终端采集，然后通过在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处理，对行为做出分析，从而获得用户希望看到的广告类型的信息。这样用户就不需要把个人隐私的信息上传到一个有可能被泄漏的服务器上面去。目前做这个事情还比较难，但这就是方向，这就是科技，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由科技引起的某种问题，而不是把科技一下就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源头，把科技封掉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持人：我问一下同样是技术极客出身的周鸿祎先生，你认为同时可以做到这两点吗？

周鸿祎：我其实是比较支持邝子平的意见。因为我们人类往前发展，我们实际上进入人类深水区，各种技术不断出来，每个新技术，包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是带来利好的一面，但是也带来更多安全挑战。所以我们做安全研究的人本身讲技术不安全并不是为了诋毁技术，也不是为了恐吓人们不要使用这些技术，相反我们在使用技术的同时如何给他保驾护航，如何让技术上发挥优点，使得大家更安全、更放心使用这些技术，所以我是支持他的意见。

如何看待华为遇到的麻烦？

主持人：从微观来看，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安全隐患，再往前纵深，这个讨论可以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任正非是华为的创始人，他这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回避不了的标志性的人物，而任正非先生能入他的法眼科学家、思想家为数很少，您是其中之一，而且您还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我们看到，尽管美国挥舞大棒制裁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注意到：任正非先生对美国的科学家，对互联网产业，对美国硅谷的精神，美国的数学家，一系列科学方面有建树的人有崇高的敬意，他并没有审视中美冷战期间出现的麻烦。

您会如何回答任正非先生的担忧，和华为在科技领域遇到的巨大麻烦？今年6月，您与任正非对话的时候，您是如何回应他的？

George Gilder：任正非认为，安全这样的问题是美方提出的，那我认为这并不是华为存在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华为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对美国的电信行业产生了威胁。你知道，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和争执的。

任正非提到了开源的想法，把他的软件放之在客户的面前，华为现在是对它的客户要百分之百的负责，这些客户位于170个不同的国家，华为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它是一个全球的公司，所以它对5G的全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现在在5G方面有两千多个专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的。

我们可以把美国害怕的这些威胁进行正面的解决。对我个人来说，我也用华为的手机，我觉得有些人有妄想症，认为是华为带来了风险和威胁。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商务部提出的这些具有威胁性的实体或者公司，比如说他们购买了核武器，购买了生化武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电信领域可能是他们下一个担心的公司类型。但我们知道任正非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与美国公司合作，我们要确保这个技术是非常透明的，我们公司的软件，包括我们的各种产品，都是开放的，开放测试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

主持人：Dan Shechtman，你怎么看待华为遇到的麻烦？

DanShechtman：我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互联网的架构，要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各种各样的袭击，各种各样的信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违规事件存在，比如说有很多的黑客，还包括IP地址攻击，以及现有系统都崩溃了，使得每个人都限于恐慌之中。

我觉得根本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像华为这样的“伪问题”，要更好的解决，互联网的架构必须要真正的得以解决，包括公钥的解决。我们现在要建立全球的解决方案和体系，而不是每个国家分开来独立的解决，比如说我们的IP地址，你的域名，你的IP域，公钥是你个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在你的设备上去登记注册的。

主持人：不知是否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大幅的收缩了中国理工科学生或者学者赴美求学的签证时间，由十年签变成了一年一签，赴美留学的理工科领域的学生的数字，我的了解是降了80%，让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下降。

Dan Shechtman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开放的国家，开放的政府，如何这么对待中国的学生？你知道，你们以色列人非常重视人才，而以色列跟美国是好朋友，你们会不会对中国的留学生关闭大门呢？

DanShechtman：我觉得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对任何学生关闭世界的大门，以色列对任何全世界各方面的要求都做出回应。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以色列是非常开放的，我并不认为我们会像美国那么做，事实上我们会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当然这是与美国和中国相比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对所有的学生开放，其实我们态度是开放的，但是我们的容量是有限的，特别是对说英语国家的学生，还包括中国的学生，他们来到以色列都会说英文，他们不会直接说中文。但是我认为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关闭大门，这是我想象的，我觉得这并不会发生，中国的学生在以色列是受欢迎的。你知道其实我们以色列理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实我们都愿意与非常卓越的人一起工作，你知道他们也在教我，不仅是我在教授他们，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学生。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准晶体结构首位发现者Dan Shechtman

