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裸泳”，作者 | 庞克

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同为第五代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两人的共同点是，自2002年后，都失去了往日的灵气。

1995年底，为迎接香港回归，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想拍一部献礼片，但找了半年都没找到合适的拍摄地。一次去浙江东阳卢宅的选景途中，消息被当地一位乡办企业家得知，主动邀请他顺道来横店看看。

虽然彼时的横店已建起封神演义宫、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看似适合取景，但实质对外吸引力有限。这些不伦不类的名字，加之粗糙的搭建，与电影拍摄相去甚远。但乡办企业家的朴实，最终打动了谢晋。聚集起一批能工巧匠，仅耗时3个月，就建起了占地319亩的电影拍摄基地。

是年8月，《鸦片战争》在横店开拍。

大导演，众多明星，电影一经开拍，就吸引了各级官员的纷纷探望与各路群众的接连造访。一个大IP，搞活了横店这个原本闭塞的小镇。自此，徐文荣和“中国好莱坞”这个名字，与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陈凯歌与张艺谋开始了谁才是第五代导演代表的竞争。

1997年，陈凯歌酝酿了8年的历史大片《荆轲刺秦王》遇到了困难，主场景“秦王宫”一直没有着落。尝过甜头的乡办企业家再次出击，他带领当地百姓炸平了8个山头，耗时8个月，一座占地800亩的秦王宫成为现实。

当主演巩俐、李雪健、张丰毅、王志文来到横店后，纷纷惊呆。不过，这部被陈凯歌寄予厚望、意图在国际上拿奖的片，却遭遇了滑铁卢。

而就是这个滑铁卢，却让同期的张艺谋捡了便宜。

2000年，张艺谋筹拍《英雄》，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陈凯歌曾用过的“秦王宫”。不过擅长色彩的张艺谋，要求把宫殿的颜色基调改为黑色，一时之间，宫殿全被刷黑。

2002年12月，《英雄》上映，当即创下2.4亿的票房，“史诗级大片”一词，首次映入中国观众的脑海。由此，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

而回顾曾同地拍摄的《荆轲刺秦王》，仅有1000万票房。这让同台竞技的陈凯歌不免心生罅隙。为了较劲，他随后亦加入大片队伍，在横店拍了《无极》，并明确对工作人员表示：

坚决不用《英雄》留下来的东西。

《无极》投资两亿人民币，创造了当时的单日票房记录。但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大骂其无耻。

虽然看似反击无效，但两位导演随后的生涯却似乎都不再是较劲，而是入了商业大片的魔。

两年后，张艺谋又在横店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王朔给的评价是：

“搞装修的。”

同为《霸王别姬》与《活着》的编剧芦苇曾说，“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是精细筹划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这虽是评价《霸王别姬》之后的陈凯歌，却一样适用于《活着》之后的张艺谋。

而在让他们开始改变的2002年，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最重要的改革。《中国电影》主编木雕禅师曾写文称：

“《英雄》的放映，为推行了半年‘院线制’改革的2002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就是这场改革，既改变了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导演，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

“大片时代”一词，仿佛给今后近二十年的中国电影定了个调。

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2002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造访人民大会堂，他在那场公开演讲中说，“三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街头上看不到小汽车。今天，行驶在长安街上、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中国三十年的巨变。”

这个巨变，不仅有小汽车，还有电影。

1993年之前，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体制是计划色彩浓厚的统购统销，全国16家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由中影公司独家垄断发行。无论制片厂每部电影的成本是多少，中影的收购价都保持一致。然后中影将购入的影片按照一定“收入留成”比例交由各地省一级电影公司安排放映。

换句话说，无论影片是好是坏，是赚是赔，都遵循“多退少不补”原则，与制片厂再无关系。尽管那时的票价是3～5毛，尽管那时也出现了《少林寺》《周恩来》等多部票房过亿的电影。

直到1993年，中影公司的独家经营权被中央中止，制片厂可以直接和代表了全国影院的各省级电影公司接触。

看似市场化，但秉持国营思路的各省级电影公司依旧在地方上垄断着放映权，似乎与此前无异。

唯一有异的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再次在中国上映。

正由于省级电影公司的继续垄断，那几年间，盗版影碟、非法放映室等地下新媒介层出不穷。而各地国营影院为存留利润，又普遍偷税漏税、瞒报票房——一系列恶性行为，既养成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老毛病”，也加速了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

