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脑极体

人性真的经不住考验。

日常时候，我们总会嘲笑那些遭受电话诈骗的大学生，我们也会看不上那些深陷传销陷阱的打工者，也对痴迷于“抖音靳东”的大妈极尽嘲讽之能事。而如今，这些自诩为职场白骨精、高知高情商的精英们也无法逃脱“职场PUA”的眷顾。

（来源：知乎截图）

这几天上热搜的“自愿降薪”的闹剧，成功地让职场人的现状现出原形。如果你在这家公司工作多年，你是积极响应老板的号召，跟着公司业绩大涨之后主动降薪10%，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现在的薪资水平，或者反其道而行，鼓起勇气去根据自己的业绩表现提涨薪的要求呢？

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抗争，但结果可能会很打脸。从这家网络游戏公司反馈的公告来看，公司老员工和高管100%申请自愿参加降薪，内心普遍真实高兴满意。更“惊艳”的一波操作是，该公司老板还发出“悬赏”，只要有参与活动的员工发出“非自愿”接受“自愿降薪”的声明，就“奖励”他3万元。

目前来看，至今没有一个员工公开声明，自己是非自愿地“自愿”降薪。这位老板的这一招恩威并施果然奏效。据媒体报道，胆敢公开这张内部群截图的员工已经火速被辞，而也有人称这家公司很早就用类似的办法来考验员工的忠诚度。

这可以说是极具魔幻色彩的2020年当中有一笔值得我们记录的众生相了。

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可以翻看下过去人类的经历，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普通人很容易服从权威？

服从权威，来自于人的平庸之恶？

1961年12月15日，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一场全球性的法庭审判的直播。主持这场法庭直播的是以色列，受审的犯人是被称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执行者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

这一天，经过多名犹太人的指证，艾希曼被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反人类罪”判处死刑。

这一天，身为犹太人的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出席了听证会，发表了著名的“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的观点。在阿伦特看来，和那些集权主义统治者所犯下的“极端之恶”不同，艾希曼这样的罪恶参与者所犯下的是一种失去个人判断力而盲目服从权威的“平庸之恶”。

这一观点直接触怒了绝大多数犹太人。因为这指出了这种罪行是全人类都可能会犯下的，因此犹太民族没有从这场大屠杀悲剧中获得独特“救赎”价值。

无独有偶，1961年，为了试图找出“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的原因，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在耶鲁大学的地下室里完成了那场著名的“服从权威”的米尔格伦实验。

在这场被实验者不知道实情（不会发生真的电击）的电击实验中，有65%的被实验者在实验者（现场的权威人士）的要求下，选择了超高度的电击。只要进入到扮演“老师”的角色中，并且得到了旁边实验人员可以“免责”的保证，还有要求他们继续实验的命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乖乖就范。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实验对象会表现出对被电击者的同情，以及对这件事情的怀疑，甚至于表示不要这次实验的报酬等，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仍然选择完成这项实验，其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实验对象身处了一个被穿着实验室服装的“权威人士”所控制的场景中。

2010年，法国一家电视台在一档名为“死亡游戏”的游戏节目中复制了这一实验。电视台邀请了80名不知情的观众分别参加了这一游戏。同样在一场“答错就电击惩罚”的游戏里，高达80%的人实施了最高档的足以致人死亡的电击，只有20%的人选择放弃电击惩罚。

而在此过程中，一旦参与的观众表现出犹豫或者不情愿的态度时候，站在一旁的主持人只要给出命令，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继续。

当然，我们无法证实这场电视节目最终的真实性，因为面对摄像机镜头，现场观众可能确实会认为对看不见的那个答题者的电击是一场表演。但令人深刻的是，大多数人会按照权威者的命令来完成任务。

回想一下那些在传销组织中，或者一些营销现场陷入狂热的人群，或者在冒充“警官”的骗子的恐吓操纵下的受骗者所遭遇的情境，甚至于有过公司的集体团建的那种拓展训练经验的人，都可能会惊讶平时“自由散漫”的自己，怎么居然可以在所谓“集体荣誉感”的胁迫下做出那种为他人“牺牲”、为团队“担责”的勇气呢？

很显然，我们大多数人一定是在受某些共同因素的影响，而选择服从权威。

测测你的“纳粹值”：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服从权威？

2008年上映的一部德国电影《浪潮》，展示了如何在短时间内在一个组织内部建立一种极权主义团体，并且还有效地让大多数成员洗脑并服从这一组织的实验。这部电影是根据一则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

美国加州的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试图向让学生们理解“灭绝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但他没有采用说教的办法，而是用了实验的方法让学生们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模拟德国纳粹的种族屠杀的过程。

很快，在琼斯的带领下，这个班的学生们就建立起一种以琼斯为领袖的高度教条化和中央集权的组织，他们设计好了高度服从的组织纪律、口号、标语，识别自己人和外人的方法。

口才较差但行动力强的学生从中崭露头角，开始主动拉拢学校的学生加入这场“第三波行动者”组织，随即他们就开始接管教室的部门权力，开始虐待那些在这场行动中不积极的同学。

