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志象网

在特朗普宣布要对微信“下手”后，腾讯终于在华盛顿有所行动。

8月17日，据POLITICO获取腾讯最新提交的一份文件信息显示，腾讯首次在华盛顿聘请了游说者——Roberto Gonzalez，他是美国前总统布莱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财政部副总顾问，这也是Gonzalez首次注册进行公开游说。

此前，因为美国政府的持续打压，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开始增大游说支出，据外媒报道，字节跳动这期间的游说金额增加了66%以上至50万美元。

腾讯和字节跳动只是入乡随俗。最近两年，华盛顿不断给硅谷的互联网巨头施压，而这些不缺钱的主，纷纷投入巨资，聘请说客。

2019年，Facebook、亚马逊和苹果的游说金额同比提高了32%、14%和10%。但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这些科技巨头削减了今年二季度的游说支出。亚马逊和微软是本季度仅有的两家扩大游说支出的科技公司。

据统计，2020年第二季度，Facebook、谷歌、苹果的游说支出环比分别下降了8%（支出480万美元）、6%（支出170万美元）、31%（支出150万美元）。亚马逊和微软的游说支出则环比上涨1%（支出440万美元）和22%（支出290万美元）。

说客赚得盆满钵满

游说对于美国公司来说是寻很常的操作，因为它们常常因商业行为而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

据Statista统计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游说支出总额为34.7亿美元，是自2010年游说支出达到顶峰以来，游说支出第三高的年份。

1998年至2019年的美国游说支出总额／Statista

随着美国政府不断提出法案，以限制科技公司收集用户数据，对它们滥用隐私的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惩罚。硅谷科技巨头也做出了回应，就是不断加大游说费用。统计显示，美国科技巨头在游说上的支出已经和大银行、制药商和石油巨头持平，甚至更多。

2019年10月，美国五角大楼将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给了微软，而在此之前，争夺这一合同的竞争对手还包括亚马逊、甲骨文、IBM等，它们都曾为了获得这份价值不菲的合同而进行过游说。

除了获取利益，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利用其雄厚的资金来击退监管威胁，并不断提高行业底线。“这些公司规模庞大，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美国众议员David N. Cicilline曾领导过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他说，“这些公司正花费数亿美元，试图维持平稳的现状。”

随着美国司法部门和FTC（联邦贸易委员会）加大对科技巨头商业行为的监督力度，这些公司在游说上的花费也在逐年提高。据CNBC报道，2019年，Facebook、亚马逊和苹果的游说金额分别为1670万美元、1610万美元、740万美元，同比分别提高了32%、14%和10%。

但谷歌的游说金额却同比下降了44%至1180万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在去年解雇了大约六七家游说公司，这和谷歌全球政府事务和政策业务广泛变化相关。

在谷歌减少游说支出的同时，Facebook、亚马逊和苹果愈发积极的在华盛顿游说。其中，Facebook的游说支出同比增幅最大，该公司面临FTC（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例如，在2019年第四季度，公司在加密、选举诚信和内容政策等方面向政府进行游说。

亚马逊同样也面临着FTC的反垄断调查，曾就全球贸易、数字广告、面部识别技术、云计算等进行了游说。苹果公司也收到了和其App Store相关的反垄断审查，曾就隐私、音乐授权、政府数据获取、移动支付和专利诉讼等相关问题向政府游说。

而高涨的游说需求也催生了美国的游说产业。美国华盛顿城区的K街就是这样一条街区，聚集了众多游说组织、智库、公关公司等。自1789年，纽约商人在美国国会第一届会议上针对关税进行请愿以来，游说这种行为一直流传至今。“决不允许浪费好的危机”，也自然而然成为了K街游说者的座右铭。

金主Facebook

在这些美国科技巨头当中，不得不提到Facebook，也是在四大科技巨头中花费最多进行游说的公司。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就曾凭借游说在听证会问询上全身而退，2018年4月，扎克伯格在两天内接受将近百名美国议员，共计10个小时的听证会问询，但他本人以及公司并未受到任何影响，Facebook股价反倒上涨。这与Facebook一直在游说上下苦功不无关系。

2019年3月，据Observer获取的Facebook一份内部文件显示，Facebook已经瞄准世界各地，试图将影响力扩散至全球，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越南、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等国。

该内部文件显示，Facebook拟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进行游说。其中包括，在欧洲游说政治家的战略行动，以阻止“过度限制”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立法；利用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出版的回忆录《向前一步》，与和公司敌对的欧洲女委员拉近关系；威胁各国，除非支持或通过对Facebook友好的法律，否则将拒绝向其投资。

为了进行广泛的游说，据OpenSecrets.org统计，Facebook在2019年的游说金额约为1670万美元，公司去年一共雇佣了72名游说者为公司奔走。

扎克伯格在2018年出席听证会／The Verge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游说记录以及 "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汇编的数据，2010年至2019年期间，Facebook花费了近8100万美元用于游说，仅2019年就花费了近1700万美元，是其有史以来最高的金额。该公司拒绝为这份报告发表评论。

2019年，联邦监管机构认为其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未能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同时泄漏了用户数据。Facebook去年一整年就在广泛的问题上进行游说，包括区块链政策、选举诚信、数据安全、互联网竞争、高科技员工签证、隐私立法等。