因循之下，票房总额从80年代末的约30亿下降到不足9亿，中国电影市场跌入谷底。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中央启动院线制改革。

所谓院线制改革，就是在原有的各省级电影公司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创办旨在打破地域垄断的市场化运作的电影放映院线。

这个院线的定义是，以若干家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所有影院，都必须加盟某一院线才能获得放映资格，而片方需要与院线洽谈票房分成。

多条跨省院线的陆续建立，逐渐让门可罗雀的旧式礼堂型单厅影院恢复了生气。

更重要的是，院线经营直接导致了中国大中城市商业中心区多厅化影院的快速建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银幕数由1000多块增加到了4000多块。正是由于银幕数的激增、人们观影习惯的养成，最终保证了票房的递增。

当时有影评人说：

“院线制是电影发行放映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而在那一年，驱动改革的，除了自身的内因外，还有一件外因，让当时的从业者讳莫如深。

正是这个外因，才真正驱动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化。

二、合众连横

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以3.59亿的票房占据中国全年总票房的近三分之一。

在电影里，泰坦尼克被誉为“不沉的巨轮”。但就是这个“不沉的巨轮”，最后撞上了冰山，因此沉没。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好莱坞就是那座冰山。

1999年11月15日，长达13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到了最关键的一天，美国终于同意签字了。那天下午，广电总局的领导在谈判会场，敲定了有关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的两个条款：

第一，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电影放映业，在所占股份不超过49%的条件下建设、改造或经营影院；

第二，加入WTO以后有三年保护期，每年允许有20部进口分账影片。

好莱坞“杀”过来了，就在中方谈判代表略带悲壮地走出位于东长安街的外经贸部大楼的时候，《星球大战前传：幽灵的威胁》正在北京热映。

虽然只有20部电影，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凛冬将至。一位资深人士在那一年曾不无忧虑的说到：

“中国电影市场最后将改为‘洋姓’。”

事实上，今天的“国产保护月”，仍是当时的遗留。

当然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院线制改革的一年后，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5条院线，而跨省市的院线只有15条。影院数已达1106家，而银幕只有2197块。无论是影院规模，还是加入院线的影院及银幕数，都不足以承载当时内外涌聚的电影。

且在实行院线制改革以来，80%的票房集中在20%的院线制影院，而80%的传统影院只占20%的票房。部分加入强势院线的中小城市，却普遍存在影院阵地大幅缩水的现象。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院线与其中小城市的影院成员之间大都以供片为纽带。中小城市院线成员虽然可以获得部分商业电影的首映权，但在资本运作方面却无法获得所属院线的资金支持，以致逐渐丧失竞争力而无奈退出电影市场。

所以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国35家院线在市场压力和政策禁锢双重压力下酝酿变局。

2004年8月，香港影人吴思远投资的上海新天地国际影城退出中影星美院线，转而加盟上海联和院线。

数字显示，2003年，上海联和院线全年票房1.4亿元，在全国35条院线中蝉联第一。而中影星美的票房从2002年的4000多万跃升到9000多万，位居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数年里，支撑上海联和院线常年占据第一位置的，是成龙与綦建虹的耀莱影城。

2010年，耀莱集团就独家拥有成龙品牌，被准许商业使用成龙的姓名、肖像和品牌形象与成龙共同打造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低价票、豪华影厅与成龙品牌的联合效应下，耀莱影城一战成名，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甚至做到了全国票房单体第一。

借着成龙的人脉，綦建虹在2012年成立耀莱影视，顺利杀入影视圈，成为了华谊、冯小刚的密友，和范冰冰口中的“小綦哥”。綦建虹亦开始了影视圈眼花缭乱的资本腾挪。

接着，文投控股出品了大量华谊系影片，包括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和《我不是潘金莲》等。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在圣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影后时，也忍不住“谢谢小綦哥”。

只是在后来范冰冰、冯小刚陷入旋涡后，文投控股亦戛然而止。2018年11月，綦建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从身价百亿的富豪，一下变成了连一等座都不能买的“老赖”。这是后话。