这一实验，最终在一场向参加组织的学生假意要宣布一场更加宏大的全国性政治计划的全体大会上，琼斯播放了一段《纽伦堡大审判》的录像，告知学生们“他们已经被操纵”的事实，并告知学生们的表现已经超出原本他们所能意识到的程度。

这一实验展示的结果同样令人吃惊，即使是亲身参与了这场极权主义的设计，参与者也很快投入其中，开始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轻易而举地按照权威的命令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你会辩解说他们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自制力，那么在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的菲利普·津巴多，则进行了另一场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实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同窗学习的学生们因为模拟了监狱中的“囚犯”和“看守”，这些人就已经分别按照自己的角色来行事，“看守”变得残暴冷漠，“囚犯”变得软弱，容易崩溃。原本计划进行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虽然现在这一实验饱受争议，其中可能涉及实验结果无法重复（估计也没有人再愿意重复这一实验），也有证据证明参与实验者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引导和怂恿，才去表现出狱警的残忍和囚犯的痛苦绝望。

不过，它仍然一定程度说明了，人们在被“规定”了新的社会角色之后，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所处情境所影响，改变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行为原则。

那我们如何来理解人类这种极为复杂的“角色扮演”以及“服从权威”的行为呢？

如果回到人类原初，我们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逐渐进化出了有关“善恶”、“公平与不平”等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我们可以凭借一种“理性本能”来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做出评判，比如不愿意撒谎、不愿意伤害他人，就如同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不愿意受骗，不愿意被人伤害一样。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原始本能，我们更加倾向于服从群体的意志，特别是群体中那些看起来强大、权威的人的意志。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被群体排挤出去，又能在群体的行事中获得庇护，避免承担责任。

尽管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遵循道德、也能按照自己的道德情感去进行判断，但是我们一旦处于极端压力情况下或者生命遭遇威胁的情况下（即使只是自以为的情况），也会很容易丧失判断力，从而选择服从权威给出的命令，即使这个命令违背内心的道德，人们也往往无力反抗。

相比较于人类把共同遵守的道德主张写在律法和经典当中，人类受这种本能驱使可是数以百万年的历史，这些恐惧深刻印刻在人类的基因当中。这些才是让我们难以脱离“服从权威”泥潭的原因。

那么，照这样说，这岂不是为人类的“平庸之恶”做辩护。那些借“被强迫”、“被指挥”而犯下罪行的人不是就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责了吗？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有可能战胜这种“平庸之恶”。

把你的枪口抬高一点：我们该如何来克服“平庸之恶”？

在1989年，柏林墙被推到前的两个月，20岁的东德年轻人克利斯·古夫伊成为最后一名越墙逃亡被枪杀者。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上，当时射杀克里斯的几名东德卫兵接受审判。

他们的辩护律师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而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庭给出的理由是，作为卫兵的职责，不开枪是违法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

“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卫兵亨里奇所遇到的困境正是以上实验中所想要“复制”的真实场景。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规则，他要按照这些原则去履行“职责”，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道德良知。然而到了现场，他却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必过高地估计自己能够“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意志，也不要过于简单地为这些人下结论。如果说稍微“布置”下一个高压情境，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自愿服从命令”的窠臼里，甚至于这个权威者不再现场。

通常来说，完成这一情境只需要以下条件：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你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来源；一个高压的环境，或者是非常危险的环境或者是非常有诱惑的环境，会使得人们高度兴奋而难以做出理性决策；一个外在的奖惩体制，由他人（通常是权威者）来掌握对你的奖励和惩罚。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会深陷其中，变成乖乖听话的傀儡。

今年PUA这个词大行其道，其主要手段也大致属于这些方法的范畴，比如甜言蜜语和冷暴力轮番上阵，逐渐控制你的社交关系，逐步否定你的独立人格，为你精心设计重大的决策时刻（通常是欠债或者投资）。

无论是控制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还是短时间控制住受害人心智的电话诈骗，还是我们看到家庭和学校中的暴力和欺凌，以及职场中对职员的骚扰和过度压榨，无一不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人心进行操控的。

但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如果我们无法把那些处于潜意识当中的东西变成意识当中的东西，这就成为了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如果反过来，我们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自由。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真正理解了这种“服从权威”的心理根源和实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服从权威”的风险降至最低。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一旦陷入这种极端的情境下还能保持如今的冷静，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一开始就意识到有身处其中的危险时候，就能马上抽身离开。

如果已经深陷其中，就如同开始那家公司的大多数职员一样选择沉默一样，人们很可能已经陷入那个利益和人性的网络中难以抽身，毕竟人们对投入的沉没成本更加在乎，而对新的可能性机会会视而不见。

所以，千万不要考验自己的人性，而是要不断锻造自己的人性，丰富其厚度，不要为这些“局面”所困。

总有人能在千万人陷入狂热之时，选择了反抗。