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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丨陶金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称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成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有些社会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县级行政区进行评价，百强县的概念从此流传开来。

到了2020年，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新一期《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根据报告，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0%的GDP。

在100个中国县域经济的代表中，江苏、浙江、山东这三个省份可以用“霸榜”来形容，三个省份的百强县数量分别为25、18、15个，占据百强县多数席位，而多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省份无缘县域百强。

总体而言，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县域的比较优势

不论是国家还是地区，想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环。中国县域经济，长久以来十分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跃程度，二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这些都是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面作详细解析。

1、经济活跃程度

在县域经济中，经济活跃程度和产业集聚，都是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支撑的。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进行。到如今，不断的合并重组使得全国范围内几乎已经没有中小型的国有企业，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体量巨大，很难以县城作为他们的总部，都已经搬到了更大层级的城市或都市圈中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县域经济的竞争，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竞争。这也是百强县中，江浙、山东等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优势被放大了。

相比而言，北方、西部地区之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发展，国企改革后也没能有效培育起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良好氛围。

另外，经济活跃程度还反映在县域之间的竞争上，这也是张五常教授的观点。具体而言，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

他认为，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这个租，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就是增值税。

企业给县政府交增值税，县政府大概留存四分之一，剩下的要交给上级政府。这种“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县政府的竞争欲望，客观上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各地之间在竞争中的“多赢”。

在当时，包括压低当地资产价格（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吸引了众多企业，都带来了经济活力。

2、产业集聚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大众都不太关注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实际上，这种集聚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的决定性因素。

集聚经济，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加成”：（1）劳动力市场共享；（2）中间投入品共享（即水平分工）；（3）知识和创意溢出。区域经济学将这三种效应称为专业化经济（或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因为这种集聚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马歇尔最早总结出来的），因为这三种效应都是来自于同一种产业内部的集聚。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外贸领域快速扩张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因为海运的成本更低，更靠近港口的一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发达河道可以容纳那些停在海港的巨型轮船（实际上对于万吨巨轮来说，南京及其下游的长江，与大海并没有什么区别），沿岸的城市就可以凭借低运输成本获得贸易发展优势。

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城市周边的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从而带来了规模和效率的双重改进。

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街道：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灯泡，而隔壁的另一条街则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和纵向分工是很难在全国甚至全球其他地区看到的。

县域经济的瓶颈

活跃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和分工协同，使得县域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从长期看，县域经济能否继续发挥快速引擎的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以下三个瓶颈。

1、公地悲剧

县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这里，我们不讨论县政府是否可以完全当成公司那样进行互相间的竞争，而是单纯看这种竞争是否会带来所谓的“市场失灵”？

县域竞争促使各个县市发展出各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同时发展的全面经济。但想要在县域之间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又必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这种矛盾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纠结之中。

另外，各个县之间恶性竞争、区域基础设施缺乏协调，经济资源难以配置，又互相设置行政壁垒造成市场分割，都对总体经济效率形成掣肘，反过来侵蚀每个县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地悲剧”。

2、集聚经济受限

集聚经济，除了上文提到的专业化经济以外，还有一项重要效应，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经济（或称雅各布斯外部性，因为这种效应是美国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最早发现的）。

这种效应源自于两个方面：城市规模和产业的多样化。

这两个方面很难在一个典型的县域经济中出现。首先是当地的经济规模可能不大，无法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需求，没有这些需求，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很难得到发展，同时产业集聚意味着产业高度专业化，多样化不足。同时，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过省、市、县等级行政边界的问题，长此以往就造成了科技创新不足，进而造成发展后劲不足。

3、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

从百强县的发展情况看，绝大多数百强县的发展依然依靠工业和投资，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百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增速都远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发达省份。

这一方面是由于路径依赖，当前这些地区依然能够依靠工业集聚获得区域间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避免出现美国底特律等城市那样的局面，事实上，昆山等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由于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优势已经逐渐被侵蚀，引人担忧。

县域经济的前途

同时面临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县域经济的前途如何？可以说，若不转型，比较优势可能受限制，同时瓶颈可能被放大。问题是该如何转型？

1、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困境

在城市化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中的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会持续被城市地区吸引而离开当地。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百强县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个别县市已经沦为人口流出地。人走了，县域经济赖以生存的经济活跃度有可能会下降，产业集聚效应也可能会被削弱。

人走了，还有补救措施。此时，就更需要县域经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挖掘新动能。而且，县域经济本应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也更应该与当地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

我们看到，当前浙江的一些县市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和新业态重新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互联网化、东阳市的横店影视旅游一体化等。然而，这种转型，艰辛难免。

2、县域经济的抉择

面临“公地悲剧”和“集聚经济受限”这两大瓶颈，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县似乎都有变成县级市的动力，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权力更高、获得的政策更多，但也有不少县不愿意改变，背后是对财政不独立、资源配置权力减少的担忧。上个世纪90年代，县域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波撤县设市潮。

截至1998年底，中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个为县改市。近年来，这种潮流有所减弱，但并未停止，2009年-2019年，全国共141个县被撤销，同期增加110个市辖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域经济面临更多的“身份纠结”：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将持续扩张，这种工业向服务业的过渡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当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自身摇身变成城市，重点发展服务业，此时便再无所谓“县域经济”；

而想要维持县域经济原来的那些活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坚守工业制造业，但这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普遍规律相悖，又可能因为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走向没落。

对于未来，上述困境将继续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到底该坚守县域经济的优势，还是向城市靠拢？这个问题将会一直拷问着中国的每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