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全球新冠疫情不断蔓延下,世界合作局面正面临新的挑战,人类开始集体反思“全球化”,逆全球化势力抬头。智慧的人类如何面对危机、与“黑天鹅”共舞?大国关系将走向何方?科技无国界的信念将如何引领全球化走向?
带着这些问题,昨日(6月29日)晚间,钛媒体发起的 T-EDGE X 全球科技月正式开幕。T-EDGE X 全球科技月,是钛媒体联合中外各大合作伙伴一起发起的,一场持续一个月的 ONE WORLD IN TECH 全球思想狂欢,全球连线,云端对话,聚焦全球危机应对,共话科技无国界创新。开幕论坛直播全程回看,还可在钛媒体App及官网直播间(https://www.tmtpost.com/watch/s9Z5n1)及合作媒体北京日报客户端同步收看。
全球著名思想家、普利策奖得主Jared M.Diamond(贾雷德·戴蒙德,下文称戴蒙德)教授发表了重磅开幕演讲,主题为「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他先后写作了人类命运三部曲《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和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钛空舱上已有抢先出售,地址:https://j.youzan.com/wz86DM ),都成为了全球畅销书。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料院士。
这场开幕演讲之后,现任钛媒体国际业务合伙人,前央视国际著名主持人杨锐也与戴蒙德发起了一场思想对话,这也是钛媒体最新高端对话节目“Rui Dialogue”的首次上线。
这也是戴蒙德先生在中国媒体上的首次演讲的重磅亮相,其开幕演讲和“Rui Dialogue”对话也受到了各界极大关注和反响,在钛媒体App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就超过了20万。
早在2000年,戴蒙德与其他16位最杰出的科学家一起被授予“美国科学奖章”,并因此在白宫与克林顿总统会面,这次会面让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此背景下,杨锐以“如果假设您可以在白宫会见如今的总统特朗普,希望提议避免中美两国背离的危机,您会当面对他说什么?”尖锐开场。
针对杨锐的提问,戴蒙德耿直回答:“与特朗普对话只是浪费我的时间”,引发了现场网友们的欢呼。
“我们谁都不会去说服特朗普相信他不愿意相信的事情。我认为,和他见面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服他的。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想法。简而言之,我的回答就是:与特朗普对话是浪费我的时间。”
戴蒙德教授也在对话中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充满担心,呼吁世界各国需要一次全球通力合作,以群体方式去共同解决此危机,“如果一味指责其他国家,将无法解决危机”。但同时,他又非常乐观地认为,新冠疫情可能会很快得到遏制,并且这更多是一次让人类变得更好的机会,新冠危机与其他人类正在面临的全球危机比起来可能是影响最小的。
不管你信不信,这场危机是一个机遇。 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给了一个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
新冠肺炎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在这些全球问题中影响最小,而却最受关注。
这些与大众主流观点几乎完全不同声音,戴蒙德为何这么说?答案可能在其发言全文里能一窥一二(直播回看地址:https://www.tmtpost.com/watch/s9Z5n1 )。
以下为钛媒体T-EDGE X 全球科技月开幕论坛戴蒙德教授演讲分享的核心内容提炼 ,经钛媒体编辑后发布:
一
“新冠疫情既是一场悲剧与危机,又是一次机遇”
新冠疫情已经夺去成千上万生命,病毒感染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经济也面临重大打击。疫情切断了正常的人际交往,我和我的妻子无法在家里接待朋友,也无法去探访好友。
我自己非常清楚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在过去三周里,我和妻子因为这场疾病已经失去了五个最亲密的老朋友。一位朋友就在前天去世,而另一位是在上周五离世, 他是我在欧洲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绝不会否认新冠肺炎不是一场悲剧,它对世界各地的经济都造成重创,还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我自己非常清楚新冠肺炎给人类带来的痛苦。
不管你信不信,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同样也是一个机遇。新冠肺炎危机给了一个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其实每当我这么说时,我内心都会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想法,暗示像新冠肺炎这样可怕的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那么,这场悲剧有什么好处?但是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开发出疫苗、流感疫苗时, 明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新冠肺炎危机将如何改变我们? 我将向你们展示保持乐观的理由,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新冠肺炎危机确实让世界变得更好了。
二
“一个国家不承认处于危机之中,危机将无从解决”
