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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商业向心力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搅乱了全世界的“生长秩序”，并带来了一次个体和群体“生长姿态”重新调整的契机，姿态调整的好，往往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姿势调整的稍微走形或干脆不予调整，则极有可能会万事皆休，这在大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美国基本上是一副自暴自弃、放飞自我的“任性生长”的姿态——疫情下，人们看到一个“何弃疗”的美国，就像被掀翻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经历了一番“疫情失控、股市熔断、就业危机、退卫风波、种族暴乱、民政军社会分裂”等令人大跌眼镜的野蛮生长，并加剧美国进一步转向孤立主义生长的路径依赖。

中国则是一副稳扎稳打、大开大合的“韧性生长”的姿态——面对疫情，中国不仅没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孤立起来，反而果断打出了“内、外”两张牌，一方面国内经济果断按下暂停键，全民抗疫掀起生命健康保卫战，另一方面积极展开科研国际合作、疫情信息国际互通和组织国际间的抗疫物资安全保障，中国的疫情因此很快被控制下来并逐步恢复经济秩序，赢得了世卫组织、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认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开放生长的更多可能。

其实，相比于国家生长姿态的一次重新调整，新冠疫情更多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和普通组织的“生长秩序”，从个人的工作、组织的商业到孩子的教育，原有的“生长逻辑”都在疫情压力下被重新审视和调整，人们除了要适应一个“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向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的商业新常态外，还需要快速适应一个“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消费主义向价值回归”、“年轻文化向理性过渡”、“利益博弈向存量转圜”以及“话事权向低幼延展”等社会环境新常态。

从笔者的观察看，在经历了此次疫情的冲击之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个体生长秩序总体呈现出“自驱、理性、务实、人性、包容”等的底色，人们在快速适应各行业数字化、在线化转型的生长节奏，以及适应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商业社会向价值回归等的社会环境变化。

换句话说，2020年的剧烈环境变化，正在让每个人、每个组织在加速蜕变生长，以重新适应一个与继往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和组织都被激发出了新的生长潜能，并慢慢固化新的“生长能力”。

为此，本文将截取2020年值得记录的五副普通面孔，从他们身上透视韧性中国的普通人主动自我调整“生长姿态”和进化新的“生长能力”的一些共性特征。

这五副面孔分别是张文宏、何冰、李国庆、“孟婆”和钟美美。在笔者看来，他们代表了中国基层民众正在解锁的“五组新生长基因的密码”：

【张文宏】——个体自驱，努力站上时代C位。

【何   冰】——理性主义，小破孩学会长大。

【李国庆】——权益觉醒，博弈是门必修课。

【孟   婆】——价值回归，商业乃人之商业。

【钟美美】——话权平衡，接纳“低幼声音”。

个体自驱：张文宏的走红是一场“意外”

新冠疫情是2020年最大的一个“意外”，很多人到现在也无法完全接受和适应这场意外带来的种种改变，以至于人们不止一次想象着2020年可以有另外的打开方式。

这次疫情对社会最大的冲击就是：过去人们习惯了“确定性”环境下的生活，但现在人们也要适应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

“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新冠疫情下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常态。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接触病毒感染者被隔离，不知道什么时候网络宕机影响在线办公、在家买菜，不知道中美关系什么时候可能（因川普转移注意力）转冷影响供应链、价值链，川普一纸行政命令，华为就可能要调整业务布局，这些都是不确定性在显著增加的2020年的现实，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战胜种种不确定性的个体能力。

主角张文宏的走红，同样是一场疫情不确定性中的“意外”，这场意外是他用“个体自驱能力”对抗“疫情不确定性的”一次完美实验。

疫情爆发前，绝大多数的国内公众对张文宏是充满陌生的，他既不在武汉抗疫专家的主流作战序列之内，也不在主流媒体舆论进行传染病防治科普的通用大名单中，在先后两批赴武汉全国新冠疫情专家组成员中，没有张文宏这个名字，而对中国的主流的舆论场来讲，大家可能都熟知钟南山、李兰娟、曾光、张伯礼和高福，但张文宏更像是奔赴武汉战场的数十万无名英雄一样陌生的面孔。