回过头来，2004年新天地影城的“倒戈”，表明中国院线之间的兼并整合正在加速进行。上海联和院线的负责人说：

“很有危机感，不敢以老大自居”。

因为当下中国几大院线之间正暗流汹涌，合纵连横，各出奇招。

当时中国院线的格局是三足鼎立：上影旗下的上海联和、北影旗下的北京新影联和中影旗下的中影星美。

时任上海联和院线行政总监方玉强说，“院线就好象一个个卖电影的商店。不过，不管大小，这35家电影商店只能销售一模一样的电影，所以商店现在只能比资本、品牌和服务，”

电影圈里流传的一句俗语：“排排坐，吃果果”，也由此而来。

而彼时全球最大市场的北美，仅有4条院线，中国却高达35条，让许多刚进来的外资不甚吃惊。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院线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非市场的选择。加之绝大多数规模不大的院线都生存艰难，市场整合势在必行。

根据院线制改革的时间表，到2005年6月，院线制首轮签约到期，各地影院将重新选择何去何从。院线也将重新切分这个彼时10亿元的电影“蛋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近6月到期时，北京新影联与辽宁北方联合，中影旗下中影新干线与华影南方重组，江苏东方与江苏扬子区域整合，保利集团与重新万和携手借壳入市，拉开了以资本为纽带的院线整合大幕。

而另一方面，一批既无中影背景，亦非地方电影公司背景的“草莽之徒”，正像一条条强壮的鲤鱼，奋力往上游。

三、风中有朵雨做的金逸

2019年，常年难过审的第六代导演娄烨的新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事实上在上映之前，一直有撤档消息传出。当时有人表示，是因为牵涉了30年前一起百亿村官案。

而当4月4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最后在金逸院线放映时，时空交错，显得如此吊诡。

1978年10月，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乘坐一辆新干线从东京前往京都。“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工作人员问他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回答说：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两个月后，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怎么干？一批体制内的年轻干部率先做出了表率。王健林、潘石屹、冯仑、陈东升一众日后的商业大佬，纷纷加入了下海潮。而在这之中，除王健林外，还有一个人同样走了先地产后电影的路线。

1992年，广州继1984年国务院首次批准国家级开发区后，又出了一条地方深化政策——《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若干决定》，其中，就包括了羊城日后最火热之地——珠江新城。

1995年，原本担任广州国土房管局科长的李根雄下海经商，成立嘉裕房地产公司。房管局出身做房地产，自然水到渠成。但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科长，资源毕竟有限。直到他重会一位旧识后，李根雄与其嘉裕房地产，才真正成为珠江上空的霸主。

这位旧识，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主角之一——原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

由于珠江新城的开发，恰好旧同僚李根雄又在做房地产，曹鉴燎便劝李根雄过来一起干。后来案件显示，1995～2004年，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为嘉裕集团取得珠江新城六处地块的土地开发权。李根雄亦投桃报李，曹鉴燎案发后被指收受李根雄的贿赂800万港币。

那一年，曹鉴燎升任天河区委常委、兼珠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手握广州黄金地块的规划建设大权。到了2005年，嘉裕集团在珠江新城已拥有10个项目、总建面达100万平方米，成为珠江新城拥有住宅用地最大的“地主”。

而这个珠江新城，在1995年曾是广州多个城中村的聚集地，包括猎德村、沙河村和冼村等。据当年媒体报道，冼村11个合作开发地块中，嘉裕就占了4个，力压保利、中海和富力等传统巨头。而它拿到的开发合同中，不仅自己能分到七成，土地价格也不到1000元每平方米。

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支撑着李根雄与嘉裕的扩张。拿到地后，嘉裕亦开发了众多知名项目，包括汇峰苑、嘉裕君玥公馆、嘉裕丹顿阳光等，以打造高端地产自居。“高端地产”这一名称，也被嘉裕集团写入了公司发展史。

2013年冼村事件后，曹鉴燎落马，已拿到加拿大国籍的李根雄在国内销声匿迹，嘉裕集团也变得极为低调。不过在此之前，除了房地产外，还有一日千里的院线生意，让其成为中国院线制改革中最快的一匹黑马。

2004年，李根雄与广东珠江院线合并成立了金逸影视投资集团，宣布进入国内新影院投资建设领域，旗下金逸影院建成后均加入广东珠江院线。

不到三年时间，金逸影院在全国13个城市建了13座多厅影院，截止2007年，总票房达到1亿元，与浙江时代、四川太平洋共同跻身中等规模院线之列，让业内啧啧称奇。

而究其原因，就是金逸一改此前院线与影院之间的以供片为纽带，换之以资本为连接。资方代表金逸派出高管参与院线运营，院线作为实体掌控旗下影院部分产权，从而使得金逸院线具备了“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的基础。