新冠肺炎是一个危机,而我正还对(国家)危机感兴趣,我最近出版的新书《剧变》就是关于国家危机的内容。
实际上,有两件事激励我去写关于国家危机的书。其一是我所思考的我82年来生活过的国家,以及那些我曾经多次到访过的国家,我的朋友所在的国家以及我居住过一些年的国家。我了解60年的那些所有国家,这些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危机, 或者正在经历或是即将经历一场危机。所以,当我回顾我最了解的国家时,它们都是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危机。
俗话说,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成因。 你可能会认为戴蒙德住在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发生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所有国家都经历危机,而是恰好我最了解的国家今年都处于危机之中,所以,我才对国家危机感兴趣。 我想知道我们能否从最近的国家危机中学到一些东西,帮助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世界危机中的国家危机。
但是令我对危机感兴趣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妻子玛丽的工作。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们相识已经42年,我们在1978年初遇,后来开始约会并结婚。在我们婚后第一年,玛丽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在名为危机治疗的心理治疗领域接受了专业培训。
大多数精神疗法、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都旨在帮助那些面临长期问题的人们, 这些问题缓慢展开导致一个人可能几年来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
所有人都遇到过个人危机。我们都知道,个人危机可能源于婚姻或亲密关系的破裂, 爱人的死亡也可能会引发个人危机, 配偶、父母和孩子的死亡都会让你质疑世界是否公平。从工作挫折或健康挫折中崛起,这些都是个人危机的示例。
玛丽和她的治疗师同伴们正在名为危机治疗的心理治疗领域工作,在这个领域内有人遇到危机他们的婚姻刚刚破裂,并且这个人需要帮助,你不能花几年时间去帮助他们,他们很沮丧,甚至可能自杀,除非你能帮助他们。 所以玛丽和她的治疗师每周都在办公室讨论诊所力的所有患者,研究患者的情况,并询问这些患者在度过危机的过程中取得了那些成功,以及哪些患者在危机中表现不佳。玛丽和她的治疗师进行他们所谓的结果预测, 他们发现了十几个因素,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一个人解决个人危机。
当玛丽告诉我这些危机的预测结果时,我意识到类似的因素也可以预测国家危机的结果,也就是预测“一些国家比其它国家能更好地解决危机”, 原因是这些因素与个人危机结果中涉及的因素相似。举几个例子,你们都经历过一些危机, 或是认识经历过个人危机的人。你已经认识到哪些因素会让一个人更容易度过危机,而哪些因素让一个人无法解决个人危机。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身处危机之中——比方说你的婚姻破裂或是刚刚被解雇——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你处于危机之中。如果你否认自己处于危机中, 不承认这个危机,那么你在解决危机方面当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同样,国家也可能承认、或是否认它们正面临危机。否认面临国家危机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在解决危机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三
“如果一味指责其它国家,也无法解决危机”
从个人经历来看,要解决个人危机,你必须承担责任,把危机归咎于别人对你没有好处,如果你责备其他人,而对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你不会做出任何改变。而对于国家,你可以从经验中发现有些国家一味指责其它国家,而没有解决它们自己的危机。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战后的德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德国人普遍认为德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德国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被敌人和德国叛徒在背后捅了一刀, 面对一战失利的德国, 德国自己的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否认德国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 这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导致纳粹政府当选,给德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相信大家都会从个人危机的经历中进行改变。如果你的婚姻破裂了,你必须想想, 自己做了什么以至破坏了自己的婚姻,我必须怎样改变自己才能让我的下一次婚姻或这次婚姻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改变自己的一切, 在个人危机中,变化必须是选择性的, 你必须认识到我需要改变什么,我的那些方面是好的, 是应当保持的。国家也与此相似,当国家遭遇全国危机时,国家必须认识到 ,这个国家的某些方面运转不良,需要改变,那些方面运转良好,不需要改变?
