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实力崛起，在国际关系上，全球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全球蔓延的疫情又将各国关系带入了一种微妙的境地。目睹了中国几十年的外交风云，拥有着丰富的外交智慧的外交官们，会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局势的变与不变？

在钛媒体 T-EDGE X 全球连线科技月的开幕论坛上，由钛媒体打造的，由“国际英语传播第一人”、前央视国际频道著名主持人杨锐主持的首个国际顶级对话IP「Rui-Dialogue」完成了首秀。在 T-EDGE 大使圆桌会上，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和中国前驻冰岛大使苏格，与钛媒体国际合伙人杨锐展开了一场关于《疫情后的全球化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精彩的主题对话。

三位资深外交官对国际问题、全球热点话题都有着深刻洞见，在本次我们与大使们的对话中，进一步探寻了如何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以及找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今年以来，对内，我们正面临着疫情卷土重来的挑战，在外，我们面对更多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但三位大使均对当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持乐观的态度。

在周文重看来，面临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总是机会大于挑战，对中国来说亦是如此，因为我们总有办法能够克服困难，转“危”为“机”；苏格则表示，疫情一定会对我们今后的全球化所面临的形势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前进的步伐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的规则，不会因为一次疫情就全然改变。回顾我国近40年左右的历史后，华黎明认为每当我们越过困难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机遇就会来临。

在国际关系的议题上，中美关系是永远无法避免的讨论的对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双方依旧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大使们也意识到，双方部分脱钩的问题已经出现，恐怕全球化也回不到原来的那种形势。

虽然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的时间点所导致。但纵观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潮正在上升，逆全球化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凸显。

苏格认为，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鼓动下，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的脱钩在所难免。周文重则认为，虽然现在美国国内的气氛确实对中国有很多不友好的地方，但双方已经相互已经融入了太多，想要脱钩已经很困难的事情。华黎明表示，我们已经越过冷战时期，经济是与各国展开友好发展的基础，因为有了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切断。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总体来看，中国一直在努力维系一个和平且稳定的外交格局。同时，我们也要寻求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认为，我们分析国际形势，一定要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华黎明表示，在中国新时期的外交上，我们需要谦虚一点，不要试图去事事都去引领别人，在同世界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要让人家从对华的关系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这样互惠共赢才能获得长久关系。

但我们如何在国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外处理修昔底德陷阱，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而维系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压舱石“经贸关系”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变局之中，我们又如何保障国内的金融和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安全？

种种关于全球化最热的议题，各位智者更多精彩的内容碰撞，可以在如下对话中找到答案。（本文首发钛媒体APP，编辑/李程程）

以下是钛媒体杨锐与周文重大使、华黎明大使、苏格大使的圆桌对话实录：

杨锐：近日，北京又成为第二波新冠疫情来袭的爆发地，疫情的反复导致中央提出来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另一方面，纵观全球，国际形势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今天，邀请大家来到钛媒体一年一度的科技月活动——T-EDGE X大使圆桌论坛，结合着我们国家内外面临的双重不确定性和风险，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经验和智慧，请各位大使就全球化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发表各自的看法。下面我来介绍参加我们这一届T-EDGE X大使圆桌论坛的三位重磅嘉宾。

首先，让我非常荣幸地介绍前中国驻美国大使，也是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前外交部的副部长，也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周文重先生。此处应该有掌声，不过在线上听不到掌声！

接下来再隆重推出中国前驻苏里南和前驻冰岛大使苏格先生，他也是外交部非常重要的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他现任是太平洋经济合作中国委员会委员长，也是“退而不休”，依然兼任我们重要智库的领导。

第三位我要隆重推出的是中国前驻伊朗、驻阿联酋和驻荷兰大使，同时也是参与了国际化学武器的谈判观察员的华黎明大使。

他们都目睹了中国几十年的外交风云，拥有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国际问题、全球热点话题都有着深刻洞见。

1、疫情是“危”还是“机”

