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贝克街探案官，作者 | 贾沛霖

1944年，对人类来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攻下战略要地，日本本土彻底暴露在美军的炮火之下。稍有战略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以及其鼓吹的法西斯主义败局已定。

这一年的中国，有两个男孩出生，一个出生在西南一隅的贵州，一个出生在江苏镇江。但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两个相隔数千公里的男孩，未来几十年会成为中国IT产业、乃至于整个中国商界的教父级人物。

1944年4月29日出生在江苏镇江的男孩，叫柳传志，大约半年后10月25日出生在贵州的另一个男孩，叫任正非。

80年代之前，任正非、柳传志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俩人在此后的人生轨迹却有些相似：从军队离开之后，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80年代中后期，柳传志和任正非先后进入到商界，目光都对准了IT、通信产业。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支持下创办了联想；1987年，任正非则靠集资来的2.1万元创办了华为。

30多年后，联想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稳居第一，华为则早早在电信设备领域赶超了传统霸主爱立信、诺基亚，手机市场份额一举超过了苹果，直逼三星，向全球第一的霸主地位挺进。

时间来到2019年12月18日的下午，没有太多的意外，在媒体频繁报道的两天之后，联想控股如期发布了公告，按照既定计划，联想控股董事长、执行董事、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卸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将担任联想控股名誉董事长、资深顾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这意味着，柳传志的职业生涯，终于宣告结束。

柳传志卸下了千斤重担，但与此同时，任正非则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忙碌的一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任正非在整个2019年频繁对外亮相，接受了几十个国家媒体数十次的采访，在为女儿孟晚舟的自由、华为可以受到公平的商业待遇而奔波。

本文以1980年代为起点，从两位老人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切入，在掌舵“航空母舰”的背后，两人性格、管理思维、培养接班人等各个方面的异同点是什么？这篇万字长文，或许能给你带来启示。

01  创业初心：柳传志不甘平庸，任正非背水一战

1978年，中国掀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恢复高考、建立经济特区、民营资本快速崛起……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轰轰烈烈的变革相比，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里，柳传志的工作则稍显平淡。

1984年之前，柳传志是中科院计算所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由自行车棚改造的小屋里。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让柳传志觉得异常苦闷，尤其是在自己从事的磁记录电路领域，看到国外同行更先进的技术，用柳传志的话来说，当时的感受就是“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后来在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柳传志拿着特批的20万元的启动资金，与11位中科院技术人员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就是现在联想集团的前身。

与柳传志当时的默默无闻相比，任正非则显得小有名气。1977年10月14日的《文汇报》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经国家有关计量部门鉴定，仪器设计方案正确，精度、灵敏度好。

《文汇报》可以小小地骄傲一下，在2019年之前，任正非几乎从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他们的这篇短消息，则是任正非首次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1983年，国家调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以技术副团级的身份转业，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国企、高管、铁饭碗，任正非离开军队之后的道路本来可以一帆风顺，但好景不长，来自商海的风险很快落到了任正非的头上。

据《任正非传》一书披露，当时毫无理财经验的任正非，被一家居心不良的贸易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任正非只得变卖家产来还债，同时也失去了南油集团的铁饭碗。

就是这个时候，任正非的生活步入到危机：妻子离婚、有父母要赡养、有孩子有抚养、有弟弟妹妹要照顾。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下，43岁的任正非选择了背水一战，1987年与几位好友，共同集资了2万多元，开始了创业生涯，华为由此而来。

02 不满代理商角色：转型自主制造、自主研发

创业雄心很澎湃，但面对现实，柳传志很快被浇了一头冷水。手握20万元，带着11人的团队，柳传志坐在狭小的工作室里，每日最发愁的是员工们的工资从何而来。

为了生计，柳传志带着手底下的员工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就奔向哪里。但创业初期，四处碰壁，柳传志曾在一档节目中回忆：“20万的本钱不到2个月就被别人骗走了14万。”