但在亟需动员前线医生战斗力和向公众防疫科普的档口，张文宏挺身而出，成为了抗疫动员的急先锋和抗疫科普阵线上一位耀眼的“网红”，各路媒体纷纷采访张文宏，通过张文宏之口发出大量公众亟需的抗疫科普信息。

张文宏还成为抗疫前线上的“金句大王”，他有很多被广泛传播的、独具特色的抗疫动员和科普语言，比如“一线岗位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啊！你觉得很闷，病毒也给你闷死啦”。

在面对“是否过于高调”的质疑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当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会非常silently走开。你再到华山医院来，你也很难找到我了。我就躲在角落里看书了。”

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在各种“不确定性”面前想要平安渡过危机，需要的正是“张文宏”一样的个体自驱能力，“黑天鹅”落地之时，这种人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被动安排，而是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主动出击应对，这种人的作用，就像两军交战正酣、胜负难分之际，突然从军中冒出无名英雄，杀出一条血路。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个体要学会“自驱”，才能适应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对于组织也是如此，组织内个体的“自驱”，往往比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能抵御不确定性的发生。

过去，人们习惯了城市必须井井有条，工作必须按部就班，生活必须三点一线……但是现在，为了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事情的发生，各行各业都需要突破被被动安排的“秩序感”。面对不确定性，组织要打破精心设计的秩序，给予个体自驱的发挥空间，让组织生态自然形成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优势局面。

在传统商业社会中，人们习惯了“他驱”型的制度设计，谁站C位都是要论资排辈和有明确的组织层级，但现在时代变了，各种不确定性正在威胁精心设计的秩序感，组织只有积极创造一种有担当的人自驱地站上“时代C位”的条件，组织的生存和生机才可以持续。

同时，就此次疫情来说，有担当的人开始自己驱动自己站上“时代C位”，这不只是个体之幸运，也是时代之幸运，国家之幸运，毕竟我们不能总是一遇到点事，都要指望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冲在第一线。

这次疫情背后，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群体秩序创造价值”向“个体涌现创造价值”的过渡，过去用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秩序产生的“生长力量”，人们现在也可以从自下而上、个体自驱的涌现中看到。因此，疫情的强压之下，正是很多像张文宏一样的普通个体释放出来的强大自驱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了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危机。

理性主义：何冰被“后浪”们扇红了脸

何冰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严格来说，这样一位老艺术家，不太可能在一场精心准备的演讲中“翻车”，但何冰的《后浪》演讲年轻人不买单却是绕不过去的事实。

翻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因为何冰并不懂“后浪”，包括二次元集中营的B站自己，也没完全弄懂“后浪”，他们给后浪强加的正能量标签和煽情的吹捧，被后浪们无情地撕到粉碎，那场面就像是逗哏的郭德纲遇到了醉金刚谦大爷，被摔凳子、瞪眼睛，就差按地上揍一顿了。

首先说，“B站破圈”是高高在上的理想，但“防止小破孩出走”才是B站必须面对的现实，代表二次元文化的这波年轻人，总归是要长大、独立并掌握生存能力，这些“元”气满满孩子们越来越发现——Cosplay不足以慰终生，后面的路，要么是自己从B站出走，要么是B站抓紧破圈转型。

小破孩们迫切想要长大，B站赶紧从二次元向知识社区转型，双方的“理性主义”空前觉醒，也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后浪》的所谓“破圈”和给B站用户“立人设”，何冰就在这时候站了出来，宣告沉溺二次元世界的B站，开始要洗心革面，跟上年轻用户的进步思想一起到大江大河里“奔涌”了。

按理说，B站紧跟“后浪”用户的进步思想，从“浪漫主义”回归“理性主义”，主动自我破圈回应年轻人成长命题，这本身并不至于让何冰的演讲“翻车”。其实，真正让这次演讲翻车的原因在于《后浪》的台词，它悖离了B站年轻人正在拾起的“理性主义”，而是从“浪漫主义”一下跃升到了“理想主义”——“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与绝大多数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囊中羞涩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