杨锐：先请周文重大使简单说一下2020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我们可持续发展面临最重大的挑战。到底是挑战大于机会，还是机会远远大于挑战？您从国际观察员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呈现？

周文重：形势当然会不断地变化，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机会总是多于挑战，挑战再多再大，我们总能够有办法化解、克服。所以，机会大于挑战，这恐怕应该是对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一直是这样的。

杨锐：机会大于挑战，在危机当中存在机会，就是中国人的智慧，那苏大使呢？

苏格：我完全赞同周大使高屋建瓴的分析。我们一直观察国际形势的变与不变，要看到它的变量、定量。今年要看到特殊性质，今岁不比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确实是冲击着全球化，冲击我们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

我的基本想法是，疫情一定会对我们今后的全球化所面临的形势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前进的步伐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的规则，不会因为一次疫情就全然改变。我们在变化和不变当中，在危机当中，一定要寻求把握住机遇，寻求我们自己的机遇。

杨锐：有请华黎明大使，谈您的分析，您对2020年我们内外环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有哪些见解？

华黎明：2020年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很艰难的一年，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这么严重的疫情，一开始把武汉这样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都卷进去了，发展到现在半年之后，全球都碰到疫情。疫情不仅传染了很多人，导致很多人死亡，还导致全球经济停滞，再加上这几年世界上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

但是我想，我们在历史上，远的不说，近40年左右历史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2008年汶川地震，1998年的洪水，国际上的困难也都不少。但是这些困难，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克服了困难，也从中获得了机遇。

讲个简单的例子，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真是个大灾难，就在北京奥运会前的几个月，但是我们在72小时之内64万军队就进入到汶川，全民动员来救灾，全世界对中国都肃然起敬。疫情让我们遇到逆全球化这些困难，情况也是类似的。历史上，当我们越过困难的时候，可能机遇就会来。

2、中美不会完全“脱钩”

杨锐：大难兴邦。中华民族绝不缺少这种韧性。再回到周大使，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近来国际形势非常不乐观，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面临很大考验，虽然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中国成为一个被吊打的对象，整个美国的战略目标都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共和党中的右派对我们充满了敌意。

周大使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也经历过好多次危机，都化险为夷，能不能讲一下，是不是我们在不确定性当中，也应该看到我们还能有止损的可能，有止损的空间，有这个管理的能力和智慧？

周文重：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么一个当口，面临困难挑战很多，其中关键的一点变化是，现在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看法、定位在变化。当然它内部可能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个统一认识、统一看法的过程。

我们在应对中，是心怀坦白。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挑战任何人，我们也不需要、不准备、不要求取代任何人。说到底，是美国人对我们不放心，他把你看成是一个对手，原来曾经把你看成是一个伙伴，后来慢慢在变化、在调整。他在有的方面把你看成伙伴，有方面把你看成对手，现在他从总的方面把你看成是一个对手。

我们怎么应对？我想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是存在，这一点他也否认不了。完全脱钩我看不可能，美国很多智库、学者也认为不可能。部分脱钩肯定不可避免，高科技等这些交流，可能不可避免，双方可能都需要调整的过程，也就是看美国最后利益集团之间怎么一个协调过程吧。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一方面还是一贯的方针，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关系。这个关系能够把它维持下去，对吧？不冲突、不对抗，是吧？互利共赢啊、互相尊重。

当然，美国现在正好是一个大选年。今年是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非常明显。选情还在发展，选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也都还需要观察。所以我的想法，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预测的东西有不少，但是不变的东西也还存在。所以，我想我们怎么让双方的共同利益更清楚，让他明白不要为了党派的利益，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把美国的总体的利益损害。

双方在互相适应的过程当中，希望美国各界，包括企业界也好，智库等，能够形成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共识。因为双方如果这么敌对下去，或者在某些方面这么敌对下去，对美国实际上也不有利，我想他自己也应该明白。

3、中国和平崛起如何避免“两个陷阱”

