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下,谣言与真相的赛跑,小道消息与官方新闻之间的竞争每天都在上演。在恐慌心理和信息真空的作用下,民间展开了互通有无、互抄“作业”的“信息自救”。
而在这些民间消息中,截图成为最主要的承载媒介。因为“造谣”而被处理的8位医护人员正是因为将消息分享到了微信群,聊天截图就成了散播不实信息的所谓“罪证。
各地医院的朋友圈求助也是以截图的形式广泛传播,如石投水一般激起圈圈涟漪,更有各种微信群中的小道消息以截图的形式不胫而走,直到被盖上“谣言“的印章。就连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也会不自觉地引用聊天记录、微博发言等各种截图。
截图之所以被应用地如此广泛,是因为制作和分享起来都足够轻而易举,且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信息"发生现场"。相比文字,截图的造假成本更高,从而在心理上更容易令人信服。
在 Web互联网时代,分享的最佳方式是一段链接,一条引向信息源头的路径,但在互相隔绝、信息流动阻碍重重的App时代,截图是越过孤岛的系统级跨平台解决方案。
未经群成员、朋友的许可就将聊天记录、朋友圈发言截图传播,违背了社交礼仪与人际信任,可能使在线交流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
然而,客观上来说,正是截图使得私密交流可以突破人际圈层,使微信获得部分的开放属性。尤其是在正常的上报流程和披露制度遇阻时,熟人间流传的公共信息可以在更大范围传播,起到信息公开和告警的作用。
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全国性突发事件中,不同圈层、地区的讨论可以借助截图实现快速共享、振荡,虽然微信并没有一个公开广场,但截图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却构建起了一个隐形的舆论广场。
截图的流行显示了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民间舆论的自行运转。社交媒体时代公众接受信息的方式正在快速碎片化、“一手化”——更愿意相信“现场发言”而不是媒体的采访、转述。
截图这种“米兰达警告”也使得私密交流与公共发言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也使得“谣言”需要重新界定。
最高法在发文解释“什么样的谣言需要严厉打击时”,将“是否仅在较小范围传播,造成社会混乱的后果”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明显未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私密发言的传播范围,以及不完整截图导致的信息扭曲,都不是发言者自身所能掌控的。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对私密交流中的每一句话都要自我审查,确保准确无误?
当然,与链接相比,截图远远称不上一种理想的信息形式。
为了传播的便利,截图往往是对信息“发生现场”的部分还原,不仅脱离了当时的语境,还经常故意抹去或遗漏了关键信息,导致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等情形泛滥成灾。
对于聊天记录的截图只是一种静态“快照”,之前、之后的对话都被排除在外。伴随着截图的广为流传,信息的更新、矫正变得不可能。由于截图并不自带“时间戳”,各种“陈年老图”更是会打乱正常的时间线,对于人们的认知产生干扰。
相比之下,动态更新的链接更为可取,然而App已经取消基本取消了链接的存在感。即使可以分享链接,很多人还是已经习惯了截图了事。
“通过提高信息传播成本,它强迫你多想一步,尝试用自己的话复述微信聊天记录和朋友圈的内容。”这是科技博客一天世界的建议——不传截图,而是尽可能以文字和链接的方式来传播,“90%的情况下,你要做的事可以用文字来完成”。
理想状态下,每一个人在随手转发截图时都要担负查证的义务,因为自身是在为其真实性做背书。然而现实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却是“宁可信其有”,尤其是在有一个舆论“对手盘”存在的情况下。
不仅如此,在微信中截图的传播遵循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原理,从初始圈层向外扩散的过程中,截图所附加的信任背书也不断消减,可信度也随之不断下降。
政务信息的公开有助于遏制小道信息的流传,只有“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才能让传播截图变得没有必要,也让虚假信息得以快速退出言论市场。
同时,即使对求证截图内容过于困难,我们在传播截图时依然可以做简单判断,尽量追溯到信息源头。除了疫情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之外,私人交流不截图公开传播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素养。
截图已经开启了一个在线社交时代的“潘多拉魔盒”,我们不能假装它并不存在,也不能期盼重回链接时代,而是要正视它所带来的利与弊。有理由相信,截图的传播和反转,会不断训练普通人的媒介素养,形成截图时代的一种新的公共准则。(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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