那时中关村的人们常能见到，柳传志骑着三轮车奔波在大街小巷叫卖产品：电子产品、生活用品、杂物……总之，为了生存下去，柳传志几乎什么都卖。

在前几个月发愁员工工资从哪来之后，柳传志敏锐地发现了中科院计算机所在中关村里得天独厚的优势：引进电子产品。

彼时任何电子产品进口都需要批文，谁能拿到批文，谁就能占得市场先机，联想借助这个背景拿到了许多正规批文，逐渐在中关村站稳了脚跟。

那时火爆的PC产品是AST PC（香港鸿志电脑），很多企业都在争取AST PC的销售批文。但是柳传志先人一步，在1987年于香港设立联想香港分公司后，内外连线的联想拿到了AST PC在大陆的总代理权。到1988年时，当时的联想一个月光AST PC就能销售数百台之多。乍一看光鲜的销售数据柳传志却并不满意，在柳传志看来，联想不能只做一个销售商。

在和中科院领导磨嘴皮子要款项时，柳传志对着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豪言壮语都放了出来：“联想一定会成为一家年产值数百万元的公司”。其他人沉浸在销售的黄金期时，柳传志没有被冲昏头脑，对着联想的高层，柳传志说道：“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制造商。”

柳传志如此钟情于要转型制造，源于他对行业的解读和思考：中关村内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销售商，每个人都沉浸在“赚差价”这种来块钱的活。一旦有冲击发生，滩前淹死的，都将会是这些销售商。

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柳传志对联想转型制造，几乎是近乎偏执。1987年，柳传志力排众议，联想开始迈出了它转向制造商的第一步：设立香港分公司。正是此举帮助联想拿下了AST的总代理权，为联想日后积累起了第一笔资金。

彼时时隔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开始不久，国内依然是计划经济的主流。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柳传志毫无用武之地。“我们只能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我们才能施展拳脚，”柳传志如是道。

联想彼时不仅面临着市场的空间狭小，而且还要和政策做斗争。“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卖电脑的，”柳传志因此派出几个研发人员到了香港分公司研发了几块板卡，引起了电子部官员的注意，最终给联想以批文得以在内地生产。

联想设立香港分公司，摆脱了内地当时的政策束缚，联想转型制造商的第二关大门也随即打开：经由香港进口电器元器件，转运到内地的工厂进行加工。联想这个品牌，开始在整机市场崭露头角。

联想跨出去的这一步，代表的是走出了外向型和产业化并肩的一步。国家体制对初生联想带来的最大麻烦，被柳传志绕了过去。

其实柳传志执着于自己制造整机，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时值联想和AST公司关系甚好，作为AST在国内的总代理，联想自家生产的产品自然将会对AST PC产生冲击。在知晓柳传志的心思后，AST方面曾经表达过对其的不满，但是柳传志依然决心已定。

柳传志的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在1994年国家放开电子产品进口批文，大幅降低关税标准之时，无数销售商阵亡，但是早已转型的联想凭借着在整机市场的发力，避免了因为注重销售而元气大伤。

与柳传志类似，创立华为之后，任正非迅速找到了香港的HAX交换机制造商，成为了代理商。借助深圳和香港的毗邻之势，任正非逐渐在赚取差价上尝到了甜头。创业之初，任正非就对底下员工谈道：“一切要以客户体验为核心，钱我们可以少赚，但是客户的体验一定要提升，这样才能有所差距。”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华为迅速成长为深圳地区彼时不可忽视的一支销售力量。

华为的交换机和数据卡卖的越好，任正非心里就越不踏实。

任正非素来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数年如一日的销售过程中，他发现仅仅在交换机这一行业中，国外企业对行业的把控堪称无所不至。销售价格甚至高出国外定价数倍但是国内电信企业只能如数买单，归根结底在于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生产提供这样的产品，并且在核心技术和芯片上，更是无从谈起。