杨锐：我记得两三年前有一个圆桌讨论，苏大使也在台上，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内有中等收入陷阱，外有修昔底德陷阱，有两个陷阱。那么，您今天依然认为在国内我们最大的危机来自于中等收入陷阱，而在外部，中美之间要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对抗了？

以我们中国的目前成为全球产业链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及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有人讲，五到六亿的中等收入的群体，还有我们大数据技术，给我们带来弯道超车发展叫“互联网产业化”等，您觉得这一切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延缓脱钩，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呢？

苏格：谢谢我们的杨锐先生，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在刚才引导性发言，实际就给人以启迪，我们现在就分析国际形势，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从国内大局来讲，我们要实现的两个百年目标。国际格局现在面临什么情况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就有了判断的依据。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历史方位，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天时、地利、人和”。

西方分析国际关系，也有一个三层分析法：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和决策层面。如果从国际格局变化来讲，刚才杨锐先生也谈到了全球化的变化，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涉及方方面面。

咱们都知道，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经过了若干个阶段：航海大发现、蒸汽机、内燃机引起的电气化，到现在的信息时代。全球化就是历史的一个进程，所起的历史的作用，就是使生产资料，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资源重新配置，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当然，全球化本身不能消除贫困，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我们进入了全球化，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不可能因为一次疫情就全然改变。但是，我们尤其注意的是，也就是刚才周大使讲的，美国国内正在大选。决策者为了个人选情的需要，很可能就拿中国说事，可能就甩锅，把责任推过去等。

但是，我们谈到经济学，经常讲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有时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概念来分析现在的形势，就特别的妥贴。经济基础如果从经济的自然规律，那当然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美国和中国是处在一个生产链价值链上，我们原有的、已经形成的自然的国际分工，一定是双方都是获益的。

就是说，如果按照经济规律走，那些产品在中国生产，一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要不是符合自然规律，那美国通用汽车不会在中国卖得比美国还要多，也不会生产得比美国还要便宜。但现在就是美国一些政要，他极力要用政治的冷战思维考量，强行地要改变经济上的一些规律。

比如说。像周大使刚才说的美国一些政要，要把一些在中国生产的环节，强行地拉回美国，最终是不是全部都能拉回去，我确实怀疑。但是，他在所谓的“政治正确”思想鼓动之下的话，中美在一些方面，比如说高科技领域，脱钩恐怕是在所难免。

对我们来讲，美国政策的调整，两党、朝野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已经设为最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政界，政府已经对华实施了全方位的战略挤压和制裁。

这时候，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总的来说，还是要争取和美国保持一种协调的、合作的稳定关系。当然了，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也不是取决于我们一家了。但总体来讲，习近平主席站得很高，他说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关系是两家的事情，关系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甚至关系着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

有一个专家讲了这么一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说中美两国在一起也许解决不了世界上所有问题，但这两家如果成为敌人，那世界上重大的问题恐怕都难以得以解决。

4、中美之间的压舱石变了吗？

杨锐：华大使，您有多年在中东驻外当大使的经验，谈到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能源可能也是第一阶段贸易，除了买农产品之外，恐怕要进口的它的燃油等。现在的油价已经下跌到了38-40美元区间，美联储释放了大量的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宽松）刺激流动性，推高股市。

现在有两个悖论，一个说美国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疫情带来的，可能会进一步甩锅给中国，也可能因为经济下滑带来大量的不确定，相反，他们更加看重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有两个逻辑都成立。您怎么看？

原来我们说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压舱石——经贸关系，但是现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的调整，中美之间非敌非友，压舱石这个说法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上一次我听到一位军方代表讲，两军关系恰恰成为双边当中的压舱石，而不再是经贸。听得我是云里雾里。我想听听华大使分析一下，中美之间如果保持斗而不破，那么是不是还要看经贸关系？

华黎明：我们回顾中美关系，更长一点是战后的70多年中美关系，现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应该还不能说是最糟糕的时期，这一点周文重大使比我更有发言权。

