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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字母榜，作者丨蒋晓婷
安东的一天从中午开始。他是一名编剧，30岁，宅在燕郊靠近潮白河的一间出租屋里，目标是5年内拥有一部有名气的剧本作品。“女儿”木兰是一只才7个月的渐层猫，性格闹腾，喜欢在爸爸断网工作的时候大摇大摆走过来踩键盘、挡显示器，直到安东把她抱到怀里，顺顺毛，木兰才会安分。
安东需要这位猫主子，“有个活物在身边，感觉会好很多。”
今年是安东北漂的第7年，做了4年互联网运营，3年底层编剧，在北京搬过3次家——从亮马桥到马泉营，再到隶属河北的燕郊地区，租房离城中心越来越远。而燕郊的一间大房只要1400元，有厨房有卫生间，这种价位，在北京城内买不到一个上下铺床位。
选择这个便宜房存在通勤问题，每周3次进城开会，路上来回得花4个小时，以至于疫情之后，他反倒如鱼得水，和木兰相依为命，宅得彻底。
安东渴望在一部高质量作品的编剧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哪怕只是参与，“一个小编剧只要参与过《大明王朝1566》这种制作，出去找工作，所有人就会另眼看待。”
2016年10月成为新手编剧后，安东的生活基本围着工作转，生活节奏全乱，睡醒就码稿，累了就睡觉，一日两餐只需要填饱肚子，为了赶项目，一度在办公室住了3个多月，“差点抑郁。”
尽管这3年多时间，安东待过的编剧工作室来头都不小。上一家编剧工作室有某香港大导演做合伙人，创始人老杜做了十几年编剧，资源丰富，哪怕在影视寒冬，项目依旧扎堆。
去年年底应聘进业内一家颇有知名度的编剧工作室——近两年佳作不断，豆瓣平均分都在6分以上，合作的明星包括杨洋、陈伟霆、李现。
然而在老杜那儿，安东参与的好几部剧本都是不入流的网剧，要么质量差，要么迟迟无法上映，名字署上也是丢人。
如今这家新工作室，强手如林，他从入职开始，就负责给一个逐梦演艺圈的剧本做扫尾工作，因为进入项目时间比较晚，更没底气要求添一个署名。
一
安东入行是误打误撞。
他之前一直在互联网行业，在一家中型公司当网络运营，工作被数据、获客量、获客成本、运营渠道等等填满，心里却觉得空落落的，没有半点成就感。
2016年年中，因为阑尾炎发作，他回湖北老家做手术，休养一个月时间。看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他每天反问自己：4年时间究竟做了什么？“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每天通勤要坐2个多小时地铁，简直要疯。”
他决定辞职。
就业的十字路口，安东把一个个选择项列在纸上，第一个是编剧，其余都是互联网岗位——产品经理、数据分析等。
安东知道编剧不好干，他没接受过剧本训练，冲动来自于大学期间看到刘恒的剧本《菊豆》、《秋菊打官司》，对编剧产生强烈好感，“编剧是一个很牛逼的存在。”
“只想试一试”。抱着这个念头，安东在招聘软件上找到老杜工作室，投简历、笔试、面试。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离谱，“我从来没看过剧本，笔试写得剧本格式都不对，工作室也要我。”
面试当天，安东敲定入职，“几乎毫不犹豫。”他想的是留下来看看情况，看自己适不适合编剧行业。丝毫没顾及老杜在待遇上的苛刻：每月补助1800元，不签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能坚持下去就做。”
安东自信能很快上手，以前做运营时可以，当编剧应该也一样。
工作室的学习方法是跟项目。老杜不是编剧科班出身，十几年踏在国产影视剧狂飙突进阶段，一身本领纯靠剧组练出来，没有科班理论，方法就是把徒弟们扔进剧组实战。
入职刚几天，安东就被老杜外派去剧组改剧本。剧组导演是老杜工作室的合伙人。安东觉得，机会来了。
在横店一干就是4个月，剧组超负荷运转，安东生活作息全乱。白天跟着拍摄节奏走，凌晨2、3点等导演下戏，回宾馆一起修改剧本，动辄挨骂。被导演提点后，安东得彻夜改剧本。“刚入行什么都不懂，赶鸭子上架，很痛苦。”
不光导演脾气大，统筹、灯光、道具经常熬大夜，身体状态差，脾气也是一点就着。
拍摄现场阶级分明。网剧男主时刻前簇后拥，替身演员打完动作戏后，走路一瘸一拐，周围连个扶一把的人都没有。剧组供应的椅子也是主演专座，工作人员可以坐在道具箱，群演只配蹲地上。“那会儿冬天很冷，群演都坐在室外。”