一个典型的示例是19世纪的日本,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而是1853年以后的日本, 这就是所谓的明治时期,当时日本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而面临危机,日本认识到日本必须迅速做出改变,以发展力量抵抗西方。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日本称之为明治时期。这段日本历史是一个选择性改变的极佳示例,日本改变了一些方面, 又保留了其它方面。日本没有改变天皇,日本始终有一名皇帝, 日本没有改变它的文字体系, 并保持了它美妙的日本汉字体系。但是日本改变了前政府,抛弃了封建制度, 采用了国家教育系统和工业化。 所以,日本展示出一种变化之光,这是大家在经历个人危机的经验中所熟悉的。
19世纪的日本,也说明了寻求帮助的重要性。
在所有的个人危机中, 大家都了解从朋友那里获得帮助的重要性。如果你和你配偶遇到困难,与朋友交谈并获得朋友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婚姻的建议会有所帮助。以拥有幸福婚姻的朋友作为榜样也会提供帮助。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朋友的帮助很重要,拥有可以作为榜样的朋友也更重要。
同理,一个国家可以向其它国家寻求帮助,就像19世纪的日本一样,任何(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也可以将其它国家作为解决危机的模板。
不向其它国家寻求帮助,或者拒绝学习其它国家解决危机的模式,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成功解决危机的。 通过个人经历可以知道,为了解决个人问题,你必须对自己诚实, 你的哪些方面做得很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你必须改变什么。 同样,国家也必须诚实,承认国家的哪些特征目前进展顺利,哪些特征的进展不顺利。我所在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有些事情如今进展并不顺利,有些美国人拒绝承认这一点。
在个人危机中,你要知道自信的重要性。如果你经历过以前的个人危机,并成功解决了它,你将有信心解决新出现的危机。
同样,国家会从解决以前的危机中获得信心,以欧洲芬兰为例,芬兰在与苏联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正因为如此,当我访问芬兰的时候,他们才认为既然我们在困难重重的同霸强苏联这样困难的事情中幸存下来,我们就有信心成功度过任何事情。
英国是我在美国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国家,从1958至1962,我在那里居住了5年。我的英国朋友还记得1940年的不列颠战役, 当时英国独自击退大规模德国空军,因此将其称为“不列颠战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人民仍然会想起英国独立对抗纳粹德国的那场战役,这给了英国人信心,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比不上那场战役。
四
“如果美国不共享疫苗成果,这个想法是滑天下之大稽”
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国家危机,今天,世界也面临着世界危机。
这场危机从新冠肺炎开始,新冠肺炎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战争, 新冠肺炎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或大多数国家, 任何尚未受到新冠肺炎影响的国家都将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新冠肺炎是一场世界危机,新冠肺炎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上的新事物, 它是第一个被公认的全球危机。 即使在新冠肺炎之前,也曾出现影响到全世界的问题, 但是世界拒绝承认那些问题是全球性问题。
为什么我们认为新冠肺炎是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呢? 一个原因是,新冠肺炎会很快使人致命,毫无疑问你死于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可以在两三天,最多两周内置人于死地。 气候变化也会杀死人,气候变化会通过恶劣的空气质量或导致饥饿而杀死人, 可以通过海平面上升引发海啸, 但是气候变化不会像新冠肺炎那样在两天内杀死一个人。 气候变化也不会像新冠肺炎那样毫无争议地杀死人,因此,我们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此方面,比较一下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假设我的国家美国,自私地决定它只会在美国境内抗击新冠疫情, 假设美国开发出一种疫苗,并且假设其愚蠢地将生产出的疫苗只用于美国民众接种,而不让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为其国民接种疫苗。如果美国只解决自家境内的新冠疫情,那么疫情再次蔓延也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是因欧洲和其他国家入境旅客而蔓延开新冠肺炎的,这说明美国无法靠自己解决疫情,中国如是,意大利、德国或法国亦如是。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问题,只有遏制住了全球的疫情发展,整个世界才能无虞。
当下,全球有很多人不承认新冠肺炎为全球性问题,有些人愚蠢地谈论开发疫苗,而只将疫苗用于自家国民,这个想法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开发疫苗,只在国内使用, 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是会发展转而又会为这个国家输入感染源,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努力共同解决。
的的确确,新冠肺炎酿出了一幕幕惨剧, 一如我开头所承认的,对我而言,新冠肺炎是一次个人悲剧,它将我的妻子和我五个最亲密的朋友裹挟而去。
但实际上,即使世界上每个人都感染上新冠肺炎,即使新冠肺炎带走全球2%人口的生命,十分之一, 1%的十分之一,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新冠肺炎可能会带走1.5亿人的生命,更有可能的是,新冠肺炎致死人数仅几百万人,仅几百万人遭遇悲剧。但是新冠肺炎的致死人数,对于气候变化或核风险这种可能消灭全人类的灾害来说,就太少了。