在那时，任正非开始意识到，华为不可能一直做一个销售商和简单的加工商，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和核心技术，才能立足于不求人之地。

这既是一种商机，也是一种风险，但是任正非选择了风险。1994年，高通掐住华为的脖子，对华为生产的USB数据卡核心芯片漫天要价。这让任正非意识到，这条风险之路，必须要走。

在一次会议上，任正非挖来了当时尚在亿利达工作的徐文伟，让他成立了华为的ASIC中心，华为的自研芯片之路正式开启。徐文伟不负众望，带领ASIC中心的成员开发了数款交换机和数据卡中所需的芯片，从而完成了国产化。也正是这数年的投入回报，让任正非坚定了日后继续自研的信心。

在外界看来，柳传志和任正非的最大区别，也是联想和华为的最大异同，即在于任正非坚持了自主研发，而柳传志则是坚定地走贸工技的路线，放弃了芯片的研发。

这是华为如今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的关键决策；在任正非看来，这是华为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时至今日，任正非依然在各种场合传达出自己对于国产自研的理解。柳传志的联想开启了外向转型之路，任正非的华为打开了做大做强的大门。彼时的二人依然不会意识到，联想和华为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路上。

但如果将时间放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柳传志选择了贸工技的路线，是商业规律的必然。柳传志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联想成立之初，根本不允许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做研发，因为这需要海量资金，然后靠技术来进行贸易，所以只能是贸工技。柳传志也强调，虽说联想刚开始选择贸工技，但是等他们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了更多的资本就开始向技工贸方向调整了。

03  称霸行业：联想靠收购，华为靠农村

论柳传志和任正非的崛起之路，两位同年龄的企业家却有着大不同。柳传志在国内拼杀十数年后，联想站稳了脚跟，但是在2001年戴尔入局中国时，联想却遭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戴尔，柳传志想到了收购的办法。一方面，让刘军在国内指挥联想和戴尔开战；另一方面，柳传志授意杨元庆远赴美国和IBM进行收购PC业务的谈判。

“一方面，我们是彻底研究对手的招数，研究透彻之后再融会贯通，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新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准备和IBM的谈判，但是这个时间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专心的和戴尔打好这一仗，”柳传志后来在回忆和戴尔的交战时说道。

依靠着联想的新模式，联想在2003年业绩超越了戴尔，再也没有把宝座留给戴尔有可乘之机。而收购IBM PC业务也传来了利好消息。2004年，联想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IBM的PC业务。凭借此举，联想成功跻身世界500强，并且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尝到了收购的甜头之后，柳传志此后在联想的一系列收购案，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联想都是在依靠不断地收购，达到进入市场占据市场份额的目的。2011年和2016年收购NEC和富士通笔记本电脑业务，联想一举成为日本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前三甲。

反观任正非，华为的著名收购案并不太多，任正非的算盘里，摆满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计。华为创始初期，就面对着和无数巨头搏杀的窘境。在做销售数年后，任正非带领员工开始自己进口电子元器件研发产品，彼时华为代表性产品包括交换机和数据卡。而这二样，都是国外巨头把控的部位。

面对国际巨头的围杀，任正非选择了去毛主席的书中翻翻。翻了几本之后，任正非决定用“农村包围城市”策略。通讯行业器材的发展非常快，而国际巨头在这方面疏于对国情的了解，往往都集中于大城市布局，价格也相当高昂。华为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收到了想不到的奇效。

从低级市场先开始做起，再反攻大型市场，这是任正非的销售策略。在这一策略的指引下，华为迅速打开了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通讯器材市场，占领了绝对优势后再以价格和技术优势围攻大城市的设备市场。

华为依靠任正非的策略，从国际巨头的围杀中脱身而出。但是任正非这一招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华为的多年发展中屡试不爽。华为在第一次意图进军海外时，选择的目标是出人意料的俄罗斯。