剧拍出来后评分特别低，但安东觉得四个月时间不算白费，“算开了窍。”
在横店期间，工作室6个编剧集体辞职，安东回来后被动成为老杜的左右手。所有家当搬到公司附近的燕郊大厂回族自治县——北京不少影视工作者的大本营，房租只要几百块。吃的是政府支持的食堂，生活全围着工作转。
工作室的新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安东适应老杜的做事风格。每次剧本讨论会，都是老杜提创意、出点子，其他人充当执行人，不需要提任何意见，“在他脑子短路的时候给点思路就好。”
但要执行下来，拼的是强体力。安东每天固定要写几千字培养手感，需要熬夜赶项目，经常写到脑子恍惚，“当时做梦都梦见马上要交稿”；被查出脊椎侧弯，又腾不出时间锻炼，再加上北京气候干燥，经常会喷鼻血。
跟组的时候更难受。如果说在工作室写稿是创作，在剧组就是补锅。场景、台词、演员，谁都可以给编剧提意见，最后剧本改得面目全非。
编剧都不愿意跟剧组。一去剧组至少3个月，能住上快捷酒店还好，碰到抠门的草台班子剧组，需要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每天吃得盒饭都特别差。剧组的事儿还多，会出现资方塞角色，服化道、剧本走关系，导演没权利决定男女主，拍摄画面只要能看就行。
碰上这种剧组，安东只能认栽。即便是师傅老杜，在资方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所有意见照单全收。哪怕修改意见和剧情无关，只是给演员档期让道，按要求删戏、加戏、改人设，或者配合植入广告等。
这3年来，安东能触到的编剧任务只有低成本网剧。尽管老杜经常在他面前打包票：写出好剧本，就可以上央视六套。
但3年过去，安东参与了N部编剧项目，始终碰不到央六的门槛。
他曾看到过希望。2018年6月，工作室接到了一个据说可以上院线的电影项目。老杜安排安东和一名女同事去广州跟组3个月。到了之后才发现，原剧本不能用，需要边拍一边写，每天忙得找不到北。
谁知到剧本结束阶段，导演想要潜规则女同事被打，项目随之告吹。
安东只能暗怪自己倒霉，碰不上大剧组，只能每次被草台班子折腾，“越是大导演越是爱惜羽毛，副导演聊戏都会开门。”
他最后也发现，师傅老杜在圈里打拼十几年，署名作品屈指可数，豆瓣评分一片灰。安东想在老杜这儿拿一个能立身的编剧署名，希望渺茫。
二
“不念师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两样。”这是老杜的口头禅。
老杜信奉传统师徒制，安东工作3年，一直没签劳动合同。直到在老杜工作室待到第3年，才在同事的争取下签了一份项目协议，了解酬劳分配的细节：8万一集的戏，分到编剧手里，一集不超过1万。
在此之前，安东的收入除了每月1800元，偶尔会拿到一点剧本收入，由老杜裁定，偶尔1万，偶尔3万，平时还要倒贴车费，或者给老杜买烟。
到2019年8月，安东意识到不对劲，“快30岁了，还需要向家里人给钱生活。”
安东没有什么物质欲望。日常除了吃喝买衣服，爱好为0。期间甚至用光了前4年互联网工作攒下的几万积蓄。
“我起码自己需要衣食无忧。”思考了2个月，安东决定离职，跟老杜坦白：没法呆了。
老杜没有挽留，这么多年工作室新人来来去去，他从不留人。他的骄傲在于，总有人会因为编剧梦，来给他鞍前马后，唯一的要求是：能学到东西。“入这行的人都渴望成功。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安东一直感谢老杜带他入了行，但客观评价这位师傅，他说：老杜没有能力，教徒弟的方法落伍。“老杜工作室是非常传统的学徒制。类似德云社郭德纲带学徒，但老杜没有郭德纲的能力。”
也是在老杜这儿，安东有了原始野心。
在此之前，安东说自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没有梦想，更没什么见识。
他出生于湖北荆州农村，父母没有文化，靠小本生意养大安东两兄弟，唯一的要求是要他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很多愿望被学习抹杀，没有兴趣爱好，努力考上一本院校，到大学选志愿的时候一头懵。
最终选择了汉语言专业，是因为小时候爱看书，小学能通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初三看懂了《基督山伯爵》。