数字技术时代，中国具备人才优势吗？

主持人：我们要转移到下一个话题，就是人才。因为AI说到了人才话题，我们知道任何孵化器都是需要来自特别是在科技非常领先的西方国家、发达国家。您觉得在数字技术时代，中国具备了人才的优势吗？你觉得如今，大量的海归人士会不断回国寻找机会，还是相反的趋势？人才，是否能对中国占据数字技术的高地起到非凡的作用？

周鸿祎：我对中国的人才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就像说中国互联网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我们有人口红利，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手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它有巨大的规模，一个小小的idea，加上14亿人口，都会是很大的应用，所以这些会使得很多年轻人会尝试。还有一个人口红利，我们每年培养众多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公司有很多亚太地区最大的白帽子黑客团队，我们有几千名天天研究漏洞研究网络黑客，我们在全世界挖掘漏洞排行榜里面第一名，所以同单兵能力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多优秀人才应该还是并不逊色。我觉得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还是要通过一种组织和结构把这些人才的作用给发挥出来。

另外一个我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应该推动什么强有力的科技创新机制，使得我们这么多人才能够发挥出来？

过去老话说“人多力量大”，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两弹一星时代取得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今天不是“两弹一星”时代了，我们今天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什么，美国有两个机制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是众包，一个是开源。所以我是强烈的鼓吹在目前这种国际形势下面我们要搞自主创新，不能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众包机制，把全世界全中国很多甚至默默无闻的智慧能够调动起来，我们应该开展国际开源传统，不是把国际开源软件拿回来改一改比成闭源，变成自己公司资产。而是在中国环境里继续股东更多资产，一起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方面可以形成将来自己的成果。

互联网是网聚人的力量，我们用众包和开源红利集中起来，我们科研的机制就能发挥出来，可能我们中国并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弥补不了的，但是我们通过工程师机制，使得参加大兴的数字化技术，甚至芯片，中国芯片risk5都开源了，我们远不如他们做的成功，所以中国并不缺少成功，我觉得我们缺少很好的协作机制。

主持人：我觉得从周鸿祎刚才发言出得出三点结论，或者他表达了三个主要论点，一是中国不缺单兵作战的人才，二要把这些单兵作战优秀人才机制化。第三个要持有开放的态度，让市场来决定人才的天赋最大化的使用。邝子平兄您是有所补充还是反对他的一些观点？

邝子平：有所补充吧，举国机制有举国机制的作用，不过，有很多事情举国机制（可能）做不了，必须留给市场做。像周鸿祎这样的企业家，像我们这样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用市场机制产出好的结果。中国不缺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深厚的创业企业家文化，这是我们非常巨大的优势。

主持人：您看了那么多项目，上千个项目，30多家公司上市了，在纳斯达克、上交所、纽交所、港交所、深交所等等，您在风险投资过程当中，您发现这些成功上市的企业家有哪种特殊禀赋给您印象很深，他们是追求财富，追求成功，还是像周鸿祎这样玩科技玩技术玩特high的，这种不能完全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哪一种您认为代表的目前上市的成功企业家特别禀赋？

邝子平：这个话题又是特别大。我觉得禀赋有几点，第一是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能够做成一个伟大企业的创业者，都不会是简单地去模仿，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充满了对未来我能够做一个什么事情的冲劲和闯劲。第二是企业家是否已经对他所要从事的视野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创业者们应该是有备而来的。我们也会碰到很有情怀但是没有基础的企业家，我很同意前面Dan Shechtman讲的——失败是成功的母亲。但是对一个风险投资人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投资的企业当然获得成功，所以你到底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第三是时机也非常重要，过早了也不行，太晚了也不合适。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已经有备而来，非常有情怀、有理想，而又在所在的领域里面非常有想法的创业者、企业家。

主持人：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前还有两个问题：我记得周鸿祎在很多场合讲过成功的商业模式未必是盈利的商业模式，我们如何要把那些不是很差的商业模式转化成现金流，尤其是以技术公司为例，很多技术公司他们有大量的用户群体，比如说上亿的用户群体，每天都有上亿的点击量，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把他们这些点击量转化成资产，这些大量的网民的访问量，比如说那些健身的APP，如何去把这些商业模式的成功转化成收入，这到底容易吗？这个问题是给George Gilder的。

George Gilder：我觉得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其他加密技术的工具，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这些技术，将会使得这个微支付成为可能。根据不同的广告策略，我们可以从客户那里收取很小的一部分钱，这可能非常适合他们通过网上获取一些服务，微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这样可以让很多成功的商业模式获得收入，而不只是对那些不想看广告的人投放广告。他们虽然很微小，这样的收入每一笔都很小，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最好的发展道路。