Facebook数十名的游说者都与国会议员有联系。据《卫报》2019年底统计数据显示，Facebook游说者为包括民主党领导人在内的29名现任国会议员工作，维护公司利益。

2019年，Facebook已经雇佣了68名联邦游说者，其中，有12名内部员工和56名来自K街公司的员工。在这些游说者中，只有3人从未在联邦政府任职。

在这些游说者中，有四位曾为白宫工作。GROUP DC的Sudafi Henry曾在2009至2011年担任时任副总统Joe Biden的立法事务助理。Subject Matter的Cefric Grant和Facebook现任游说者Nkechi Iheme都曾在美国前总统布莱克·奥巴马手下工作。威廉姆斯集团的Michael W Williams，则曾在1996至2000年期间担任比尔·克林顿的特别立法助理。

Facebook游说者和民主党领导人的关系／《卫报》

去年，虽然在Facebook的游说者当中，没有为现任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工作的人士，但仍有几位曾为强大的GOP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工作。

正是这种“旋转门”关系，更容易让游说者接触到他们的前雇主，这种纽带随之能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

而Facebook早期投资者、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一路上也为扎克伯格建言献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9年，Facebook受到监管机构严密审查，在扎克伯格前往国会山出席听证会之前，两人还曾私下会面交谈，讨论战略。据NBC当时的报道，特朗普在白宫还曾与扎克伯格和彼得秘密举办了一场晚宴。

迟来的中企游说

同美国科技巨头早早就开始进行游说不同，中国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很晚才意识到游说的重要性。据OpenSecrets.org统计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游说开销为1424万美元，还不及Facebook去年一年投入的游说金额。不过，中国科技公司在2010年仅投入了117万美元进行游说，相比之下，还是出现了较高的增长。

2018年，当美国政府指控华为帮助中国监视其设备用户后，据POLITICO援引消息人士称，华为当时认为游说国会或特朗普政府是不值得的。虽然华为保留了一些游说者，但公司还是决定诉诸法院，以及打媒体战。

现在，越来越多在美国发展的中国公司开始意识到游说的重要性，它们向K街求助，以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自从特朗普决定对华为和中兴进行制裁，中国企业聘请游说者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推动。

此前，美国政府认为中兴违反美国制裁，向伊朗和朝鲜出售设备，随即禁止中兴与美国公司开展业务，中兴便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此进行游说。

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海康威视在2018年，花费近180万美元聘请华盛顿的游说者，其中包括前众议员Rick Boucher（D-Va.）和特朗普的前竞选助手Lanza。

去年4月，大疆聘请了游说公司BGR集团，为公司提供“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立法或法规的战略指导和咨询”。

而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WeChat和TikTok也逐渐意识到雇佣游说者的重要性。

8月初，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打压WeChat，据POLITICO获取腾讯最新提交的一份文件信息显示，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对腾讯实施新限制的第二天，该公司首次聘请了一家华盛顿游说公司。腾讯聘请了美国前总统布莱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前财政部副总顾问Roberto Gonzalez，他现在是国际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合伙人。这也是Gonzalez首次注册进行公开游说。

相比之下，TikTok在去年5月就已经开始雇佣游说者。到了今年8月，特朗普对TikTok施压，据《纽约时报》报道，为了避免禁令，TikTok已经雇佣了一支超过35名游说者组成的团队，依靠这些在华盛顿内部人士，来为公司游说。据报道，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代表TikTok的游说者与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立法者举行了至少50次会议，其中包括商务、司法和情报等最高委员会的人员。

据OpenSecrets.org统计，TikTok直到2019年下半年才开始游说，花费了27万美元。但到了2020年，TikTok前三个月就花费了30万美元，还从K街四家不同的公司找来了27名游说者。

在这些游说者中，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David Urban，2016年总统竞选中，他曾帮助特朗普赢下了宾夕法尼亚州，也是特朗普连任竞选的顾问。特朗普称其为“最好的朋友之一。”

David今年1月受到TikTok的聘用，其公司American Continental Group的营收在特朗普执政期内出现新高，因为人人都想借用David和总统的这层关系。此外，David还是蓬佩奥在西点军校的同学。

在TikTok的游说者名册中，还有与国会民主党高层关系密切的人。据CNBC报道，TikTok最近重组了其内部游说团队，增加了几名和政府关系良好的说客，包括众议院多数党党鞭James Clyburn的前高级顾问Michael Hacker，还有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的前高级顾问Michael Bloom。

今年早些时候，TikTok还聘请了互联网协会游说组织的前首席执行官Michael Beckerman。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前主席Bart Gordon是美国著名律所K&L Gates的合伙人，他也在为TikTok积极的游说。而General Atlantic的首席执行官William E. Ford是字节跳动董事会成员，他也一直在为TikTok提供游说策略方面的建议。Mehlman Castagnetti Rosen & Thomas和 Monument Advocacy这两家专业的游说公司也在为TikTok服务。

不久前，TikTok聘请了迪士尼前高管Kevin Mayer负责其美国业务，也算得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游说，此举还遭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抨击，他称Kevin是“美国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