等到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当出版编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喜欢。随后一路北上找工作，“发现自己原来的世界那么小”，直到在北京落脚，依然迷茫。
因为没有职业规划，安东被培训班的宣传砸晕了头，借了近2万网贷学习程序员基础知识，“想进互联网行业，赚多点钱。”结果程序员没当上，阴差阳错当上了互联网运营。
直到4年后，对运营工作产生厌恶，在人生十字路口，又误打误撞当上了编剧。
这一次，安东失去了选择权。
2019年下半年，父母拿出10万积蓄，催促安东赶紧买房定居，“随便哪儿都行。”他告知父母真相：之前有积蓄，但现在没了。
偶尔他还会担心，自己再在编剧行业干下去，会吃不上饭。
面对直面派采访时，安东骂自己离开互联网行业来当编剧是年少无知，偏离轨道。“如果当初继续做互联网，每个月至少1万多收入。进了编剧行业就是1800元。”
但他很快认清现实：想回也回不去。“互联网行业更新得太快。跟不上了！”
他只能继续在编剧这条路上走下去。
三
到了30岁的年纪，安东不敢再浑浑噩噩下去，他急需要一个署名作品。“编剧靠名气吃饭，只要有一部作品立身，路会好走得多。”
去年年底，安东应聘进一家更优秀的编剧工作室，不仅收入高了，薪资翻倍到8K，还可以接触精品电视剧剧本创作，离梦想更进一步。
师傅的标准自然也高了。老杜要求听话，新主编则要求创意，每次剧本讨论会都是一场头脑风暴，要想主题想情节，不管说得多离谱，都要畅所欲言。
这是安东第二次感到痛苦。“第一次是刚入行那会儿，什么都不懂，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第一次剧本讨论会，安东的脸红了半场。新工作室做的是精品电视剧，要求高，节奏慢，周期长，每一个细节都要磨合，IP的主题方向筛选都需要长时间讨论，跟老杜那儿的工作模式完全不一样。“和同事差距太大，我就是做网剧的水平。
入职不久，主编让安东负责给一个逐梦演艺圈的剧本扫尾，参与时间晚，自然没有署名权。“署名权看参与程度，超过30%就可以争取。”
因为剧本要求高，这半年来，安东每天除了和同事、主编沟通，大部分时间扑在工作上。下午1点左右断网，享受精力高度集中的写作状态。偶尔会持续到凌晨4、5点，长期伏案写作催化出过劳肥，安东172厘米的身高，体重140多斤，体脂明显偏高。
尽管几次听说有青年编剧熬夜猝死的消息，他也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预感自己迟早会猝死在工作上。”他唯一的保障手段是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险和重疾险，求个安心。
但这样高强度工作下来，他的进度条依旧缓慢。
“有点吃力”，安东说。他需要从头学起。在此之前，他看的片大多是文艺片，喜欢的导演是黑泽明、库布里克，和这家工作室的风格——商业电视剧方向格格不入。
他要疯狂补充韩剧。“之前积累特别少。一场戏要达到某个场景，什么情形下该吻，别人是信手拈来，我要一点点研究，跟经典剧取经。”
看的剧多了，安东对国产烂剧都有了同理心。“看的时候觉得很烂，写的时候又觉得情节设置很牛逼。如果让我写，我还真不定能写出来。”
但在追梦路上，他的焦虑感如影随形。“编剧行业的淘汰率很高，很多人耗不起等不起，会主动放弃。”安东见过很多中年编剧，与时代脱节，拿不到电视剧机会，网剧没人找，烂片的盘子都接不到。安东唯恐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人，“很难想象到时候该怎么办？”
而如果不被社会淘汰，安东需要加倍使劲，“35岁左右要有一部有名气的电视剧，类似《欢乐颂》、《陆贞传奇》这样的量级。”
他也想听父母的话，尽快买房安家。但编剧的工作限制他，不能离开北京。“家里什么都好，但编剧工作只能在北京这个环境里面发展。燕郊的房子又买不起。”
如今，他现在的心态也变了。偶像不再是刘恒，而是想成为于正这样的编剧明星。
“如果于正的人生没有抄袭这一环，非常符合底层编剧往上走的路。从编剧做到制片人，他有话语权，懂得重视剧本，从《延禧攻略》到《鬓边》，口碑都挺好。”
安东想成为“于正”。
他说：“爬到越高的地位，遇到的人就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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