杨锐：周大使，插一句话，您觉得中美之间最糟糕的那一段是哪一段？

周文重：朝鲜战争，国家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最坏的。

杨锐：战场上拿不到的休想在谈判桌上拿到。

周文重：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美国对我们封锁包围，应该说是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候。现在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最坏的时候。即使中美建交以后，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时候我们在外交部工作都知道，美国一直是问题不断。

大家都还记得1999年，美国轰炸我们驻南斯拉夫使馆，那时候中美关系怎么样？在南海上空撞机事件，还有银河号事件，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就是有问题、有冲突、有矛盾。另外，有些方面又必须要中美双方要合作，比如说，刚才讲的贸易关系。

只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他要逆全球化，要把产业都弄到美国去，但是很多事情他做不到。而且，我越来越感觉，最近这两年，特朗普的政策，包括他对华政策，跟他的选票有关系。他不是一定要贸易额达到多少，第一阶段能不能实现，关键是他能不能争取到更多的选票，能不能在今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获得多数票。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中美关系，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打仗我想不可能吧，这是不可设想的事情，主要就是看交恶到什么程度。有人把现在美国国内对华的气氛，比作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我也不大相信。但是，应该现在说，现在美国国内的气氛确实对中国有很多不友好的地方。但我们双方已经相互已经融入了太多了，想要脱钩已经很困难的事情。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还是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杨锐：是理性的乐观吧。

周文重：很多事情不是说一个两个人，或者一两个集团能够决定。它有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经济体的时候，14亿人口的市场，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能放弃这个地方？我觉得谁当总统谁都得考虑这个问题。

杨锐：再回到周大使，美国他在华为问题上，在5G问题上，渐行渐远，一再指责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或者叫工业间谍，把5G当靶子来打。你怎么看，美国对华关系当中，是不是从经贸到了技术，从技术到了金融？

刚才我对华大使的分析有一点疑虑。华大使说我们都经历过最严重的时候，比如说炸馆事件。但那个时候毕竟双方关系比较正常，保持着正常的官方接触，对华接触政策今天恐怕很难用脱钩来准确的形容。周大使您认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里，在数字化方面，是不是对中国充满了更多戒心？

周文重：5月20号，白宫发布了一个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白宫向国会提交的。这个方针的战略明确否定了历届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对华竞争的路线。这个方针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更浓，所以，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又向前走了一步。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说过要脱钩，但是从它的实际利益考虑，它又不可能完全脱钩，所以它在某些方面要跟你脱钩，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刚才你问的问题，实际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华为的5G的技术，美国人眼看着中国拿在手里，先把它搞起来，他心里当然有想法。所以，他找了个借口把你赶走啊。但是，另一方面他离开5G，很多方面没法往前发展。所以，针对华为5G的一些东西，美国商务部又松口了。

这就是两方面。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讲，他把你看成是对手。官方文件里，对手或竞争者交替使用，把你描绘成是一个对手。那么，具体来讲，它在某些方面脱钩，比如讲现在高等院校某些专业对中国学生不开放了。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对你的限制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它对你的高科技的产品，能够进到它哪些市场，进到多少，进到什么程度，都在斟酌当中。所以，内部可能也有利益相互的需要，平衡一下吧。不同的利益集团，可能也有不同的想法。在这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还是要冷静观察一段时间。

5、避谈政治，美国商人不再务实？

杨锐：苏大使，以往……对不起，我老是要回到以往，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回忆中美关系的命运，而是说，原来我们讲，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美国的企业界、华尔街等，都会成为一个对华比较现实的、务实的游说集团。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苏大使怎么看，为什么整个美国的企业界都变得鸦雀无声？虽然我们也看到Elon Musk在上海建厂，虽然我们还看到美国大量的企业在华，但是都纷纷离开避险，这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苏大使怎么看？美国的企业界是不是不再像以往那么务实呢？还是他们决心做好配合，哪怕民主党上台，淡出中国的市场都成为大势所趋。因为中美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一度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出口的市场。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了美国的60%以上，而且如果按PPP的话，平均购买力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但是这些并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的人均GDP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大家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像1949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大的辩论，谁失去了中国？今天是不是美国有可能再次失去中国？