截止2012年，金逸珠江院线票房超过10亿，相比成立之初，增长过百倍。

直到2015年12月，受冼村事件影响的李根雄辞任董事长，由其侄子李晓文接任。那一年，无数媒体发文质疑新任董事长是80后、是“拼爹”，但彼时的金逸，已成为与万达院线、上影联和并称的中国三大院线。

四、传媒帝国中的大地

1991年，香港传奇报纸《明报》上市。让人意外的是，已创业30年、接连写下一整个江湖的金庸却无意再办报纸。消息一经流出，引来无数传媒大亨的垂涎，其中不乏默多克等数十家世界级财团。而更让人意外的是，最后金庸竟将《明报》传承给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年轻人。

此前，由于过于年轻，发展速度过快，这位年轻人被赞为“青年才俊”的同时，亦有人质疑其资金来源。对其出身的描述也常被冠以“神秘”二字。他本人也曾抱怨：

“大陆人说他是‘台独’分子，台湾人说他是‘左仔’。”

所以《明报》最后交由他，实属香港媒体界的一段传奇。

当时若想收购《明报》，仅购得其50%的股权，即需付出4.53亿港元现金。而对于刚刚收购了南海纺织，名叫于品海的年轻人，根本不具备这一实力。实力不足却能得到查良镛鼎力相助，引发无限猜想。流行的说法是，于品海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大儿子查传侠。

于品海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9000多万的现金”。

或许更真实的原因，只是金庸赏识这个年轻人：

“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订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

在于品海接手《明报》之初，果然不负众望，迅速建立起庞大的传媒帝国。

1993年5月，《明报》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加东版，10月在温哥华出版加西版。同年，收购美国时代华纳的《亚洲周刊》。1993年11月9日，创办《现代日报》。1994年，申请了香港第一块ISP（互联网接入商）牌照，并创办HKNET，后被中复电讯收购后，成为香港六大互联网接入商之一。同年，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

而就是这个传讯电视，在1997年2月19日，最早报道了邓小平逝世，比新华社还早40分钟。 由于是最早报道，当时全球主要通讯社、电视台都引用了CTN的报道。这也被于品海视为经典之作。

此时的于品海，俨然香港的“默多克”。

也正如默多克会收购二十一世纪福克斯一样，擅长收购的于品海亦在中国院线制改革的4年后、院线制首轮签约到期的1年后进入到电影行业。

2006年11月，中影旗下南方新干线与中国数码集团旗下的大地传媒合作成立大地院线。2008年，大地院线脱离中影南方新干线开始独立运作，一举成为国内首个发展2K数字影院的民营院线，为设施陈旧的影院带来一阵新意。

而更具新意的事发生在了2010年。这一年1月22日，由胡玫导演、周润发、周迅、陈建斌、任泉等主演，投资额高达1.5亿元人民币的电影《孔子》在中国内地公映，以2500个拷贝数创下中国电影发行史之最。

但更为观众所关注的是，这部改编中国著名圣贤的电影到底想干什么？

上映几天后，时光和豆瓣上，《孔子》被打出的分数都只有三四分，在以10分为满分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极低的。接着韩寒在博客上给出两分，他说：

“无论从拍摄意义，商业利润，艺术追求，电影探索，教育启蒙，警世感人，视听震撼，娱乐消遣，记录历史等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

舆论一时哗然。

一时之间，出品方大地传媒及大地院线背后的老板于品海站在了风口浪尖。

事实上，在97香港回归之后，于品海一度想往内地发展。

早在1993年前后，于品海就开始直接进攻内地媒体市场。他在北京的合作对象包括《中华工商时报》、《三联生活周刊》。一系列惊人的操作，于品海震惊北京报界，如今北京媒体“洗楼”、自建发行网络等操作手法，即为其当年带入。

但上述合作，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北京举办奥运的2008年，于品海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捐资1500万元人民币筹建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并担任该研究中心理事长和高级研究员。2009年，以校友身份资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8名博士生访问香港。自己亦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马列主义哲学的博士学位。