再次强调,新冠肺炎正在损害我们的经济, 但这种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会得到解决的,一旦我们研制出疫苗,明年,甚至可能是今年年底,当然也或许是后年。一旦我们有了疫苗,人民健康将不再受其威胁,世界经济也会恢复。
五
“气候变化问题,比新冠更有杀伤力”
世界已经面临并且仍然面临的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世界资源枯竭,但是世界还未确认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
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的威胁并不长久,但是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却一直是悬梁之剑, 气候变化会持续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这就是我说新冠肺炎不是全球最严重问题的理由。我们都在关注新冠肺炎,但现在还有更大的问题, 大家都了解的更严重的全球问题。气候变化这是中国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是欧洲的问题,是巴西的问题, 全球所有国家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大家都知道,在我的国家,气候变化经常导致干旱, 气候变化导致高温, 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减产,并由此引发饥荒, 气候变化导致疾病传播, 随着气候变化,原本只存在于热带地区的疾病现在能够传播到温带国家, 随着气候变暖,以及热带疾病如疟疾、 登革热和霍乱将朝各方向传播,从热带地区蔓延到温带地区, 传播到中国的温带地区,也传播到美国的温带地区,以及欧洲的温带地区。 早前在欧洲从未出现过发于热带非洲的名为基孔肯雅热的疾病。 但是因为气候变化, 因为欧洲气温变高,需要停留在其他地方,已经蔓延到意大利。这就是我说气候变化问题比新冠肺炎问题更严重的理由, 气候变化可能化作附骨之疽,永久性的摧毁我们的经济,
气候变化还不是唯一的大问题, 还一个大问题是不可持续地利用世界资源。 无论身在中国,美国,欧洲还是任何地区,我们都需要依赖资源这些资源是有限的,森林资源、水产资源、淡水资源、表土风化。
中国以及美国,都存在水土流失的问题,你们、我们以及欧洲都依赖进口海鲜,你们、我们和其他国家依赖进口林木, 但是全球的林木资源、水产资源、以及土壤资源都正在被不可持续地管理着,这是全球性问题,全球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矛盾。
有富国,也有穷国。 美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民众也很富有过去几周我们在美国了解到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平等,穷人就会感到不幸福,但这个世上,有穷国有富国,只要是穷国,那些穷国就有可能将这些问题摊给那些较富裕的国家,摊出其无力自行解决的疾病问题。 摊出经济问题, 当然还有核风险- 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任何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核武器交换的问题, 核风险引发的所谓核冬天将会改变世界的大气层, 全球的酿造条件也是个全球性问题。
六
新冠肺炎是影响最小,但最受关注的全球问题
新冠肺炎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在这些全球问题中影响最小,而人们却最受关注。
何以如此,正如我所说,人们意识到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能在短时间内收割生命。 表土流失是不会在短时间内致人死亡的。如果你死于新冠肺炎,那毫无疑问是死于它, 而如果你遭受呼吸道疾病或饥饿,则只是背景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 因此,新冠肺炎才是全球首个得到广泛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这成为了一个人们意识到全球严峻性的全球性问题,
因此,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新冠肺炎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但它却让我感到一丝丝乐观,为什么这场悲剧会让我感到乐观? 正是因为世界正在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世界也第一次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之前提到解决个人问题和解决国家问题的的前车之鉴其一, 就是以前对个人问题或国家问题的成功解决。 具体一些,大家都从经历中学得经验,一个年轻人其青少年时期、 20多岁遇到个人危机,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次个人危机,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危机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因为他们没有解决个人危机的经验, 但是一旦你经历了一次个人危机,你可以回想过往自己是如何面对危机的个人危机,那次我解决了危机,我有信心解决个人危机因为我早有经验,