苏格：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深刻。美国现在国内面临着大选，当政者又特别的个性，原来驻华的一位老大使，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谈到说美国国内，原本当然不是这样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有时候不允许人们出来。

杨锐：用一句话来讲他们都很注重政治正确性。

苏格：我就注意到了，现在美国企业界虽然没有很多人站到前台来说中美关系有如此重要，中美关系对我们公司如何的友谊等，但是，美国还是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经营和运作的。这些公司它往往不是冲在前台，指名点姓批评、抨击中美关系，也不是说中美关系就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目前美国在学习政治，美国政治学还有个词，叫沉默的大多数最后的大多数。往往你看到的是许多人都在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特别赞成刚才周大使和华大使早前的分析，中美关系当中一定有很多因素，促成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的融合。联系两国人民之间，也有着友好交往的愿望，学生、商界等。

那么，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从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任何外力要把我们政权、把我们国家颠覆，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然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防止祸起萧墙，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刚才也一开始起就提到了，我们现在自己疫情过后，我狠抓六稳，狠抓六保，我们自己要有底线思维。

从国际经济角度来看，如果现在看我们投资、消费、出口，一般都是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不光是中国的机遇，同时也是中外的机遇。

比如说，我们启动新基建，大的新基建项目当然不像以前光是基础设施，包括5G、工程云计算的互联网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里面采购不见得就完全都是中国的产品，比如说互联网用的芯片，不少要从国外进口的。举这个例子就说，这是中外共同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机遇。

另外，第二驾马车：消费。我们消费难道都全是买的中国货？我们可不像特朗普讲的是买美国货。我们都买。

要促进生产，就谈到三驾马车的“出口”。我现在一个感觉，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条件了，疫情是我们最先得到控制。现在也率先的复工复产了。但这启动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感觉到一句老话就是，“环球同此凉热”。疫情好了之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也生产了，但是你要面临的是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其他地方，来自世界各地来的订单。

所以，你也要打消疫情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等，要达到市场的预期。开工复工也要着力解决国际订单不足的问题。从一个侧面来讲的话，现在的努力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地球村，一荣皆荣，一损皆损，也不可能就是中国一花独秀了，我们自己就生产就发展起来了。我们要得到各方的订单，这也绝非易事，还要继续努力。

杨锐：关于中美关系，三位大使都提出了非常深邃的看法。我想回到华大使，当时我记得十八大以后，习主席很快参加了一个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工作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特别注重的双边关系、睦邻友好关系、战略互惠等。

最近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与印度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印方死伤多名。但很快我发现从外交层面上的，大家恢复了平静。让我想起了习主席跟莫迪总理在洞朗事件发生之后的武汉会议，以及在青岛召开的上合组织的首脑会议，双方领导人都呼吁，不要被美国的战略所忽悠。中印关系非常重要，中印关系只是审视我们睦邻友好的关系的很重要的恰当的例子。

我想听华大使讲一下，从中坚力量来看，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欧盟，对中国新时期的外交大局有多么重要。因为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和美国可能回到冷战去了。除了有个重要的前提，像在冷战期间美国它不仅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整体来对待以苏联为代表的另一个军事集团。

今天的欧盟，实际上他们对华政策还是非常的实际的、现实的。我们有跟地中海关系，南欧国家，对希腊、对意大利非常好的关系，比如跟意大利签订了BRI 备忘录，我们上海建博会，希腊总理也来了，习主席访问了希腊。

我们还有那个“16+1”与中东国家的合作的机制，也都是BRI重要的一环。就这些放在桌面上，是不是真的就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景象，就欧盟也好，印度也罢，新兴市场也好，它是一个摇摆州，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对冲，非常有利于这个全球形势稳定的一个对冲的力量？