2020年最大的发展机会是什么

主持人：好，下面有请每位发言嘉宾回答一个问题。在2020年，我们并不是要回顾最近几年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更期待看到2020年的一些变化。大家觉得，你们最潮流、最有意思的机会是什么呢？你们觉得2020年最大的发展机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创新，或者经济发展方面，我说的不是政策。我们下面从DanShechtman开始迅速回答一下。

DanShechtman：我觉得明年或者未来的几年，我们将会在人类健康方面看到很多的科学进步，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对一些医疗的状况，在过去虽然一些疾病的治疗不是很成功，我们可能能够更好的理解癌症，能够更好的杀死癌细胞治愈癌症，过去的几年如果说有一些人因为一些癌症而死亡，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比如干细胞这样的技术，我们并不需要做开腔手术，癌症是以前的问题，我觉得在未来癌症会成为下一个突破。

主持人：癌症预防、治疗将会是Dan Shechtman认为2020年大家关注的焦点和趋势。George Gilder您是怎么看的呢？

George Gilder：以色列在医学方面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我上周去了以色列，有一个公司他们现在已经基本能够至于帕金森病了，他们有自己的技术，可以治愈帕金森所有的症状。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公司，是通过单一的芯片，可以搭载到智能手机上，这些是一些新的可能性。我相信除了这种健康方面的发展，我们将会发现其他更加重要的超过5G技术的这种技术，未来将会是WIFI 6的技术。比如说那些未认证的这些带宽，或者专门的带宽，很多线上的数据会迁移到未认证的带宽，比如说这种认知性的广播，还有WIFI 6，这将会是未来的道路。

邝子平：未来一两年有这么几个事情我会比较关注，一是非常同意刚刚两位提到的，在生命科学方面有一些非常值得期待的进步，尤其是在癌症的治疗、筛查等领域。

二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今年和去年这一领域比较安静，但是我觉得2020年非常值得期待的是，在美国若干个城市无人驾驶的汽车应该可以真正地提供商业服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领域真的开始起步。而在中国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公司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发。

三是有中国特色的区块链的真正的落地，我相信在中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

虽然这几方面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列表，但其实每一年这几个方面的进展都很值得期待。

主持人：果然投资家关注产品，关注自己投资最有希望得到很快回报的领域。我估计他说的三个地方都是启明投资的领域，周鸿祎兄？

周鸿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苦逼的，大家都觉得很酷，黑客、网络战，但是这个行业很不赚钱，因为不赚钱我才免费杀毒，挣广告钱，通过广告钱来反哺安全的投入。所以我是觉得到2020年我可以雨季，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在全球比较少见的对高科技对新技术特别追捧特别向往的，中国前几年搞了一次四万亿的大投入基建，未来可能到2020年我们可能看到中国政府在智慧城市，城市应急，包括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我管它叫数字基建，整个工业和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数字化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发展，当然也会带来我刚才说的物联网带来的安全隐忧，因为大家对安全问题会越来越重视，可能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会出一两个典型案例，比如某个工厂或者电站攻击之后会让大家感觉到真正痛之后，可能这个2020年是新的起步之年，这个行业可能能真正产生一些剧透公司。

主持人：在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因为我对360相对了解比较少，不是我不关注安全，是我关注周鸿祎先生，我发现他很少笑，我今天就了解到了他是真正关心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数字技术时代面临巨大的安全隐患，我问了一圈发现没有满意的答案，我发现邝子平和George Gilder这之间就有很大的分期，这样的奋起在一个多小时辩论当中屡见不鲜。实际上刚才周鸿祎先生没有提到，如果数字技术的网络漏洞被不轨分子，恐怖分子用来袭击两个事情，我们世界末日就到了，一个就是全球知识系统，一个是核电站。如果这两个领域遭受大规模的系统性的黑客的攻击，而政府和有关公司单位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防范，这将是人类的末日。我们不想唱衰数字技术带来的光明的未来，但是居安思危总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在结束今天上午论坛的时候，我谈两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现场的观众带了中国的广大观众，有了进步。你们的掌声代表了光明的未来，你们热烈的回报和反响我觉得是对台上嘉宾思想的承认。

第二个感受，是我个人作为主持人，两位中方嘉宾礼貌的抱怨我问的问题比较宏大。但是我认为逻辑思维有两类，一类是抽象到具体，一类是从具体到抽象，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特点，主持人其实到最后回来到特别具体的一个关心，就是大规模的互联网黑客入侵可能对要害部门导致的风险是导致我们世界暗无天日。但是这恰恰给科技的进步提供了更多的疑问，提出更多的问题，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担忧，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未来。（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