对年轻人的状况，陈佩斯曾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比我们那时候苦，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大锅饭，你像我再苦，我有大锅饭，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了，他要到处去求职，到处去找出路谋生，他们非常艰难。”

像陈佩斯一样，带着强烈的同理心，回应年轻人理性回归后面临的诸多现实关切，这才是“前浪”应该给“后浪”的演讲，这也是为什么我说B站不懂“后浪”，何冰的演讲定义不了“后浪”的原因。

理性而言，年轻人真的有《后浪》台词中描述的那样洒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被摆上桌，等着他们享用？B站内一二线城市的高粘性用户，或许可以代际传承父辈财富做到这一点，但绝大多数的低线用户对生活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包括每年几百万的毕业生，都在为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奔波，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诱惑”。

“后浪”打脸何冰背后，是年轻人从娱乐的浮躁中走出来，刚要回归“理性主义”的现实轨道时，却迎头撞上了高高在上贩卖“理想主义”的疯魔道人。不管怎么说，大批年轻人调整“生长姿态“，开始从二次元的“浪漫主义”向直面现实的“理性主义”回归，都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他们终于不再“沉溺”于cosplay的娱乐了。

权益觉醒：李国庆夺的不是“公章” 

自己的核心利益，能否轻易让予他人？如果选择不让，又怎么合情合理合法地争取？

被新冠疫情和不确定性打乱的各类“生长秩序”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安排”，上到世界的经济秩序，小到组织的商业秩序，一切旧有的“利益安排“都有被一一打破和重排的可能，因为新冠疫情让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利益乃生存之资”，所以人们开始面临一次争取自身合理利益的权益觉醒，美国最近两个月的种族暴乱就兼具明显的“利益重新分配”诉求。

在权益觉醒的大背景下，“博弈”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商业常态，人们会出于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的考量，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下采取非常之手段，进行激烈的利益博弈。

李国庆“夺章”事件，就是此番权益觉醒的一个生动注脚。

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摆，冰冻住了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资金紧张的连续创业者李国庆，在向当当借钱未遂的情况下（据当当副总裁阚敏称），为了加快离婚财产分割的进程，就亲自导演了成立董事会接管公司公章的戏剧一幕，他意识到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用非常之手段。

另一个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权益觉醒案例，是阅文的合同事件，小说作者们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战斗，发起了“五五断更节”，码字的打工者跟自己的平台老板打起了擂台，阅文不得不修改了合同条款。

相比于个人的利益博弈，大国之间日益透明化的“利益博弈”，同样存在采用非常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能，如若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有演变成在某些方面的完全“脱钩”的可能。有理由相信，在后疫情时代，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基础上对“利益秩序”进行重新安排，将成为大国激烈博弈的重点。

价值回归：“孟婆”就是人间烟火气

商业乃人之商业。

当商业脱离了人文的轨道，让所有的商业行为变成赤裸裸的“交易”，还是商业吗？

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中国商业的进化呈现出的“两极化”特点，脱离人文轨道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一是以商铺为代表的城市线下商业愈加发达，人们的各种商业及交易行为被严格限定在“水泥格子”里发生，大面积取消了“室外经营”。

二是以电商为代表的线上商业高度繁荣，人们的各种商业行为和交易被转移到网上发生，“快递”成为链接商业全链的核心基建，商家和用户之间通过“快递包裹”打交道。

商业“两极化”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社会”与“人间烟火”相悖离，人们的各种消费行为失去了应有的温度和愉悦感，商业朝向更“功利主义”的方向一路狂奔。因此，线上陷入“价格拼杀”的死循环，线下则陷入顾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存困局，城市“夜经济”持续萎靡不振。

白天在“水泥格子”里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水泥格子”里消费，这样的商业安排完全悖离了基本的“人文主义”，无处可去的人们索性就去跳广场舞，去健身跑步，去溜公园看星星，也不愿去被水泥包裹的多功能商场里消费。

当商业功利主义走向极端，“孟婆”能火爆也就理所当然了，它意味着商业正从“功利主义”的方向折返，向“人文主义”进行价值回归，地摊经济与人间烟火在这里发生了强烈共振，人们在孟婆这样的商业场景中再次重拾了朴素的“愉悦感”，“孟婆”的那碗苦丁茶，变成了人们久违的商业人文主义的“多巴胺”。