华黎明：中国曾经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不好的。冷战年代我们是被封锁、被包围，联合国的席位一直到1971年我们才恢复。北约可以操作表决信息，美国可以操纵表决信息，不让提案通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确实，冷战年代是比现在要差多。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之后中国整个的国际地位就不一样。一个基本是经济实力，说不好听就是财大气粗。当然，我们也不是拿经济来做一个大棒。但是经济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同各国开展友好关系。与很多国家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了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这个线很难断掉。说要想不好，也可能很困难。

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发展。如果冷战年代被我们看作是一个要向外扩张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的形象已经不是这样，中国是谋求发展、谋求合作的。也说一下我们外交需要注意的，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外交，需要世界上有更多的朋友，敌人也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这样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对中国有一种亲近感。

我记得有个美国朋友跟我们提过建议，对中国外交有什么建议吗？有一位美国朋友提个建议就说了两个字，谦虚。谦虚一点，不要试图去事事都去引领别人、引领其他国家。我想这是在新时期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在其他方面，我们在与周边国家、在同世界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确实要让人家从对华的关系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这样他不能离开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是这样。

现在，历史走到21世纪，美国还要想如果像五十年前一样，再动员北约国家或者是跟美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相同的国家，来反对中国做某件事情，恐怕是是越来越难。只是说，我们外交一定要做好。我们要在国际上越来越低调。还有，根本的事情是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刚才苏大使讲的很对，国内的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先是靠出口，然后，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用几万亿的投资，来推动我们的经济，第三就是发展国内市场。现在恐怕到了中国到了这一步。中国的经济年发展是很快，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还有好几亿人，不说生活在贫困中间，就像前几天我看到的，中国还有一亿人，没有抽水马桶。

这是个标志。1940年的时候，美国60%以上家庭，包括边远农村地区，家里的标配有抽水马桶，有浴缸，有厨房，有普通的家电。如果说是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人口月收入还在一千块人民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是很富裕的国家。

而且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力量，我们真正市场是在国内。能够把国内消费带动，去试想我们几亿人都要盖的房子，都要盖一个标配的房子，我们这个市场会变得更大，而不是眼睛老盯着靠出口来拉动经济，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我想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在国外我们多交朋友，这是我的想法。

6、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杨锐：周大使，记得十八大以后，习主席多次强调了我们要新的安全观，那这次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快党中央做出部署，要把疫情重大的公共卫生的医疗方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几个重要概念：有能源安全、有金融安全，当然还有军事安全，也还有高新技术的安全。

现在，我们表面上看账面上看有三万亿的外储，前段时间有声音说的美国可能要赖账，因为指责中国都隐瞒了疫情，早期的疫情就有这样一种噪音出来，这就难免让人想到了我们这个中央最近的也提到了区块链、比特币，数字货币。

我记得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就说过，应当提倡一个基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超越主权货币之上的一种货币量。这样可以摆脱依赖美国的金融霸权，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您怎么看的金融风险，这也是六稳之一。一定要这个底线思维之上的，就是金融安全，也是中央非常看重的。

您觉得，今天我们虽然七十年代美元脱离了金本位，但是能靠着GCC（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外合作组织达成的协议欧佩克达成的协议，依然以美元来进行结算大部分能源商品，和军事政治霸凌依然维系着，自己的金融的主导地位。

你觉得对中国来讲，是不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领域里，我们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化解对美元的依赖？美元的主导性的货币，它主要的储备货币的支付手段就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怎样化解一下这种风险呢？

周文重：陆家嘴金融论坛大家也都关注到了，那么我在这把它一些主要的看法引用一下。首先，我们对前景、自己的预期、需要做的工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刘鹤副总理也专门书面致辞，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他的主要看法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形势正向好的方向转变。

第二，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

第三，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强发展资本市场；

第四，不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我们非常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第五，强化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信贷比去年要多增加一万亿；