在俄罗斯洽谈了数周，华为签订了供货合同，打开了华为的海外化之路。俄罗斯的下一站是巴西。次年，华为把海外市场拓张的目标放在了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家。

这是国际版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任正非玩得炉火纯青，在世界各地都通用。

在不发达地区避免激烈竞争以及积累和技术，随后攻入发达国家时竞争对手已经没有太多优势。华为就这样一步步地打入欧洲各个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一步步提高。

日本总务省曾经统计了华为在中东和非洲的市场份额，在2012年即达到了25%之巨。而随着近年华为在国际上的口碑提高和技术优势，这一市场份额也在水涨船高，且不局限于不发达国家市场，发达国家市场依然以华为为优先选择。

纵观柳传志和任正非的战略抉择，两位同龄的企业家在面对企业发展时的选择截然不同。体现的，是两家企业完全不同的道路。

04 社交圈：柳传志呼风唤雨，任正非形单影只

尽管企业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第一名或者第一阵营的代表，但柳传志和任正非的性格可谓是截然不同。

柳传志擅长社交，尤其是年过七旬的年龄，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众多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掌门人的“带头大哥”，最典型的两件事就是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以及2018年联想遭遇到的“5G投票门”事件。

2015年7月7日，联想控股“蓄势而发，砥砺前行”的上市庆典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在这场庆功宴云集了中国企业家的精华，马云、雷军、俞敏洪、王健林等大佬级人物来到现场，为柳传志摇旗呐喊。

作为晚生后辈，马云和雷军直言不讳地将柳传志奉为“教父”。马云强调：“中国有柳传志，我们的柳传志和联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或任何企业家的教父，他就是我们中国企业界的财富。”

去年5月，“联想5G投票门”事件愈演愈烈，柳传志携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联名发出内部信。号召联想所有员工“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随后，上百名企业家发声力挺联想，其中包括马云、李彦宏、雷军、刘强东、郭广昌、周鸿祎、俞敏洪等等。柳传志“呼风唤雨”的能力可见一斑。

柳传志的朋友圈主要来自两个圈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由31位中国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俱乐部的入会标准有三条：销售额千亿级或行业排名前三；具有特色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创一代”；新人入会必须经过所有的俱乐部理事同意才能加入。可见凡是能进入到这个俱乐部的企业家，必须得是行业翘楚。柳传志是这个俱乐部的首任主席，在这个任上一做就是10年，直到2016年交班给马云。

泰山会则是中国最神秘的商会组织之一，成立于2005年，前身是成立于1993年的泰山产业研究会。泰山会的成员坚持聚会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的四不原则，由柳传志担任会长，每年只发展一家会员单位。

与柳传志热闹的朋友圈相比，任正非则低调很多，除去之前说的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外，任正非也不太喜欢出现在公众场合，包括华为的各大发布会、庆功宴、典礼等等，外界早期对任正非的了解，只能来自于华为的内部邮件。

在社交方面，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05 管理哲学：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

作为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柳传志和任正非的管理思维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任正非对毛泽东的痴迷，人尽皆知。在部队的时候，任正非就是“学毛标兵”。据华为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

如果深入研究华为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华为的内部管理、市场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印记，比如任正非时不时发出的总裁办邮件，带有煽动性的批示话语，最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华为创业初期，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运用到了极致，而这比如今提到的“下沉市场争夺战”要早到了近20年。

与任正非同样，柳传志也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柳传志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这句话，影响了自己很多年。“关键的是你宣传的东西对还是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呢，当做了正确的事情以后，确实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宣传下去。”

“联想也是有这种传统，比如讲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把产业报国放在第一位，自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因为你要在这企业里工作，听也得听，不听也要听，慢慢地，他就会觉得这是件很真实的事情，像昨天我讲到我在莫斯科、在彼得格勒看到打仗的情况，看到中国人被屠杀的情况，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你站在那里，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要去不断地正面宣传。”柳传志这样说道。