我相信我会解决这场新的危机,所以我谨慎乐观, 明年或后年,当我们解决掉新冠肺炎后,全球各方共同努力力克时艰,体会到通过共同努力解决全球性问题后 ,我认为并且希望这将激励全世界去解决前述的其他全球性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全球共同努力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程度,但是想想气候变化,有谁能自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能降低全国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水平吗? 净化美国上空的大气, 然后防止气候影响美国的大气,当然不可能, 因为美国的大气和全世界的大气是相通的, 美国无法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美国参与解决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对中国而言亦是如此, 假设中国能够找到降低中国二氧化碳水平的方法,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就可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然,因为中国上空的大气层与印度、非洲和南美上空的大气层是相通的, 中国无法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也不能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但是直到现在,直到新冠肺炎肆虐, 全世界还不愿承认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方法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因此,我谨慎乐观地认为,一旦世界在未来一两年内全球攻克新冠肺炎问题,我们之后会想到,解决了这个全球性问题, 但是我们还有比新冠肺炎更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我们通过全球共同努力才解决了新冠肺炎问题,所以我希望和祈求新冠肺炎可以激励各国,在解决之后,能够不约而同地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解决资源枯竭问题, 解决海产产量、林木产量下降的问题,如果真有这样的结果,那么新冠肺炎疫情的糜烂可能会为世界带来改变 ,这就是我谨慎乐观的原因,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有助于形成未来的美好世界。
今年5月刚刚加盟钛媒体的“英语国际传播第一人”、前央视国际频道著名主持人杨锐也在演讲之后对话戴蒙德教授。
以下是“钛媒体国际”合伙人杨锐与戴蒙德教授之间的对话实录,经钛媒体编辑后整理:
钛媒体杨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考虑到当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您认为如何化解此类危机?我们是否已经错过了某些机会?
戴蒙德教授:对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一个是美国将在11月举行大选,大约6个月后,或在11月3日和4日举行。我不确定选举的结果会改变什么,但目前的民调显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略微落后于乔·拜登(Joe Biden)。因此,我不确定是否仍是特朗普当选,而我更希望另一位最终当选总统,这可能有益于中美关系。
第二个答案是,相比于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度集中的执政体制,美国是属于“三权分立制”,除了特朗普身上的权利外,其他美国50个州依然是有自己外交政策。比如我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有很多关于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宜。因此,我们不要只聚焦于联邦政府,毕竟特朗普不具备所有权力,各州的州政府也有相应外交权。
钛媒体杨锐:据我们所知,早在2000年,您与其他16位最杰出的科学家一起被授予美国科学奖章,并在白宫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会面,你曾对外称“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现在假设,您在白宫会见的是特朗普总统,希望提议避免中美两国背离的危机,您会当面对他说什么?
戴蒙德教授:如果我不想诚实地回答你,我可能会说一些关于特朗普总统的好话。但我坦言相告,其实无论是谁,包括我在内,都不会去说服特朗普相信他不愿意相信的事情。我认为,和他见面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服他的。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想法。简而言之,我的回答就是,与特朗普对话是浪费我的时间。
钛媒体杨锐:特朗普总统会不会以所谓的亚洲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转移公众注意力,从而导致两国面临真正危机呢?共和党与民主党可能会寻找达成共识的点,如果最后达成了,这是否会让两国关系更加危险?
戴蒙德教授:当然。我认为美国人的恐惧情绪与我们投票制度有关。据我所知,美国和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都不一样,在美国,如果想要投票,必须先登记。但他们就不需要登记投票,比如意大利,每个参与投票的意大利人会在选举前三周都会收到政府邮寄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投票的时间和地点,政府对每个投票的意大利人身份都一清二楚,因为他们进行了纳税申报,或是有车,又或是有自己的公寓。因此,你在意大利不用做任何登记就自动登记投票。
反观美国,民众是否登记投票取决于当地官员,而不是国家政府制定的规则。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地方官员在不断增长,这就使得公民无法投票给另一个政党。在内战之前,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但内战之后,非裔美国人被禁止投票。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才在有生之年看到非洲裔美国人能够开始投票。因此,我对11月份的总统大选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华盛顿共和党、州和地方政府的执政党会干扰选举,阻止选民给他们的对立方进行投票,我认为这是美国未来六个月中将面临的最大风险。
钛媒体杨锐:正如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提到的那样,美国自成立250多年以来,一直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的庇佑之下,且受到北部加拿大和南部墨西哥这两个相对较弱小邻国的保护。因此,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美国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恐怖袭击,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保护因素给美国带来的运气?