第六，加大对保险方面的资金，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

第七，应对疫情的金融支持政策，虽然有阶段性要提前考虑适时退出；

第八，央行的降准和增加再贷款，都是扩张的货币政策；

第九，全年新增信贷预计二十万亿；

第十，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交叉传染的特征日益凸显；

第十一，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

第十二，研究允许IPO老股转让等创新制度。

陆家嘴金融论坛的主要言论，代表着金融界的方方面面，肯定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形势的严峻性。一个是怎么把双循环搞好，内循环和国际上交流合作的外循环，内循环、外循环互相依存，我觉得刘鹤副总理的书面讲话非常重要。

下一阶段金融怎么来应对？目前形势提出了一个方向。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的贸易都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这样的话，减少美元的使用，也是可以预期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因为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也是一个逐渐的变化的过程。我想我们都要有所兼顾吧。

我想问一下苏格大使，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资本账目开放的话题，现在人民币还不能与美元自由兑换，这当然也是为了化解金融风险，与此同时，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讲到，我们要进一步的开放资本市场，开放金融服务，保险业等。这都是已经踏踏实实的落地执行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还有贸易负面清单。

苏大使，您觉得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竞技水平，虽然WTO现在基本瘫痪了，它的仲裁机构也因为美国严重干预几近丧失自己的功能。谈到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的时机到了吗？

苏格：先谋于局后谋于律，现在我们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民族复兴未达目标，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的趋势，我们仍然是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这门打开之后就不会关上，而且还会越开越大，刚才讲的金融业的开放和国外维系合作，是我们对外开放一个重要的领域。

因为最终我们要推进我们的目标，能不能双方都能按照既定的谈判的最终的模式，最终能推进达成协议，也不取决于我们一家。而且可以肯定是，中国将会在准入前国民化待遇、负面清单等，在这些问题上是会给外资创造在中国发展的良好的条件。我想我们在工作的期间，也曾经参与过经济外交的一些工作。比如说，除了就是刚才两大使谈到的，我们在SDR咱们特别提款权。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我们的一些额度等相关问题。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想办法创造一个搭建经济、金融合作的桥梁。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国家，也和咱们的央行就发展了货币互换。我们的人民币没有被广泛称为国际货币，中国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上没获得广泛的承认。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合作伙伴，自贸区的建设，一带一路，中外合作的路子也是在越走越宽，因为华大使在中东工作的时间长，他就在此就更有发言权。

在一些问题上，咱们和有一些国家还可以采取特别的贸易安排，当然美国长臂管辖，包括对伊朗这些国家原油出口，是用美元来结算。他可以通过银行代码等一些其他途径，对你进行管理，对你进行单边主义制裁。但是，我想就是说，从长久来看的话，我们促进中外的经济交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我们的区域更多的互联互通，促进我们的世界更向全球化的发展，这将是中国外交始终不渝坚持的方向之一。

7、我们还面临哪些全球化风险

杨锐：我们就要结束圆桌讨论，首次的大使圆桌论坛。我想借着剩下时间，请每位大使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在逆全球化，还是在全球化的格局当中，重新部署我们的外交，以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所谓的逆全球化，那一定就是指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或者上一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会者提出的，后西方时代的非自由主义在强化，在破坏着战后的自由主义色彩的一种经济秩序。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应对？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2001年加入WTO，中国能迅速地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在今后，中国虽然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巨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群体，但是，外贸方面我们还面临哪些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先有请华黎明大使。

华黎明：我觉得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或者不可逆转的潮流。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它要求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全球的范围内广泛的流通，现在确实做到这样，在全球化中世界经济得到了发展。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都认为好像中国从全球化中间得到好处，其实最大的获益者是美国。美国从40年到现在，经济总量翻了一番，靠的什么？靠着全球化。所以，现在美国还有人要提出逆全球化，实际上是这个对美国是不利。全球化它要求比较友好优秀的配置、生产力、劳动力、资金、技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潮流不可阻挡。