在业务扩张层面，柳传志则很推崇《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不打无准备之仗”，并把它进一步总结成：“要瞄着打，不能蒙着打”。“像联想，大家可以积极地要求我们，应该跟美国人拼一把；但我可得算准了，赢不了会死人的。”

此外，2013年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时候，在谈到“最崇拜的人是谁”这个问题上，柳传志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觉得从邓小平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邓小平的做法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做法，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对我后来的工作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06 对门徒下手狠：孙宏斌进监狱，李一男被搞垮

不惑之年后创业，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清楚由于年龄的原因，自己必须要有接班人培养、人才培养计划，要有自己的“门徒”，而对于部分不听话的门徒，柳传志和任正非都选择了下狠手。

1988年，如今的融创董事长孙宏斌投身联想工作，凭借一身的精明能干，很快得到了柳传志赏识，被任命为联想企业部经理，主管全国的销售业务。孙宏斌上任后，在全国构建了13个分销公司，大大提升了集团的营业额。

过早成名+才华横溢，让孙宏斌不可避免地有些“气盛”，对于集团已有些不放在眼里。柳传志后来发现，除了他创办的集团的《联想报》之外，孙宏斌还在企业部内部创办了《联想企业报》，并且各地的分公司人员任命、财务管理全由孙说了算。

1990年春天，柳传志召开了一期干部培训班，表面上是要大家想想“联想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的问题，实际上柳传志要解决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的问题。在开班的讲话中，柳传志谈到了《联想企业报》，批评孙宏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严重。

孙宏斌多年以后，自己回忆说：“我那时年轻气盛，这件事本身，就是带着一群年轻人，想干事，也没想干什么坏事，结果过激了。”但当时的孙宏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一次会议上甚至当众顶撞了柳传志，手下的那些年轻人也趁机起哄，柳传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留下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后来，柳传志得知孙宏斌等人密谋把把分公司的钱转移之后，立刻报案，随后孙宏斌被警方羁押，1年后，孙宏斌以“挪用公款”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孙宏斌出狱后，约柳传志见面，向柳传志道了个歉，两人重归于好，而后联想出资50万给孙宏斌创办顺驰，并给予了大量帮助，让孙宏斌得以东山再起。

李一男是华为的天才少年，也是一位传奇人物。21岁进入华为，两天时间升任工程师，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被提拔为华为公司总工程师与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就坐上了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宝座，李一男与任正非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徒，更像是父子。

在华为内部创业政策的激励下，李一男选择离开，尽管出走对任正非打击非常大，但任正非还是设下豪华的送别宴，华为高层几乎倾巢出动，为李一男壮行。离开华为后，李一男组建港湾公司，最初还和华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成为华为企业网产品的高级分销商。

愉快的合作，也让港湾初期发展势头良好，通过销售华为设备和自己的产品，成立第一年就获得了近2亿元的收入。到了2003年，收入则直接翻了近3倍。

但随后，不甘于做分销商角色的李一男将目光对准光通信市场，并开始研发销售自己的产品，并在市场上连续拿下了几个大单。光通信是当时华为的核心业务，因此李一男此举也被看作是对华为的公开挑衅。两家公司从最初的偶有摩擦，逐步走向了全面对抗，尤其是华为，更是杀招频频。

2004年，为了打击港湾，华为成立了一个叫做“打港办”的机构，专门负责研究港湾的行动，然后进行相应的打击。之前，对那些百万元的小单子，华为基本不关注，可现在，只要港湾参与竞标，华为就势在必得，甚至对客户采用零价格送设备的残酷手段。

随后，华为又通过起诉侵权的方式，干扰了港湾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进程；以1000万元挖走了港湾深圳研究所的语音小组，让港湾最赚钱的VOIP业务全军覆没，彻底“搅黄”港湾与西门子的合作……在华为一系列的操作下，港湾最终选择了认输，被“华为收编”，李一男虽然仍是副总裁，但不免有些“阶下囚”的味道。