但在《孔子》拍摄时，由于是中国最著名的圣贤，于品海则不得不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领导，基于不同判断的各种指示”，以及“上面的电话”和“禁区”。

当时有香港媒体人认为，于品海攻读马列主义哲学，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思维，了解内地。

“但这是没用的。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并不等于就能猜到中国内地在想什么。”

或许唯一能让他猜到中国内地市场在想什么的，就是院线。

2005年，中国迎来了一波影院“基建狂潮”，除了于品海的大地院线外，万达、金逸、博纳、CGV、卢米埃均是在此前后成立。

但所谓热潮，就是终有退潮之时。

201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按理说，前两年应为上升期。但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新建影院803家，总数突破2800家；新增银幕3030块，总数达9200块，银幕增长超45%；观影人次3.7亿左右，同比增加8000多万次，增幅不足28%。而2010年观影人次的增幅是50%。

银幕数增长，观影人次却增幅下跌，不免引人侧目。

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大城市的影院数由于“基建狂潮”趋于饱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地院线从2008年起就把目光关注到了珠三角地区的地属市，一举激活了中小城市及发达乡镇的电影市场。靠着这样的差异化策略，到2012年底，大地院线年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继万达、中影星美、上海联和、中影南方新干线、金逸之后的第六条票房过10亿的院线。甚至到2013年，大地继续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用这种影院下乡的方式，填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边缘。

时至今日，大地已跻身中国前十大院线，并数次跻身前三。而作为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于品海，已在资本市场沉寂多年。旗下两支股票，中国数码和南海控股，4月29日最新股价均未超过0.1港元，已成“仙股”。

五、没听说过青岛还要办电影节？

中国有许多大型活动，往往只有首届，却再无第二届。若论此类中最耀眼的一次，则在2013年的青岛。

那一年9月，许多媒体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说我们再过两个星期要在青岛办一个电影节，会有一些海内外嘉宾来，您有兴趣来吗？

很多人觉得奇怪：

“也没听说过青岛还要办电影节啊？那你都放什么电影啊？”

对方说:

“我们不放电影，但是会有明星来，美国来的有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伊万·麦克格雷格、妮可·基德曼、约翰·特拉沃塔...中国这边有李连杰、梁朝伟、章子怡、甄子丹...”

当时许多媒体的第一反应怕是金融传销，纷纷把电话给挂了。

结果两周后，那些人全来了。

那一年，首次成为中国首富的王健林要做就做大手笔，要为中国电影带盐，在青岛做个东方好莱坞，碾压美帝的好莱坞。他甚至夸下海口，要让上海迪士尼20年之内赢不了利。

后来人们都知道，迪士尼开业一年就收支平衡，这个耗巨资筹办的电影节背后的东方影都，却被他打包卖掉了。

当然这样的大手笔也并非无源之水，一年前，他刚收购了全球第二大院线AMC。当时一位经济学家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来批评：

“万达的收购一定是失败的。”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无论是活动上的失败，还是学界的批评，都没有妨碍万达成为中国第一大院线。

2003年，在院线制改革的1年后，王健林与其决策高层起了冲突。王认为，要进军文化产业，且第一步从电影院线开始。许多会算账的高层则觉得，2003全国票房不到8亿，一个影院至少3000万，要投十家就是3亿，8亿票房10%的利润才8000万，你要投几亿元，怎么可能获得回报？

但很多时候，算账有长短之分。

2004年1月，王健林取了看似折衷的办法，与美国华纳兄弟合作共建华纳万达影院。其中规定，华纳将协助万达在其万达商业广场中建造世界一流的多厅影院，对影院设计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落成后的运营，而万达则承担影院建设及运营的所有成本。待时机成熟时，华纳将收购万达影院的部分股权。

换句话说，这是一份有保底回购的合资经营。只是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看似折衷的办法，让日后的万达成为中国第一大院线。

两个月后，首家万达影院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开业。当时，在票房普遍不高的天津，一家新建影院可能产生的效益并不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津万达影城当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315万元，超过天津全市其他影院票房额总和。随后人们发现，在南宁、武汉、哈尔滨、大连等城市，也纷纷爆出惊人的业绩。这让许多业内人士不禁思索。