但是，确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一个是南北差距拉大，发达的工业国家拿到的红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还有，在每个国家，包括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富的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美国前几年占领华尔街的时候，1%对99%美国占了这么多钱，怎么还会有这现象呢？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那么多的红利都到了跨国公司和华尔街的兜里面去了。普通的中产阶级、普通的劳工阶层，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2016年说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当选美国的总统。

那么，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化这些潮流，还有反移民的潮流，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各地都流行，跟全球化有关系。我想通过了这一轮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争之后，人类社会才必须要找出一个办法，我们继续全球化，继续在商品、资金、技术全球的范围内广泛的流通。但是又要让这个全球化，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穷国、富国、穷人、富人都能得到好处。所以的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杨锐：请周大使说一下您的预言。

周文重：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美国从中国身上也得到了好处，美国之所以现在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民粹主义等，这是因为美国内部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对于他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在他国内，他现在要甩锅，搞逆全球化，只会它自我孤立。

举个例子，2018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讲了一句话，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

他指的是特朗普，流露出了欧洲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强烈的不满。所以，欧洲应该是全局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了。像特朗普行动上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退出中导条约，点名欧洲这个北约成员国应该提高经费等。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感叹说不能够再依靠美国了，欧洲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我想就是说，美国他这样一些自我孤立的做法，是解决不了他所面临的全球化所给他带来的问题。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美国这一轮这个大选，两党的辩论，两党的选民他们对这个问题就会做何选择？逆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

杨锐：2016年美国大选的确是特朗普的反体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在民粹主义的平台上的进入了白宫。接下来，民主党是否能够改变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思考，有请苏大使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苏格：非常感谢杨锐对我们的邀请，钛媒体的邀请，而且也完全赞同周大使和华大使的表述。我也完全赞同就是全球化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疫情之后的我们，要认真的分析哪些是国际关系格局当中出现的新的变量？

恐怕全球化也回不到原来的那种形势上的一种排列和组合了。会在一个新的格局下出现新的一些组合，比如说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物流链条等。它不会最终要回到小农经济，自己独门独院生产，他一定还会是一个国际群星的生产的链条的趋势。但中间由于西方的政治考量，人为的限制等，还会有一些新的重新的排列组合。

大的方向的是，中国推进新型国际关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促进全球化，推动地区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向的初衷了。这个初心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说中国具体运作当中，我想周大使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信念，还是要设法要稳定中美关系。

此外，我还想的就是，在这次疫情过后，恢复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亚洲、亚太地区也会出现新的一些趋势。比如说中日韩友好合作经济发展，会不会向前走出比较大的一波中国和东盟？因为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中日韩的这三家加起来就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了。中国和东盟贸易也是到了六千亿美元的体量，就像以前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这六千万美元的一个量级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中欧关系。刚才也提到，我们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也进行全方位的推进。另外，我们大数据，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包括5G、互联网、云计算、云服务，咱们越来越发展广泛，人们的联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刻。虽然一些人他极力的要推进逆全球化，但是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外交的航船无论在前进的路上面有何种艰难险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一定会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杨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我们钛媒体T-EDGE X的科技月首届的大使圆桌论坛的相当精彩，三位大使的高度、厚度、广度，甚至在某一个点上的锐度，都给我们T-EDGE X的观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分享智慧，也分享了你们对未来的信心，当然，我们也感觉的到三位大师都是审慎的乐观。我们有忧患意识，但是不忘初心。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也相信中国一定会是进一步全球化的。

感谢三位大使。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大使圆桌论坛，只是一场开始，我们还期待有更多。以你们为代表的大型圆桌论坛，进一步分享你们的外交思想，外交智慧，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就是像华大使讲的，要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伙伴，越来越少的对手，越来越少的敌人，甚至没有敌人。这样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才能大大的降低，中国的现代化的成本才会大大的降低。

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