07 偏执狂般的危机意识

从创办企业到如今30多年，联想和华为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危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柳传志和任正非有着偏执狂般的危机意识。

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年度全球企业500强榜中，联想以167.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499位，成为第一家进入榜单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时风光无两。但在风光背后，柳传志则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危机。

据《通信信息报》报道，大约从2007年开始，柳传志就频繁提醒：“寒流即将来临，要开始过冬了。”大多数企业家把经济低迷期预计在1年左右，但是柳传志却把这个区间扩大到三年。

在柳传志看来，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期，国际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所有的问题要有一个消化过程，我觉得三年能好就挺乐观的了，三年真的就不算是什么太不好的了。”柳传志如是表示。

柳传志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企业家们要学会看‘天气预报’。”柳传志在2007年观察到的“天气状况”是：“股市、楼市、汇率都不正常。”。

柳传志透露，“根据我做企业的这点经验，不知道寒流是什么样，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企业就提出要开始过冬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股市的市盈率太高了，因为联想控股是在做投资，投资前要考虑到退出的问题，市盈率那么高，我们觉得难以为继，汇率也不正常，所以我们开始做准备。”

十年之后，即使联想集团依旧稳居PC市场冠军宝座，联想控股帝国版图不断扩张，但柳传志依然十分警惕。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希望联想能真的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完成联想控股的愿景。十年后的联想集团应该在这个行业里处于很靠前的位置，而在这个时候联想集团应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市场份额处于第一，而是凭借它的技术创新，能够在社会需求方面开拓出新路，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今年5月，华为突然被美国政府的一纸文件掐住脖子，但华为仍旧可以从容应对：禁止使用Android，我就用鸿蒙；禁止使用高通，我就用海思。有国内媒体采访时问到：“您有非常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比如说芯片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备胎计划，很好奇您的危机意识最初来自哪儿？”

对此，任正非表示，老是挨打，就有危机意识了。从哪儿来自己想不出来，既然你想称霸世界，既然要跟世界霸主一场争斗，和平崛起不可能，就要准备武装崛起了。

2000年前后，看似蓬勃发展的全球IT行业突然遭遇到了寒冬，但华为却凭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业绩远远领先国内同行业竞争对手，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叫《华为的冬天》。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在这十年以来，任正非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所取得的成功均视而不见，只有这样华为才能在过去创业环境极其残酷的十年中活了下来。

2014年，一个英国分析师向任正非提问：20年后的华为会是什么样？任正非不假思索地回答：“20年后，华为将是一片坟墓，或许十年后华为这家公司就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短短一句话，把任正非身上的危机意识展现的淋漓尽致。

居安思危，或许是这两位老人留给后代企业家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尾声

时间渐渐向2020年驶去，如果按照粗略的算法，两位老人都已经76岁，进入到“奔八”的后半程。柳传志已经隐退，任正非也把日常事务交给轮值CEO以及董事会去解决，如果不是这一年多的风波，相信任正非也会逐步退出华为的台前幕后。

从80年代创业得艰辛，到与竞争对手的捉对厮杀，再到如今成为国内IT产业的领头羊，两位同为1944年出生的老人，在职业生涯中展现了不尽相同或者截然相反的管理智慧和战略眼光。

柳传志说：“我挺佩服任正非的，任正非走的是一条直接往上爬坡的路。上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我走一百米要大家停下来喘喘气，任正非捡一条更险的路直接就上去，这点魄力我就不如他。”

任正非说：“我也没有研究过联想，只是与柳传志个人交往，柳传志太值得我尊重了。我与柳传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交往，联想刚刚改制，柳传志跟我讲如何改制，很多年后网上把联想改制的秘密全公布出来了，与柳传志讲的一模一样。我认为柳传志对我那么真诚，那我为什么不对他真诚？”

惺惺相惜，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