许多人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国内前几年在基建狂潮中因盲目追求多厅影院，急于求成，许多影城的设备四五年后就落后了，而万达的影院都是由华纳按照国外最成熟的影院模式设计的，硬件均是最先进的设备。一位从业者表示：

“中国多厅影院更新换代的时刻就要到来，而万达恰好高赶上了更新换代之前。”

但这样的自成逻辑的势头，仅仅维持了一年。

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施行《关于文化领域引入外资的若干意见》，规定外资不能控股影业。因此，万达与华纳将宣告分手，仅留万达一人全面接管影院管理。

在合作之初，之所以说是看似折衷的办法，是因为在内部当时统一的意见是：万达在合适的时候抽身。但由于这一变故，导致万达不得不接手所有影院。彼时许多业内人发来质疑，“万达能独立搞好影院吗？”

但谁也想不到，那一年万达不单搞好了影院，还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院线。

之所以说算账有长短之分，是因为在王健林的逻辑里：电影院是所有购物中心不可或缺的要件。

后来万达院线总经理叶宁也曾出面解读：

“商业地产项目中最具集客效应的就是百货店和以院线为中心的娱乐休闲业态。从国外经验看，没有影院就称不上是现代商业中心。”

而相比依靠租赁物业经营影院的金逸、大地，自建自用的万达影院亦享有充分的成本优势。

所以不出意外，2013年，万达成为中国第一大院线。2年后，登陆A股。

2018年底，王健林最后一次在年会上露面时，他第一次说了这样的话：

“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万达。”

六、尾声

时过境迁，张艺谋与陈凯歌的斗法已成往事，献礼片距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偷税漏税、瞒报票房的老毛病却又在2018年再次犯痛。金逸虽在，创始人却已远渡海外、再无音讯。大地虽继续渗透中国广袤的乡镇，但于品海却已隐退江湖。而万达电影，刚刚爆出了一季度巨亏5.5亿，一轮20%～30%高管辞退大潮仍在进行，至于王健林，则每天还被人计算着，到底是消失了第100天还是第101天。

截止去年年底，全国票房74.06亿，相比2002年的9亿，增长了8倍。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相比2002年的1843块，增长了38倍。而这一数字到了今年，则是5328家影视公司的注销，300个剧组的停工，与全国票房的几乎归零。

过去20年，是中国电影崛起逆袭的20年，也是各路英雄群雄逐鹿的20年，人们已经学会了用平常心来看待这项由国外传来的昔日奢侈消费，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已经学会了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昔日由国家垄断的文娱事业。所以说既是院线史，其实也是商业史，更是中国自2002年第一部商业大片《英雄》后电影市场的发展缩影。

这些日子里，许多电影人出来求救。但其行业的人会频频不忿，“你一个做娱乐的，此时就不能开工，影院就不能开门”。那么，中国电影该怎么办呢？

1929年，美国迎来大萧条时期，举目四壁，各业衰败。让人意外的是，最先恢复生机的，不是农业、不是工业、更不是金融，而是娱乐业。其中最为代表的好莱坞，一改此前制片策略，依靠改编经典小说与舞台剧的高成本、高质量电影，成功重获了观众的心。

重获的那颗心，好似2002年前后，陈凯歌与张艺谋分别用《无极》与《满城尽带黄金甲》丢失的那颗心。

去年大年三十那一天，原本将在院线上映的徐峥新电影《囧妈》突然宣布，将于大年初一零点在“抖音”等数个移动端APP上映。据该片片方发布的公告显示，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为此向《囧妈》片方支付了6.3亿人民币。

这一行为旋即遭到了全国各大院线的集体抗议。25日下午，先是“浙江电影行业20000余名从业人员”发表一则声明，提到此次“《囧妈》行为”给全国影院带来了重大损失。随后除中影华夏外的全国大部分院线集体上书电影局，呼吁叫停该片的网络首播行为。在这份联名声明中，甚至还包括了曾与《囧妈》签订“24亿对赌协议”的横店影视。

但是，此举最后并未阻止《囧妈》的按时上线。

或许他们在担心，自己不是被弱化了，而是被彻底替代了。

几天前，王中军对《财新》说，“不做电影还能做什么呢？我一辈子都想做出一部中国的《辛德勒名单》。我也辉煌了20年了，谁能一直这么好？视频平台也给我们增加了一部分收入。我只是没有原来那么集中、那么强势。”

“做生意，不可能永远都是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