戴蒙德教授:首先说一下美国例外论。作为美国人,我们相信美国是独一无二拥有庇护优势的,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美国在两个大洋环抱且周围的邻国都对它不构成威胁。但同时,美国人引用美国例外主义的语境通常是消极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拥有特殊的优势条件的,所以拒绝向其他国家学习。
实际上,这样的想法的错误的,美国同样面临着其他国家的问题,比如医疗保障、教育、政府投资等重要的核心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方面,其他国家要比美国做的更成功。虽然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普及率最高,但是医疗费用也最为昂贵,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但美国人认为我们是特殊的,所以拒绝向加拿大学习,拒绝向德国和英国学习, 拒绝向日本和澳大利亚学习。 我们经常将美国例外论当做借口,来拒绝向那些已经解决了美国问题的其他国家学习。
钛媒体杨锐:您认为欧盟会比美国先一步找到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的解决方案吗?欧盟会树立榜样,给出当下危机的解决思路吗?
戴蒙德教授: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也希望如此。20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领导人开始促进欧洲地区联合,即组建欧盟。1961年,德国朋友明确地告诉了我,欧洲建立欧盟背后的动机,那就是通过建立欧盟使所有这些国家共享一支枪,枪管由比利时制造,扳机由德国、西班牙制造,瞄准器由意大利制造,子弹由芬兰制造,当一支枪需要由如此多不同的国家制造的时候,这些国家之间就不可能互相发动战争。因此在新冠疫情下,在这一点上欧盟和美国相比,是有很多优势的。在欧洲,由多个实体组成的联盟拥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可以通过多次尝试来摸索到最有效的应对方法, 总之,我对欧盟的未来持有很乐观的态度,未来一片光明。
钛媒体杨锐:目前有少数国家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不是货币的固有象征,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呼吁我们应该使用比特币,或者是Facebook的Libra加密货币进行世界统一货币交易,您如何看待这个呼吁?
戴蒙德教授:这其实包含了货币、主权和身份三重含义。
首先是货币。如果有一天我们拥有一种世界统一货币,这会是一件好事,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世界还没有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也许会在50年后会发生这一事件。
其次是主权。在全球层面上解决货币问题意味着放弃一些主权,为了全球主权而放弃一些国家主权。美国是由13个殖民地组成的,它们把一些主权让与给国家政府,同时又为自己保留了一些主权。对世界货币的未来而言,国家主权和全球主权之间将出现平衡。
最后是身份。目前大家还不存在世界身份这一说法。相反,国家身份会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美国,大多数美国人会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但是有许多美国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加利福尼亚人或爱荷华人。但同时我看到一些现象,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我首次听到欧洲地区的人使用“我们欧洲人”这个词。欧盟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开始改口称自己为“我们欧洲人”。因此,我相信,大众正在向统一的世界身份发展。
钛媒体杨锐:如今大众希望美国能够承担起世界领导的责任,但有一个残酷现实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您认为,如何让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
戴蒙德教授:在可预见的全球化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存和合作。如果不合作,就会像在面对新冠疫情危机中那样,身陷于美国霸权主义。在不确定的未来下,美国(希望)保持强大,欧盟也是如此,中国也将如此。但世界所有国家之间都应该合作相处,这是将会改变的一点。在911恐怖袭击中,大众可以明显感受到,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如今在新冠疫情时代中也是如此。
钛媒体杨锐:生活中您遇到非常严重的个人危机是什么?
戴蒙德教授:显然,个人危机与我已经活了82年这个事实有关。当我22岁的时候,我想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但过了6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为岁月计数,显然不会永远持续(活)下去。我希望还能再有10年好时光,因为我亲眼见证最亲密的一位朋友活到了100岁。
如今,我仍然希望剩下的时光可以与我的妻子在一起,我还希望能够多写基本书,我能多见到我的孙子,我不知道是否会达成心愿,这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对于世界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在不同宗教、不同货币和不同语言共同存在的情况下,正视全球化这样一个事实。我再次重申我的想法,也许新冠肺炎的悲剧会迫使我认识到, 迫使我们整个世界认识到,现在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整理 | 林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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