2020年初以来，商业向“人文主义”的价值回归，也在线上经济领域达到了高潮，过去习惯在阿里、京东搜索购物的用户，开始跑到抖音、快手的视频场景里交易，他们在这些“场景化电商”的消费链路中，找到了商业人文主义的踪影，在购买商品时，他们能够触摸到人性的温度以及人间烟火的味道。

“孟婆”们的价值就在于，她让商业走出了单一的功利主义路线，在步行街的室外空间与商业人文主义进行并轨，从而让城市经济有了一丝的烟火气，也让线下商业重拾了久违的温度感。

人们必须认识到，商业乃人和文化之连接，城市经济不能走向完全功利的“商铺化”和“电商化”两个极端，城市商业和线上商业都需要重拾“人间烟火气”，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这两条轨道上取得一个平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商业行为并不都出于纯粹的“物欲”，更出于商业的人文场景与自身情感记忆的协同共振。

同时，“孟婆”背后反映了中国文化IP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未来这些传统IP的文化出海，也将是中国商业锁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重要筹码。相反，那些脱离“人文主义”的商业出海，一旦失去了“成本优势”（比如，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正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转移），最终就极有可能因为不食人间烟火而被迅速打回原形。

话权平衡：钟美美值得拥有“社会人格”

这次疫情期间，低幼群体放了一个他们有史以来最长的寒假，这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借由网络平台融入主流话语，人们看到在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有很多低幼人群创造的内容被广泛传播，“钟美美”就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一员。

一个社会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从学会倾听更广泛群体的声音开始的，由于中国的家庭传统是“家长一言堂”，主流教育是“孩子要听大人和老师的话”，所以中国社会其实缺乏倾听“低幼”声音的通道，这些低幼群体的心里在想什么，关心什么，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媒体基本不会去挖掘和传播，理由是诸如“他们还没有完整的社会人格”，“低幼说的话还很幼稚”，“孩子的话没有传播价值”。

世界对孩子最大的不公，就是剥夺孩子的“话事权”，成年人总以他们理解的生活和价值观，“压制”孩子基于天性的生长，总想着培养孩子们家长和老师都认可的社会人格。就钟美美而言，在相关视频并未违规的情况下，他出于压力主动或被动而删除模仿老师的视频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些大人仍在有意无意地剥夺他的“话权”。

好在网友纷纷力挺钟美美的话权，他依然可以在网络平台自由发声。不管怎么说，低幼群体表达通道的打开是一个好的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主动采访钟美美，让社会有了更多机会倾听以钟美美为代表的低幼群体的声音。

其实在“网络”这个越来越主流的舆论空间中，近年来“话权平衡”的敞口正在不断扩大，从最最初的“五环内”走向广大的城镇、农村，从70后、80后扩大到90后、00后，以及更早的50后、60后，越来越多的网络边缘人群开始走进网络空间平衡话权。

网络社会积极拥抱“低幼声音”才能更加健全和完整，所以被新冠疫情放大的话权平衡敞口，不太可能迫于某种压力而轻易“关上”，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上来看，尊重“钟美美们”的独立人格，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声机会和空间，也是中国社会整体必须承担的现实责任。

总结与思考

疫情面前，中国经济表现出的巨大韧性，离不开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因应环境变化，主动调整“生长姿态”的各种努力。人们正将这种努力固化成新的“生长能力”，很多人经此一役变得更自驱，更理性，更务实，更人性化和更包容，来自普通人的这些能力进化，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与现实商业产生“化学反应”，导致旧商业秩序的重排和新商业格局的重塑，并由此生出非常多的新商业机会。

商业乃人与文化之连接，当人的能力变化了，商业自然也会跟着变，从个体自驱、理性主义、权益觉醒、价值回归到话权平衡，新冠疫情下的这五大中国生长密码，将在一定程度暗合打开2020年以后财富之门钥匙上的那一排牙花。

注：本文系《轻资产时代》作者杜鸣皓个人观点，商业向心力实验室经授权独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